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亦称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英语：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当年的红卫兵、亲共团体及人民日报称为香港反英抗暴斗争[13]，是一场于1967年在英属香港发生及持续近八个月的左派暴乱，当年在香港的左派组织为响应于同期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14]，在中共港澳工委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策动下，左派团体于1967年年初开始捕捉在香港发起骚乱的机会。同年4月香港人造花厂新蒲岗分厂发生工潮，5月6日有部分被解雇的工人在工厂外集会及阻止制成品出厂，与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肢体冲突[15]。5月11日，约1,500名示威者在工厂所在的新蒲岗聚集，贴大字报及阻塞货运，防暴警察到场驱散人群，事态迅即演变为骚乱，并且蔓延至黄大仙及牛池湾，当晚东九龙局部地区宵禁[15]。香港工联会领导层及左派团体领袖成立斗委会，试图以暴力手段斗垮香港政府，连日在香港各区发起骚乱，可是其发起的罢工罢市始终得不到普罗市民的响应，7月起示威集会大幅减少，然而左派份子却于同月发动炸弹袭击浪潮，在5月至12月间于香港各区放置及投掷至少8,074件怀疑爆炸品[16]，当中有1,167枚真炸弹[17][18]，左派策动炸弹袭击平民的恐怖活动，终导致在香港的中共组织及左派团体民心尽失，港府于同年12月基本平息这场导致多人死伤的暴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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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对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说：“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只要能长期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271]:31、“这其中香港所发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贡献之重要，是无可估量的。由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现状，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现状，才对中国有用，既然有用，就长期而充分的利用之。这个政策一直不变。”[271]:36、“‘反英抗暴斗争’，组织左派群众，和香港的英国政府正面冲突，冲击港督府，与警察打斗，到处放置炸弹。英国出动正规军反击，双方都有死伤，还累及不少无辜市民，一时局面十分恶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左派暴动才渐渐平息。其后这场动乱的组织者与发动者据说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有些人还受到处分惩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改造。经过了这次教训后，‘不得破坏香港现状’的政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更加得到重视，这个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现状的维持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也即是对全党有利，对香港广大中国同胞有利。”[271]:37[272]。
程翔称六七暴动时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夺取了周恩来的外交权力，改变港澳政策，让左派挑事，并非左派声称的自发爱国反帝国主义[273]。香港左派“不要以为反正身边有几十万工友，随便斗他一场不要紧。”周恩来问毛泽东是否真的有意收回香港，毛泽东说没有，周恩来便借此叫停。程翔称澳门左派在一二·三事件取得全胜后支配了澳门政局，澳葡政府难有作为，澳门在往后二十年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都陷入停滞，香港左派模仿澳门左派发起暴动却遭到挫败，港英政府把握时机革新行政，在往后的二十年间香港经济长足进步，并且跻身入亚洲四小龙，港府又主动扩大华人参政及回应市民的诉求，民生有显著的改善，社会趋于稳定，港英政府因而具有广大的民意基础支持，不像澳葡政府被左派夺权后只能消极管治，导致有较多澳门居民期望通过政权更替改变澳门政府不作为的处境。面对九七前途问题，香港市民并不盼望“回归”，中共为了推动香港顺利“回归”，中共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许下普选承诺，在《香港基本法》第45条及第68条列明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最终实施“双普选”，而《澳门基本法》则没有实施普选相关的条文[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