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监狱志》记载，１９０３年华德路监狱（提篮桥监狱）启用，监狱管理人员为西方人，看守为印度人，后来逐渐增加华人看守。
１９３０年华德路监狱的职员、看守人员中，印度人占６５．５％，到１９４０年印度人占２６．８％，共有１６５名印度看守人员。这些监狱看守也是由租界警务处招募来的印度锡克人，为了方便他们的宗教活动，在监狱北边的舟山路２１８号建立一个小的锡克教谒师所。
舟山路是虹口区的一条老式居民集聚街区，近年来由于二战时期庇护犹太难民的历史而被人熟知。从舟山路起点的霍山路从南向北走去，除了那排曾经居住过犹太难民的外廊式的房子外，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式民居，过了昆明路就可以看到一幢有些西式装饰的三层楼房，楼房底层右边第一家的门牌号正是“舟山路２１８号”。根据老上海地图指示的位置，２１８号里面的小房子应该就是锡克教堂。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租界。１９４２年１月，日军接管华德路监狱，派菅井喜三郎等１１名日籍人员接管华德路监狱，日文称华德路刑务所，菅井任刑务所长，把原英国籍监狱上层管理人员４０多人关入集中营，而看守、监丁等下层人员原班留用。到１９４３年８月，华德路刑务所被汪伪政府接管。日伪监狱当局对外籍看守采取“只出不进”的措施，允许辞职和调走，不准调入，因此印度看守人数逐渐减少。１９４７年的《上海百业指南》老地图上，华德路监狱还有“印籍职员宿舍”，面积比“华籍看守宿舍”和“外籍职员宿舍”大，说明当时还有很多印籍看守在监狱服务。
日军占领租界时期，大量的印籍巡捕、看守、司阍被解雇失业，在沪印度侨民生活陷入困境。有些人离沪回国，有些人转业牧场，经营乳品。从地图看，舟山路印度教堂外的当街门面就是一个乳品店，一个孟买食品店，显然都是印度人开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牧场经营不景气，印度侨民纷纷离沪回国。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解放军接管了上海的警察局和监狱，此时已经没有印籍巡捕和看守了，上海印度侨民仅有２００余人，戈登路、马霍路、舟山路的锡克教谒师所先后关闭。１９５６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资助印度侨民离沪去香港谋生，留存上海不足２０人。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市政府再次资助留沪印侨去港。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因无教徒礼拜而停止宗教活动，现在底层是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面为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