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摘自 郭松义 清代粮食贸易
雍正四年（1726），镇海将军何天培从济荒的角度谈到：“窃查天下米粮，出产于东南各省居多，平日藉客商贩易流通，偶有荒歉之岁，所资藉于邻省，倍为紧要，即如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此数省之米苟无阻滞，岁岁流通，源源不绝，小民虽遇歉收，尚不至于无食。”[86]何天培说的虽不全面，但对南方地区的情况，还是作了大致的勾画，即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和建福台湾府，属于余粮区，江、浙、闽、广所缺粮食，主要靠它们供应。
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粮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而产粮最多的川湖等省，运出的米谷又越来越多地被江苏、浙江所消耗，这对同样需要粮食的广东、福建两省，必然会有所影响。从康熙中后期起，闽粤海商在往暹罗越南、吕宋等国外贸易中，见那里稻谷丰熟，价格低廉，运输也比较方便，常捎带进行粮食贸易。这样又开辟了从国外运入粮食的新门路。清朝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康熙六十一年（1722），专门下诏要求暹罗国运米30万石，到福建、广东和浙江宁波进行平粜，并免收关税。雍正二年（1724）又规定：凡暹罗等国运米船只，所有随带商品一律免税。乾隆八年（1743）。更进一步作出决定：“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十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须籴买，即着官为收贮。”[121]
对于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的，也鼓励运米回国，还按照去往地点，制订了运米规则：如到暹罗的，大船必须带米300石，中船200石；去噶喇巴的，大船250石，中船200石；去吕宋、柬埔寨、柔佛等地的，大船200石，中船100石；往安南、丁家奴、苏禄等地的，中船各带米100石。后来虽一度取消了必须带米的规定，但又订出新的奖赏条例，凡中国商民载米回国，按数量多寡，可以得到从九品顶戴直至七品或把总职务的荣誉官衔。
乾隆以后人口的迅速增加，也造成商品粮供应的紧张。乾隆十三年（1748），朝廷内外曾就粮价上升、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其中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加。且以湖北巡抚彭树葵的奏疏为例，他认为：“湖北在康熙年间，户口未繁，俗尚俭朴，谷每有余，而上游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贩日至，是以价贱，遂号称产米之乡，迨户口渐增，不独本地余米无几，即川南贩运亦少，谷寡价昂，势所必至”[194]。应该说，四川、两湖等省，在乾隆初年，尚属人稀田多的宽乡，因人口增加造成粮食紧张的情况，只不过初见端倪，到了乾隆中后期，其矛盾更日渐突出。清代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于扩大商品粮的数量，确实是一付难以解脱的包袱。
在苏州、杭州、广州、福州、厦门等重要工商业城市，粮食问题更为大家所关心。尤其是遇到两湖等产米区发生灾荒，米谷供应紧张，不但居民感到惊恐，也使清朝政府焦虑周折，亦有发生民变事故的。乾隆十九年（1754）九月，台湾遭受飓风袭击，农田损毁严重，无力再往内地运米，漳州、泉州等居民集中的城市，竟因此发生民变。省城福州，也因“粮价腾涌”， “海米稀至”，而有“民变之事”[198]。道光十二年（1832），再因城中缺米，“铺户囤积”，造成更大的风潮。一时平民“蜂拥抚署，木匠借众将头门大堂拆毁，文武人援者皆拒辕门外”，使官府惊恐万状。
以下摘自 陈慈玉 日治时期台湾出口品机制
就日 治 時期 臺 灣出 口貿 易 市場 而 言，日 本自 二 十世 紀 開始 即佔 有 相當 顯 著的 地 位， 且其 重 要性 與 年俱 增， 1897-1914 年間 在總 出 口值 中的 平 均比 重 為 55.10%，1915-1929 年 成長 為 81.41%，1930-1942 年 間則 高 達 91.38%。 1所以 臺 灣的 出 口產 業可 說 是以 日 本為 主要 且 幾乎 是唯 一 的市 場 而發 展的。日 本本 國 的經 濟乃 至 政治 情 勢影 響了 出 口貿 易和 相 關產 業 的發 展，但 不 可否 認 的是 政府 政 策亦 主 導了 其發 展 的方 向， 尤 其是 政 府所 制定 的 出口 制 度和 對產 銷 組織 的 介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