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丨谢俊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上海诞生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由上海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特殊行政管理系统等因素决定的，并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远东地区侵略格局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面临的困境有关。本文根据马林档案资料以及中共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辑日本警视厅所存中共成立前后的资料，就上海成为中共诞生地的历史原因进行再探讨。
国际大都市的特殊地位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必然性
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已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西方人形容她是“东方的巴黎”。这里聚集了来自中国各省区和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不同肤色人种，这在当时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城市。据1920年日本警视厅的调查，当时上海人口约有187万。就中国人来说，有来自各省的，还有大量来自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上海市区，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人为多，浙江宁波帮更成为上海各业的主要成员。而外国侨民，不仅有英、美、法、日、德等国人，还有东亚、西亚、南亚等各国人。1920年前后，上海公共租界内有英国人、美国人，法租界有法国籍人外侨总数不下数百人。在亚洲人中，有越南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印尼人等。
此外，在上海的犹太人约有二千多人，包括来自俄罗斯、波兰、德国的犹太人。犹太人分欧洲系统和旧土耳其境内出身的阿拉伯系统两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通过报纸、杂志、宣传小册子、传单，以及商业经济活动、劳动关系等形式与他们联系。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还以上海为中心，在广州、天津、北京、哈尔滨等远东各地支持中国、朝鲜的民族独立运动，支持劳资斗争中的日本工人。
俄国横跨欧亚两大洲，在十月革命前，在沪只有360多人，十月革命后，猛增至5200多人，其中有因逃避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旧官僚、军人、军属、贵族、资本家，他们挟资携眷，拖家带口，或因物价飞涨，为生活所迫，逃到中国哈尔滨、大连、青岛、满洲里等地，最后辗转来到上海，在公共租界的约有3500多人，居住法租界的大约有1500多人。在这些俄国人中，也有因斗争需要而未登记或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好感的人约1500多人。大批布尔什维克来到中国后，从事秘密情报活动，他们通过西方商人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通讯器材。更多的是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宣传活动。“此时的上海已成为远东赤化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发源地。”
十月革命后，苏俄工农政府、远东省先后在上海设立了有关组织，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上海生活报》。该报前身为《上海新闻》，社址在蓬莱路、熙华德路交汇口。直接受苏维埃远东共和国领导，后更名《新上海生活报》。该报得到上海犹太人的资助。在1921年中共成立前，该报主要负责吸收中国人“给予充分的培训，接受有关俄国、中国及军事等学识。”宣传方面，尽量采用中国的俗语对中国工人、学生、农民团体进行宣传，从他们当中发现和培养“将来共产党的胚芽，筹措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由于“上海是朝鲜革命运动的中心”《上海生活报》还吸收了不少朝鲜人参加学习。
上海民主俱乐部设立于《上海生活报》社内，又称俄罗斯民主俱乐部，是“俄国劳农政权设立全世界宣传过激主义的机构之一。”这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发行机关报《上海指南》。俱乐部表面上宣扬世界语，其实是宣传革命，活动经费由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社资助，通过苏俄政府代表越飞“供给”。俱乐部成员大多担任联络员，听从莫斯科派来的官员指挥。其中有俄国人，也有陈独秀一派的人物。
《上海生活报》同民主俱乐部一起成为上海红色宣传的中枢，实际二者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共同构成红色宣传的中枢机关。并派出由官员直接同中国有关人员接触，孙中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开展护国讨袁、护法斗争，他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苦斗中，隐约看到资本主义背后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那就是社会主义，此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孙文越飞联合发表宣言，孙中山表示愿意接受苏俄支持，苏俄表示愿意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斗争。《上海生活报》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触的，在北京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世界语学社》。该校设于上海四川路公益坊，成立于1919年前后。该社有俄语老师多名，表面上标榜：“随着世界人文的发展，学习世界各国的共同语言。”实际上是“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通过不同人种或国际的世界共同语言”，“研究和讨论无国界思想问题，主张废除战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制，废除私有财产。”该社与《上海生活报》、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国共产主义者均有联系。学社成员大多为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彼此相互往来，作为“稳健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以世界语为手段，宣传和讴歌过激思想，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活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效果。”该社还和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的马克思主义者举行交流活动，发行《自由》杂志。
社会主义大学校。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俞秀松、李人杰（汉俊）、沈定一（玄庐）、王仲甫、施存统（复亮）、邵力子、杨明斋等负责实际工作和宣传活动。开办之初，该校有学生60名，其中长沙10名，武昌9名，济南10名，广州10名，广东5名、上海18名，来自日本2名，法国2名，俄国1名。平日主要阅读宣传和刊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报刊如《共产党》《自由》等等。
十月革命后，苏俄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后，封建复辟思潮的回澜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引起了先进志士的思考和对救国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十月革命前，巴枯宁、蒲鲁东的思想、虚无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进化论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已在中国传播多年。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消灭私有制、阶级，倡导无国家、无政府、无军队、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无政府主义的这些主张对于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中国先进志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外国压迫剥削，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无政府、无阶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已传到了中国，但得到广泛传播则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随之传入我国。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虽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建立有组织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有着根本性区别。
十月革命胜利，苏俄工农政权的建立，给中国一批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知识分子以希望和鼓舞，他们为什么信奉马克思主义呢？正如施存统讲的：“我生于贫困的农家，到16岁为止，还在家帮工。后来进了杭州师范学校，当时学界新思潮风靡，我因家贫，自己的行动不能如愿，常有不遇不平之感，终于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1920年初，上海有二个共产主义团体：一个是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一个以黄介民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5月，由陈独秀为代表的信奉布尔什维克的上海共产主义者成立共产党发起组，其中“真正埋头研究之或一切行动为之的，具有深厚基础者，有20余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是“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构”，根据日本警视厅收集的情报“共产党总部最近有中国共产党人42名。”其中主要成员有沈定一（玄庐）、陈望道、陈独秀、施存统、张闻天、俞秀松、李达（鹤鸣）、李汉俊（人杰）、沈雁冰、李大钊、张国焘、邵力子、陈公博、柯庆施、沈泽民、杨明斋、张复（太雷）、袁振英、谌小岑、周佛海等人。日本警视厅1920年7月的情报还说“上海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构。”
公共租界行政系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提供了可能
和中国其他城市不同，上海自开埠以后，逐渐成了以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中国居民为主的所谓“华界”的城市格局。公共租界由原先的英、美租界合并而成，法租界则由法国殖民当局管理，分设工部局、公董局负责治理，而比邻的中国人居住的地区，习惯上被称为“华界”，则由上海道、上海县负责管理。若有人在公共租界“犯罪”，或被捕判罪，如逃到法租界就可以免于逮捕。反之，在法租界“犯事”，理应判罪被捕，但只要能逃到公共租界躲避，就可以化险为夷，若在“华界”犯事被追捕，亦是如此，只要能逃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就可平安脱险。所以许多革命者往往借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从事革命活动。
三界管理模式的理念各不相同，上海城市治安管理法律既不完备，执行也很缓慢。此外，由于政治思想这类问题的案件处理也十分复杂，三界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在法租界，从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为宗旨出发，与其说对政治犯采取极其宽容的政策，不如说是庇护的倾向。反之，担任公共租界的警察首脑的英国人，受爱尔兰问题及印度问题等刺激，对政治运动非常敏感。而在中国方面的状况却是没有统一的取缔方针，只有在偶发事件发生后，才采取一些措施。”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为了抗日复国，1919年4月，韩民族爱国者、革命人士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普庆里一所民宅秘密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管不了租界事务，所以中国共产主义者决定把建党活动安排在当时的法租界渔阳里（贝勒路“适庐”）。据说1921年中共成立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保卫局长金九先生还担任过警卫工作。这是中韩友谊的一重佳话，血肉情谊的见证。对于上海租界这种管理的“漏洞”和缺陷，租界当局不是不知道，但限于立法程序而无法改变，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每一项议案必须由纳税人三分之二通过才可立案。租界当局只求平安无事收税，所以对这类政治活动少有禁止办法，只要政治活动对租界安全不构成威胁，也就“眼开眼闭”，干脆了事。笔者家原住南京西路1768号，当年属于公共租界。但此处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交汇处，听老辈人说，这座房子最早为鸦片烟馆，被隔成很多小间，房间很暗。房子后面有条马路属于华界，房子墙后有一个梯子直通此马路，若有人“出事”就可以援梯逃入租界，反之，若在租界“犯事”，亦可从此处进入“华界”。
上海这种特殊的行政、警务，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提供了斗争活动的空间。
发达的交通通讯信息系统、出版印刷和语言翻译系统
上海发达的交通通讯信息系统以及优良的出版印刷和语言翻译系统便于东亚各国革命者活动交流，这也是中共在上海成立并将党的中央设在上海的原因。
公共租界、法租界都设有当时先进的通讯机构和交通机构，通讯电讯设备如无线电通讯、有线电信、新闻杂志、通讯社、印刷所等，这对革命者来说，联络十分便利。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是远东的国际航运中心，信息中心，海陆交通工具都很完善。以水上交通航线为例，上海有太古、怡和、日清邮船株式会社，可以直接通航欧美、日本、东亚、南亚各个重要港口，或者可以通过延长航线转运到世界各地。铁路则有中东铁路，从上海出发到哈尔滨、满洲里，可达海参崴、赤塔、莫斯科，直至欧洲各地。国内则有轮船招商局开辟的通往沿江、沿海各省区的定期航线。在电讯、电信方面更优于国内其他城市，在上海有线电话，海底电缆电话，可以直通巴黎、伦敦、纽约等欧美各国城市，可以直达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
在上海，英、法、美等国及中国南北政府均在租界内设有通讯体系。苏俄“劳农政府设有半官方的通讯社—罗斯塔通讯社，远东共和国政府则设有半官方的达尔塔通讯社。两家通讯社均报道有利于苏俄政府的政策，其报道多刊登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和中国报纸，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共产国际有关重大活动往往也选择在上海召开。此外，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乃至华界，也没有什么关于印刷品的出版法或新闻法等统一处理意见的规定，一旦发现不稳文书（即扰乱治安的文件）以及其他印刷品，仅仅以违反治安及有伤风化为理由，由警察给予处分或者处罚。“三界”对文书的不同处理方式，为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刊物、书籍的出版介绍、译介、印刷、宣传提供了可能。
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亦曾想通过一项法案来堵塞这一治安“漏洞”，但同样限于法律限制而未果。假设在公共租界要通过一项法案，则需要召开纳税人大会，议员需足够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定人数才能召开纳税人大会。对议员的资格要求是：一实价在500两以上的土地或者房产拥有者，或者两者合并，每年家产评估后需缴纳税金十两以上者；或每年交付500两房租的住户等，因此，受到中国新闻出版界为主的印刷者的反对。由于讨论上述法案的临时纳税人大会的人数，连续几年一直达不到法定人数而无法通过议案，故该法案至今未能制定出来。同样，“华界”中国当局虽制定了管理印刷品的规定，但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仍可以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印刷大量进步书刊，通过租界邮政系统将之寄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将大量信息传递到各地的革命者那里。
同样，苏俄政府、赤塔地方政府则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邮寄有关资料到中国、朝鲜、日本各地，同这些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信息情报交流，“在哈尔滨驻扎苏俄工农政府和赤塔的驻中国代表。”“上海是名副其实的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数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等地的传播，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1920年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中共的建党活动。同年3月，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即吴廷康）、杨明斋等来华，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介绍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情况，共同筹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设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后，北京、武昌、长沙、广州、济南、欧洲和日本也分别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其他地区同时进行建党组织筹备活动。这些筹备小组其成员主要有：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周恩来、刘伯垂、包惠僧、谭平山、陈公博、施存统（施复亮）、周佛海等。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杂志外，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共建党做了舆论准备。
1921年7月23日，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2人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家中，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57名党员，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了防止法租界巡警搜捕，会议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建立中共领导机构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直接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
作者丨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丨团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