“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51）
五，斯大林去世，苏共新领导集团迫使毛泽东同意结束了朝鲜战争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对此，中方不予回应。
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再次中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斯大林曾发生过第一次中风）。三月五日苏共公布消息：斯大林因脑溢血突发去世。
斯大林去世后，掌管苏联外交事务的莫洛托夫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份应立即停止朝鲜战争的备忘录，得到其他领导人一致赞同。苏共新领导层没有斯大林那样高的声望；但也没有斯大林那么多的精神包袱，容易被毛泽东拿捏。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苏共新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科兹涅佐夫同周恩来会谈，强烈表达了希望恢复停战谈判的愿望。周恩来则仍以遣返全部战俘等所谓“原则”作推搪。由于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因心脏病在三月十四日去世，周恩来奉命还要去捷克吊唁，因此中苏关于停战问题就暂时没有继续下去。
鉴于周恩来表露的中共顽固立场，三月十九日苏共领导在未与中国领导人商议的情况下决定了朝鲜停战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苏部长会议向毛泽东、金日成发出信件，指出：“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接着，苏共在信中提出了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那就是首先由金日成、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二月二十二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作出肯定的回应；然后中、朝政府权威人士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然后苏联政府表示支持并在联合国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配合。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立场，苏联领导在信中强调：“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沈志华：《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以上苏共中央停战方案中提到的：“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完全与联合国军提出的遣俘自愿原则和遣返办法相符。
周恩来在参加了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后于三月二十一日回到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再次约请周恩来会谈朝鲜停战问题。周恩来根据北京的指示，仍说要“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的理由是：“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周恩来表达的意见，当然也是毛泽东的意见。但苏联领导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沈志华：《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
面对苏共新领导集团如此明确、强硬、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毛泽东应该意识到斯大林已经是“过去式”了，虽然他对这个新领导集团未必瞧得起，但苏共现在毕竟还是共产阵营的头，不能将他们的意见当空气；而且当事国北朝鲜金日成也早就主张停战了，如果中共还要坚持打下去，那就难免让人觉得中共喧宾夺主、太过强横霸道了。因此毛泽东反复考虑以后在第二天复电周恩来，无奈地同意了苏共的提议。但他又自找下台阶辩解说：“这实际上既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斯大林又一代名）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毛泽东传》）这个独裁者，真是到什么时候都要将他的面子放在第一位。
四月一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强调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不仅要尽快交换伤病战俘，而且要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缔结停战协定以结束战争。面对苏共这样强硬的态度，毛泽东表面上同意结束战争，但实际上再次采取阳奉阴违的卑劣手法，按他的“既定方针办”。他对志愿军下达的指示仍然是“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四月三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作报告也宣称：“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这个周恩来，虽然担任国家总理之职，但处处表现得如同毛泽东的家臣。
四月五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电报说：“在六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第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这个电报的意义表明了毛泽东还不肯爽爽快快地与对方谈判结束战争，他还要在战俘问题上继续纠缠。所以毛泽东真正的态度，就如沈志华先生在《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
沈志华在该文中还指出：“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五百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按：沈志华提出的这个证据，证明我在以前一些文章中指出的：毛泽东对斯大林多少还有些敬意。斯大林死后，他欲取代苏共领导做国际共产运动“头”的野心开始膨胀的观点，并不是个人无根据的猜想。）
其次，志愿军的状况也如沈志华先生说的那样：“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志愿军司令邓华根据毛泽东“只管打，不管谈”的原则，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同时他也提出了另一手准备，即“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毛泽东传》）
与此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起历时两周，联合国军方与中朝方在板门店首次交换战俘。联合国军方交给中朝方伤病战俘共六千六百七十人，其中志愿军伤病战俘一千零三十人；中朝方交给联合国军方伤病战俘六百八十四人。
四月二十六日，板门店谈判在休会半年后复会。已经打了两年十个月的朝鲜战争此时似乎露出了就将结束的曙光。然而，毛泽东还要捣一下蛋，他还不甘就此停战。
五月五日，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夏季战役的补充指示，说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改善我现有的阵地。”实际是要趁在谈判签字前尽力多扩大一些占领地。
五月十三日，志愿军提前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战争重新爆发。这次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一阶段战役，从五月十三日开始到二十五日基本结束。第二阶段战役从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三日。第三阶段战役从六月二十四日一直打到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签字那一刻为止。据中共方面说：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五天，共毙伤联合国军十二点三万余人，扩大阵地二百四十余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志愿军发动夏季战役完全是执行毛泽东指示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到毛泽东性格中那种极其狡诈、不讲信义的特点。其实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这样的。所以也难怪他在党内外斗争中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就其个人才华言，他是文武双全，世间少有；就其品质言，则十足是一个地痞流氓。
由于志愿军背信弃义发动夏季战役，南韩总统李承晚愤而下令参加板门店谈判的南韩代表不再出席会议。停战谈判又有流产危机。但是此时的美国总统也换了人。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时就宣称：“只要还有一个美国士兵在朝鲜面对敌人的炮火，那么，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他认为战线现在稳定在三八线，南韩政府保住了，战争再打下去继续牺牲美国士兵的生命没有必要。因此他不理李承晚的痛哭流涕，也不理国内继续打下去的舆论，说服国会内的鹰派，维持谈判继续进行。但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也做好了一旦停战协定不能顺利签订或签订了又被中共撕毁的应对措施。七月二十三日，有艾森豪威尔参加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使用原子弹。”这是对中共最后的严厉警告。沈志华说：“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什么时候将美国将使用原子弹的消息传递给了中苏领导人，但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沈志华：《中苏领导人对朝鲜战争停战的政治考虑》）其实毛泽东也明白，苏联不同意再打，北朝鲜早就不同意再打，他们一个是军火的供应国，一个是战争的当事国，他们都不同意打下去，自己硬要继续打就变得没有名堂，舆论上很难站住脚。而艾森豪威尔是二战名将出身的总统，作风强硬而果断，他说要使用原子弹，那就不是吓吓人的空话。而一旦打起原子弹来，他毛泽东绝对是讨不了好的。也不要指望苏联会出头同美国打原子弹仗。莫洛托夫四月一日的公开声明实际上也对全世界撇清了苏联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与中共的关系，你毛泽东不肯停战还要打，那是你毛泽东自己的事。所以，毛泽东在夏季战役中捞到一些好处，挽回一些面子后，权衡再三，也只得就此收手。此时他寄望的是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的实惠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字，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到此结束。根据协定，交战双方在七十二小时内各自从对峙前线后撤二公里，将这四公里地带作为非军事区，由双方军事警察维持秩序。停战十天内，联合国军从北朝鲜东西海岸所占领的岛屿撤退。
八月五日起至九月六日，双方交换愿意遣返的战俘。中朝方面交给对方战俘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三人，联合国军方面交给对方战俘七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人。不愿遣返的战俘均交由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瑞典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由双方派出人员进行“解释”，即对不愿遣返战俘做最后的劝说。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联合国军方宣布“解释”期满。最后的结果是：联合国军方面战俘有三百四十七人不愿遣返，其中有美国人二十一人、英国人一人。这二十二人后来都选择到中国定居。中朝方面战俘不愿遣返的有二万二千六百零四人，其中中国人一万四千七百零四人。名单宣布后，经中共政工人员趁战俘尚未遣返的最后机会，再次对战俘“解释”，结果志愿军战俘中又有四百四十人改变主意愿意回国，其余一万四千二百多人则坚决不肯回中国大陆，选择去了台湾。北朝鲜军的战俘，也有一百八十八人改变主意愿意回北朝鲜，其余七千六百多人选择去了南韩。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由印度等中立国负责看管的解释营解散。二十三日，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从仁川启程乘轮船前往台湾。
毛泽东在战俘问题上拖延了起码二年多时间，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又打了好几仗不该再打的仗。除了第一批交换的伤病战俘一千零三十人，和第二批以本人志愿遣返的战俘五千六百四十人，第三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争取到四百四十人改变主意愿意回国。所以，毛泽东实际是以几百倍志愿军伤亡的代价，才争取到这这四百四十人的遣返的。
志愿军战俘前后归国的总数是七千一百十人。人们原以为这些战俘在朝鲜战场吃尽了苦头，毛泽东又是花了那么大代价才争取到他们回国，中共一定会很好地对待他们，起码要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吧！然而现实十分残酷。这些战俘除了在回到祖国跨入国门那一刹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接着就是被集中到辽宁省离边境较远的一个小县城昌图，关押起来交代问题。个个归国战俘头上罩着“叛徒”的阴影。根据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处理战俘方案，那些在战俘营关押期间有变节行为的，包括那四百四十个改变主意回国的战俘，都遭枪决。其余战俘经自我交代、揭发批判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被开除军籍，遣送回乡；凡党员、团员的则同时被开除党籍、团藉。这批人回到家乡后，政府不给安排工作而是任其自生自灭。落到一个具体的单位后，比如说某个村，某个街道，又是无穷无尽的“交代”和“思想汇报”，平时要如“四类分子”一般接受监督劳动，政治运动来了要接受批斗，精神极度痛苦，以致有不少归国战俘在不同时期走上了自杀之路。毛泽东如此苛待回国战俘，而当初又如此坚持必须全部遣返，说穿了并非是爱惜这批俘虏，而是恨其被俘不死，不能让他们留在大陆境外丢他的脸。
前不久我看网上“美国中文网”《解密时刻：志愿军战俘》五集视频节目，其中有对原志愿军归国战俘和与去台湾战俘的采访，还看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原来这一万四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以后，虽然其中部分人也遭到过台湾情报部门暗中的监控，这主要是一些原共产党的干部，但所有战俘到了台湾后政府都给安排了工作，当时台湾物质生活条件也不很好，但总算能安居乐业，退休后也得到政府不错的福利照顾。到了八十年代，这批大陆来的老兵渐渐老去，思乡之念越来越浓。一九八七年九月得到台湾总统蒋经国批准，开启老兵返乡探亲之旅。可是有的返乡探亲老兵回到家乡却发现了一个荒谬绝伦的事情，原来中共当局为了向人民隐瞒有一万多志愿军战俘不肯回国投奔台湾的事实，一直不对家属交代这些人的下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政治压力一时比较松动，有些家属就要政府交代这些人的下落。政府十分尴尬，因为一直不敢说他们去了台湾，现在只好说他们都战死在朝鲜了。因此从一九八三年起，政府给那些家属补发了“烈属证”，此后每月还发一些经济补助。有的地方政府还特为修了“烈士墓”。其家属的境遇大大好过当初因为不愿舍弃祖国而选择回国的战俘家属。而更令这些地方政府想不到的是台海两岸不相往来三十年后，那批“死了”的老兵竟然回来了，这就揭开了所谓“烈士”的真相。好在当时已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些当年被中共视为“反革命”而逃生海外的人，此时回国探亲、投资，都被政府奉为“外商”、“侨胞”，优礼有加，当地政府就厚着脸皮顺水推舟，改称这批老兵为“台胞”，其家属为“台眷”，继续予以优待。
中共对待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刻薄、残忍，是毫无道义、毫无人性的。而毛泽东以战俘遣返问题采取的拖延战术，也是以失败收场的。实际情况正如沈志华先生在《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