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愚民教育，国民性》
文/马青
1932年9月3日，前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15岁，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
如果时间倒流到“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这些时间节点上，说不定，我也会揭露我的父母，以表明我思想纯洁、政治正确。国家如此强大，国家机器如此恐怖，党的外衣如此美丽，个人如此渺小，我必须拼命站队、紧跟，才能免除孤独和恐惧。
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强悍和无孔不入，让你相信，个人单独存在时，不具有生命的意义，个人、自己、我，都是肮脏的、邪恶的。只有站进人群，成为集体中间的一员，成为“我们”，和周围的“人”说一模一样的话、做一模一样的事，才是活着的、被亲朋好友承认的生命，才可能远离嘲笑、逃脱专政，不被边缘化，才有归属感和舒适感。一党专政之下，个体是随时可以献祭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军国主义祭坛的螺丝钉。
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前苏联儿童一样，今天的中国儿童、少年、青年，都是愚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下的脑残、党奴，为了升学、工作、保命和所谓的前途，放弃自由意志，挣表现，跪拜在国家、党、政府和军队面前（在红朝，国家、党、政府和军队四位一体），做五毛、自干五、*****、线人、国保、网格员、网警、网评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打手和党的看家狗。而这些打手和看家狗工资并不高，很多都是负翁、卡奴，甚至是光棍族、失婚族，无法恋爱、结婚。只能约炮，简单粗暴地解决生理需求，无法拥有人类的美好感情——爱情。
愚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灵魂、思想、信仰、独立思考和人性的焚烧炉。
和谐社会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现。在没有异见的和谐社会里，知识分子形同虚设。可以冒头的公知、大V，都头戴紧箍咒，在党的手掌心内表演腾挪闪跳。
总有人说，中国人麻木、会耍小聪明，都指望别人往前冲，国民性土壤不改，民主宪政永难实现。我想说的是，党把所有教育机构都管完了，从公立学校到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书、教科书、复习资料、论坛、网站、贴吧都闭口不谈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国家义务、国家责任，不谈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国民性何以改变？
中国孩子和中国人拣回人性那天，国民性彻底改变那天，只可能在民主中国建立之后。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一切行动听指挥、不乱说乱动、手脚一致表情一致的“人”，做同一个中国梦的“人”，脑袋不在肩膀上的“人”，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周围的“人”？
2016年7月21日 于四川成都
2025年3月17日 修改 于美国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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