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想急于了解苏联政府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对他说，现在日本非常惧怕苏联参战，而苏联再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日本的挑衅或进攻了。为此，他给美国大使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在不久前东京举行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日军总参谋长杉山曾向一位苏联代表建议说，日本方面很想与苏联首脑举行会晤。杉山说，德国人并不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同德国的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见杉山，所以没有给他以任何答复。日本这一作法表明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其恐惧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日本的一个高级军官竟然在这样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苏联代表进行试探。”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