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去世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提醒我过几天就是舅公的九十大寿，别忘了写信去祝贺。父亲在信中说： “舅公对我们家的恩很深很深”。
那是我父亲的肺腑之言。
我从小家贫，记得那时（半个世纪前）每年过春节父亲都会收到舅公从远方汇来的十元、二十元钱，让我们家高高兴兴地过春节。父亲是聋哑人，收入很低，全靠他的父母帮助把孩子养大。我上小学时，祖父去世了； 我上高中时祖母也去世了。面对不久就该上大学的两个孩子，父亲愁得不知如果是好。 舅公从远方前来参加我祖母的追悼会，住在我家。我睡到半夜醒来，看见舅公还在与我父亲“笔谈”，他劝慰我父亲不要太担心，他会帮助他。
不久，我上了大学，舅公每年都资助我一百元钱，那是我父亲当时两个月的工资。后来我弟弟上大学时，舅公也每年都资助我弟弟一百元钱。 那些钱对当时的我们家，帮助巨大； 那份情对我们的心理影响更是巨大。
父亲留给我最后的话是“舅公对我们家的恩很深很深”， 那是他的肺腑之言。
舅公是我父亲的舅舅，我祖母的二弟。我祖母晚年病弱，出门都需要我伴陪；在家时也基本是我作伴。祖孙相伴，絮絮叨叨，从祖母口中听到很多陈年旧事。祖母、舅公兄弟姐妹四人出身于一个旧家，即贵阳的唐家，是作过云南巡抚钦赐太子少师荣衔入《清史稿》二百四十五的唐炯的第四代孙。他们的祖父唐瑞铜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二甲第七名進士。但他们的父亲基本是个闲人，所以家里也相当拮据。祖母闲谈中说到过她的三弟穿的鞋破得露出脚后跟。舅公在他家男孩中排行第二，在家族中唤为“二胖”，上有一个大哥，一个姐姐（即我祖母），下面有一个三弟。
祖母对我提到她的兄弟时称她的哥哥为“大舅公”， 二弟为“二舅公”， 三弟为“三舅公”。 祖母常说他们兄弟姐妹间感情极好，但人事沧桑，到祖母跟我絮絮叨叨时，她们兄弟姐妹四人只剩下她和二舅公了，说到这些，祖母总是很感伤。祖母说三舅公当年是贵阳一中的学生，水性很好，常在一中边上的南明河里游泳，一天发洪水时他还是照常去游，结果被洪水冲走了。他的同学看见他留在河边的衣服，知道不妙，跑去通知他的家长。他的外公家赶紧雇了船往下流去搜寻，但什么都没有寻到。 （我的理解是他们的父亲可能很缺乏处理事变的能力，也没有钱； 而他们的外公，即华之鸿是贵阳最大的商人，处理事情的能力要强得多。） 祖母说后来好长日子，她从南明河边过，听见那河里的哗哗水声就腿脚发软。
祖母说大舅公中学毕业后就到社会上去做事，挣了钱支持二舅公上大学。大舅公本人则一生没有成家，四十来岁时因肺结核去世了。就这样，她们兄弟姐妹四人只剩下了两人。
对舅公的最早的比较清晰的记忆，是上小学时从贵阳到重庆去见到他。祖父去世后，舅公怕祖母伤心太过，把她接到重庆他家里去住一阵，换个环境散散心。后来我父亲带上我去重庆把祖母接回。舅公给我的最初印像是有点严厉。我坐在饭桌上兴奋地叽里呱啦，舅公就说“莫说话，莫说话”。那个“莫”是四川人的口头语，在贵阳没人那麽说，所以舅公的那四川口音的“莫说话”让我印像深刻，五十年过去了，还言犹在耳。我在舅公家住了十天，舅公家订了份《人民画报》，我很感兴趣，把好几年的旧刊都翻遍了，现在还模糊记得在那画报里看到“义和团运动“、“廖仲恺”、“桑弘羊”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 舅公很不赞成我成天呆在家里看书，经常催我出去走动。
舅公的儿子，我的表叔有次对我说舅公“是个福将”。 他是套用京剧里的唱词。更确切的说舅公是个福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祖母的所有亲戚在那个年代都无不“运交华盖”，都在“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之列。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舅公。他工作的单位叫“民革”，新中国的无数政治运动，没有一次对他这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有过任何冲击。好像他身上有个无形的“金钟罩”，让那年代的任何狂风巨浪，到了他身边都悄然而过。 也许是因为他与世无争，对人总是一团和气，没什么言行让什么人对他不满。也许是因为他的外婆、母亲都是极虔诚的佛教徒，一生不问世事只知修行，果然为她们的外孙、儿子修得了稀有的福分。
舅公终生居一闲职，薪给尚属优渥。于是他就广济众亲。他的父亲在日，自然由他供奉。他父亲去世后，留下一个姨太太。那个姨太太无儿无女，也没有工作。尽管那个姨太太在舅公们小时候跟本就没有关心、照料过他们，舅公也没有介意，供奉她十几年，直到她去世。
祖母跟舅公有一位姑妈，我称为四姑祖祖。这位四姑曾祖母也是无儿无女，没有收入。我就听见这位四姑曾祖母对我祖母说“二胖”真是好心，不时对她有些接济，她有的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是一床驼绒毛毯，她去世后要留给“二胖”。
我祖父祖母在七十年代初被下放到一个生产队，舅公给他们写信说乡下太寂寞了，他要为他们买一台收音机。我祖母回信说千万不要为他们买收音机，免得被人诬告收听敌台。
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舅公广济众亲的例子。我想我不知道的可能还很多。
上大学时，一天接到舅公一封来信，说那几天政协开会，他是个旁听代表，要到北京来，住在某宾馆，叫我去见见。我就去了。 舅公见了我，就带了我去吃饭。现在回想，不知道他是不是考虑到我出身低微，有意帮我增加点见闻。但那的确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全国政协开会吃饭是什么样。吃完饭，舅公带我回到他的房间，提出一袋二十来斤的橙子给我，说是他从重庆带来的四川广柑。那时舅公已经七十多岁了，到北京来开个会，还不远千里给我带来那么多橙子。
我大学毕业后，舅公退休了，有一次从重庆回到贵阳来走访亲戚，由我陪同。 那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那时中国还没有大兴土木，很多街巷还保留不少他青少年时代的遗痕。舅公走在那些街巷里，对我说这里从前是什么样，那里从前是什么样。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腰腿还很灵活。边走边聊，舅公听出我的思想很有些异于“正统”，即当时的官方话语，很是担心。对我作了很多说服。我觉得有一点点怪，我对我祖父母和他们的众亲戚都有些了解，没有像舅公那样真心完全接受当时的官方话语的。
那一次，有一天走在街上，他看到路边一个小书摊上一本字帖，翻看了许久，看得出有些喜爱。我后来才知道舅公习字，虽说未成名家，但也写得相当不错。那天我等候在一旁，过了好一阵，看到他恋恋不舍地把那字帖放回，并没有买。那本字帖，可能也就几元钱。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舅公并不是钱太多可以随便花的人。他在资助我和弟弟的同时，也在节制他自己的开支。
舅公也颇忧国忧民。那次他回贵阳，我父亲和我陪同他去安顺的龙宫（一个地下溶洞）和黄果树瀑布游玩，走在路上，看见一些乡民的破茅草房，舅公有些意外，感叹说： “唉，改革开放都这麽些年了，但是看来农村人除了衣着有些改善，其他的都还是原来的样子”。看得出那些贫穷的景像让他痛心。他自共产党当政以后就一直在“民革”工作。如果说党是个球队，他工作的“民革”就是个啦啦队。党为了提高那“啦啦队”的士气，不时会组织他们去参观各种“又新又美的图画”。那次他离开组织自己下乡，看到一幅不同的“图画”，有些意外，有些无奈。他的善良并不止限于对家族中人，对贫苦的农村人他同样充满同情，只是无能为力。
舅公后来多次在信中表示他对我偏离“正统”的担心。八十年代末，我亲历了“风波”，那时年纪也大一点了，竟又看出了另一种相反话语背后的不美妙的东西。我在给舅公的信中说我在“风波”中有所见所思，不会天真地全盘接受与官方相反的那一方的说法，更不会投身入他们的行动。请舅公放心。从舅公的回信中，看得出他很满意。
然后，我离开了中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人生中的另一场为生存的努力。转眼又过了二十几年，我终于在美国拿到了绿卡，第一次回到中国，带上儿子到重庆去看望舅公。那年舅公已经九十七岁了。 不料发现舅公的世界观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也不再接受当年的那些官方话语了。
我儿子问舅公： “Great grand uncle, 您活到这么高寿，有什么秘密呀？” “我也不知道”， 舅公谦虚地笑了。 我儿子： “Great grand uncle, 您活到这么大年纪，一定经历过很多事情吧。 您都经历过些什么事呀，告诉我们吧？” “我什么大事都没有经历过，经历过的都是些没什么意思的小事”，舅公还是笑着。
他在那一百年间，经历过的肯定不会“都是些没什么意思的小事”。但是时间仓促，在那一两天的时间里，我们肯定不可能轻易地摆脱各种通行的话语，深入进那深沉的历史，去抓住那些并非微不足道的“意思”。
在中国文化中，士的准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穷”，是不具权势的意思，不一定指没有钱。舅公大半生在个啦啦队中，可谓“穷”，他也就守“穷”修身养性，完全作到了“独善其身”； 他的收入小康，他就用他那点小康经济能力兼济家族中人，虽不能比“兼济天下”，但也已经惠人不浅了。
舅公是一个早已消逝的遥远的旧时代余留下来的一个真正的好人，于一百零四岁高龄去世。谨以此文保留些许他和那个时代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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