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界传奇大师被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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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准备写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子系列第十二篇文章时，无意中看到了张文宏医生写的《何以颜福庆》。
五年前，张文宏医生便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医生的良心。上海市民更是把他视为了自家人，亲切地称他为——张医生。
张医生是好人，他推崇敬仰的前辈也一定是好人。我按照这个逻辑和常识，跟随着张医生的笔墨读了下去。
哇，颜福庆不仅是好人，而且更奇妙的是，他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
这是冥冥之中，老天爷给我派活，让我向大家讲述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颜福庆。
当我一头扎进前辈颜福庆的资料堆后，我惊叹地发现颜福庆：
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传奇前辈！
就是一部多视角的近现代史！
竟然还是上海医界的祖师爷！
他那充满了艰辛、挫折和悲哀的人生，几度让我失声大哭！
1903年，颜福庆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毕业。医学专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要求最高和最难读的一个专业，学生淘汰率达到惊人的近70%。
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
光与真理！
为了不断追求光与真理，颜福庆开启了继续探索和学习更高层次的医学知识的道路。
1906年，颜福庆直接考入了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二年级。他是当年耶鲁大学医学院招收的25名新生中，唯一的一位亚洲人。
1909年，颜福庆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1910年，颜福庆回国。受聘于湖南长沙雅礼医院。长沙雅礼医院是教会创办的现代医院，但整个医院只有美国医生胡美博士一人。
由于，当时的老百姓不了解西医，也不相信西医，雅礼医院的发展举步维艰，美国医生胡美博士已经苦苦支撑了五年。
颜福庆的到来，给长沙雅礼医院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颜福庆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和了解现代西医，让更多的病人走进现代医院。
对于真心想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好人，老天爷也是睁大眼睛眷顾的。
此时，一件偶然的事情，彻底改变了长沙雅礼医院的困境。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原来是一个人生病了，而且病得还很重。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湖南省“一把手”，湖南省长、湘军总司令兼督军谭延闿的母亲。
谭延闿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也是民间传颂的“民国第一孝子”。
母亲病了，这在谭延闿省长眼里可是大事。他请湖南的各路名中医看了七天，高烧不退，病情仍不见好转。
谭家人急了，急得团团转。
此时，有人说长沙雅礼医院，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医学博士是中国人。 谭延闿和家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本着试试看的心态，请来了颜福庆。
颜福庆，询问了谭母的病史，并仔细检查了谭母的病情后，得出的诊断结果是大叶性肺炎。他开出了对症治疗的西药。
看诊服药一天后，谭母的高烧就退了，几天后病情痊愈了。
谭母的重病，让美国回来的医学博士治好了。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传遍了长沙，传遍了整个湖南。
颜福庆也被传成了神医，传成了华佗再世。
但是，颜福庆一再谦卑地对大家说，他不是神医，也不是华佗。
他说，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现代医学常识，这是科学。希望大家走出封闭愚昧的认知茧房，接受现代医学，以后生病就来医院医治。
谭延闿是一个知恩图报的绅士。
他拿出重金要酬谢颜福庆，颜福庆谢绝了谭延闿的真心诚意。但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谭延闿能以湖南省的名义与“雅礼会”合办医院。
同时，再办一个医学学校培养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医生。
谭延闿听完后，立马拍板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和善事，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好。
1914年，经过两年多的运作和筹备，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湖南医科大学）获得了北洋政府的批准。32岁的颜福庆任校长，胡美博士任教务长。
后来，谭延闿当上了民国政府的主席、行政院院长。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为两年预科、五年本科的七年学制，全英语授课。
为了与国际现代医学接轨。颜福庆给他就读博士的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写了一份热情洋溢诚恳感人的信。希望能使用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材，帮助中国开启现代医学的教育，培养中国现代医学的人才。
耶鲁大学研究后表示，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全套教材，向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全部开放，并免费使用。
为保证教学质量，湘雅医科学校教学非常严谨和严格，毕业生的淘汰率高达75%。
由于当时医科学校的毕业生，有着良好和稳定的收入。湘雅医科学校成为了当时年轻人趋之若鹜，报考学校的首选之一。
湘雅医科学校，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现代医学的栋梁，一批中国现代医学的领航人。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疫苗之父”汤飞凡；
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泰斗张孝骞；
中国防治痨病先驱吴绍青教授；
中国热带病学先驱应元岳教授；
中国儿科学的先驱高镜朗教授；
……
1921年 11月，美国教育和医疗考察团来华考察。最后认定，湘雅医科学校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中国最好的医院。
这就是民国时期，家喻户晓的美誉传颂：
南有湘雅，北有协和。
创办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颜福庆并没有止步。他又开始了中华民族现代医学史上新的探索。
1915年2月，颜福庆和伍连德等二十一名中国医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颜福庆为第一任会长。
二十一名中国医师，就像二十一颗文明的种子，迎着朝阳破土于华夏大地，荫护于世界之林中。
它标志着中华医学，开始真正融入到世界现代医学之中，成为世界现代医学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110年过去了，现在中华医学会由二十一颗现代文明的种子，不断繁衍壮大。现已有70万名正式会员，中华医学会综合排名为世界四强。
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说，颜福庆就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拓荒者和启蒙导师。
1926年，国内内战纷起。湖南等地开始驱赶外籍人士。美国医生胡美博士及其外籍医护人员都被迫离开了中国。
颜福庆辛苦创立和经营了十六年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也陷入了瘫痪。颜福庆在极度痛苦中，只有带着弟子高镜朗、任廷桂、周诚浒、应元岳、董秉奇等人，挥泪告别湘雅医学院，告别战乱中的长沙，回到了故乡上海。
一心想为老百姓服务，又有真本事的好人。遇到困境时，老天爷也会伸出援助之手。
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成立（后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颜福庆回到了故乡，回到了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故乡的热土，让他又有了更大的宏伟目标。
他立下愿景：
要创办一所亚洲最大的，既有为病人服务的医院，又有大学生研究生实习场所，还有医学科研，集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医疗中心。
1931年，颜福庆作为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发出捐款倡议，筹建医院和亚洲最大的医疗中心。
至此，颜福庆和他的弟子们，放下了读书人的自尊，将脸面装进了“裤兜”，化身为医界“武训”，虔诚地化缘筹款。
化缘筹款时，颜福庆和他的弟子们，反复说着同样一句话：
一元不少，十元不多！
颜福庆和他的弟子们，这种原始的化缘筹款方式，筹款艰辛，效率低下，进展缓慢。对此，社会上也充斥着各种冷嘲热讽：
书读多了，人会变傻！
一个疯子，带群傻子！
但是，满怀为社会、为民众慈善爱心的颜福庆，却深深感动了老天爷，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撬动筹款的“支点”。
这个“支点”是什么呢？
1931年7月，一个叫倪桂珍的老太太去世了。倪老太的去世，在民间也算得上是一件有影响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倪老太的身份太特殊了。
她是孙中山，蒋介石、孔祥熙的丈母娘，宋氏三姐妹的亲妈。
一个老太，直接连接了民国三巨头和一个顶级的大家族，这也是民国的一大奇迹！
倪桂珍老太太治丧期间，上海各界名流汇聚。颜福庆作为上海医学院院长也参加了哀悼。
哀悼结束之后，颜福庆这位不懂人情世故的读书人，居然脑子不拐弯，直愣愣地拿出了建立亚洲最大医疗中心的倡议书，给了宋家财务掌柜人宋霭玲大姐。
大姐宋霭玲是一个明理人，对颜福庆院长这位读书人的“ 鲁莽”行为，完全理解。
宋霭玲说，她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做善事是教徒的基本功，办学校、办医院就是最大的善事。
宋霭玲当场表示，宋家会将各界赠送的丧仪款，全部捐出来建造这个亚洲最大的医疗中心。
几天后，倪老太太的丧仪款全部转入到了上海中山医院（筹备委员会）的账户。
名人是有社会效应的，何况又是民国三巨头的丈母娘，和中国顶级家族的亲妈！
宋家将倪老太丧仪款捐了出来，去做慈善，去建上海中山医院。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那是巨大的倍数！
在巨大的名人效应的影响下，颜福庆化缘筹款的进展，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
上海三个最大的商会，犹太商会、宁波商会、广东商会也马上跟进，社会名流绅士也纷纷捐款。
远在东北的张学良将军也慷慨解囊，山西五台山佛教协会，也向社会公开化缘捐赠。
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也给予了捐赠。同时，他们还捐赠了一块价值600万大洋的土地，作为医院建设用地。
颜福庆真的了不起！
光与真理和他同在！
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支点”，他居然撬动了100万真金白银的大洋，外加一块价值600万大洋的医院建设用地！
这个期间，颜福庆还做成了另外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三十年代，结核病因为传染性强，属于谈虎色变的重疾。
颜福庆觉得，他心目中的亚洲最大的医疗中心，还应该匹配建设一座结核病医院。因为，结核病需要隔离。所以，医院应该建在郊区。
颜福庆得知，他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叶子衡，他家位于上海郊区江湾有一座占地80亩的叶家花园。
颜福庆这个书生，又拿出了那个创建亚洲最大医疗中心的倡议书，亲自到叶家去化缘游说。
巧了！
颜福庆碰到了知音。原来，叶家有崇尚慈善事业的传统，颜福庆与叶家一拍即合。
叶家愿意将占地80亩的叶家花园，捐献出来做肺科医院。
1933年，为了感谢和纪念叶家的慈善义举。颜福庆以同学叶子衡父亲的名字，将肺科医院命名为“澄衷肺病疗养院”（现上海肺科医院）。
同时，颜福庆亲自兼任院长。
1935年6月，颜福庆迎来了幸福的时刻。中山医院、上海医学院新大楼，同时在上海奠基。
1937年4月1日，上海隆重举行了中山医院投入使用，上海医学院新大楼落成的开幕典礼。
颜福庆致开幕辞，在激动中，他仍十分谦卑地说：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
光与真理！
给了颜福庆无穷的动力。
上海医界祖师爷，完成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壮举。
他也达到了，他人生最高光和巅峰的时刻。
天有不测之风云！
当颜福庆如火如荼地开展亚洲最大的医疗中心建设的时候，战争使一切戛然而止！
日寇的侵华和国共内战，将颜福庆的宏大愿景——建立亚洲最大的医疗中心，化为了遥遥无期的念想。
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上海也与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已经67岁的颜福庆把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上海肺科医院董事会的全部权力，以及所属的全部的资产，都移交给了华东军政委员会。
华东军政委员会代表政府，成立了临时管委会来统一管理。颜福庆以专家的身份，担任临时管委会副主任。
1952年，上海医学院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70岁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工作。
作为中国现代医学最资深的前辈，颜福庆从第一届开始，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我国的国际环境是恶劣的。
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先后与我国交恶。面对此背景，中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国防政策。
其中，“三线建设”就是具体的行动措施。
什么是“三线建设”呢？
“三线建设”，就是将一线大城市的部分工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整体搬迁到大西南、大西北的边远山区。
上海，首当其冲！
1955年6月，上海第一医学院也被列入到了西迁的名单中。
中央决定：将上海第一医学院整体搬迁至重庆，并撤销其在上海的建制。而且，全体教职员工、医务人员和家属一起全部西迁。
中央这个决定就意味着：
上海第一医学院将从上海彻底连根拔起。一户户教职员工家庭，将告别上海，背井离乡。
依恋、茫然、担心，甚至暗暗的惧怕，笼罩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每一个教职员工和家属的心中。
此时，作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创始人，颜福庆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当年他一块一块大洋的“乞讨”，诚恳谦卑地化缘来的，这里饱含着他毕生的心血。
学院里的每一名教授、医生、员工，在他眼里都像亲人一样。
西迁，西迁，西迁！
搅得颜福庆心里，只剩下了焦虑、惆怅和不安。
那怎么办呢？
颜福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陈书记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四军抗日英雄。
60年代脍炙人口的电影《东进序曲》中，那位新四军的抗日英雄黄秉光，就是根据他的原型创作的。
颜福庆痛彻心扉地向陈书记倒出了肺腑之言，阐述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整体西迁的利弊。
他提出了一个“母子”方案：
他愿带领部分专家医护人员，去重庆创建新的医学院。但是，希望上海第一医学院仍然要把根留在上海，为上海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服务。
同时，留下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依托上海的有利资源，要像“母鸡”一样，不断孵化出更多的医务专业人才，去支援国家的三线建设。
陈同生书记，这位我党的老党员、抗日英雄，完全听进了颜福庆这位医学前辈的肺腑建言。
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亲自找到周恩来总理，并直接向周总理汇报了“母子”方案。
周总理听了陈同生书记的汇报后，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母子”方案。
最后，中央同意上海第一医学院仍留在上海。同时，抽调一部分专家和骨干力量，到重庆创建新的医学院。
更让人敬佩的是，陈同生书记并没有让颜福庆去重庆，而是让颜福庆以老院长、老专家的身份继续留在上海。
他自己亲自带了一对人马，去重庆创建新的医学院，这就是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
什么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陈同生书记就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在问题面前，勇于担当，敢于建言。在困难面前，冲锋在前，身先士卒。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重大政策都进行了调整。“三线建设”也彻底结束了历史使命。
可曾经在“三线建设”的要求下，上海共迁移到大西南、大西北边远山区的专家、工人和家属，多达150万人。
150万人啊？！
是的！
这些当年从上海西迁的150万专家、工人及其他们家庭，他们的命运，却永远不可逆转了。
他们永远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上海，留在了大西南、大西北的山区！
这真是：时代一粒灰，落到百姓头上就是一座山！
一直到今天，上海第一医学院老一辈的专家、教授、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子女，只要提起当年西迁这件事。
每一个人，对陈同生书记、颜福生老院长这两位前辈，那都是发自内心“钻石”般的敬仰和怀念！
当官的为民做好事，老百姓终身铭记和感恩！
1956年，颜福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会议期间，他接到通知，毛主席将宴请他。他非常惊愕，也非常纳闷。在不知所措中，实在想不出他是何德何能，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晚宴时，当颜福庆被服务员引导到主桌，看到自己的名牌就放在毛主席的旁边，颜福庆被彻底惊到了！
那真叫受宠若惊！
颜福庆为什么能受到毛主席的宴请，并坐到主席的旁边，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呢？
原来，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生孩子时，遇到了难产。 颜福庆作为湖南长沙湘雅医院的院长，给予了认真的救治。同时，颜福庆按照医院的慈善规定，给予了杨开慧免费医治和住院。
当毛主席将这段三十四年前的往事告诉颜福庆时。本分、谦虚的颜福庆，居然诚实地说：不记得了。
毛主席感慨地说道：那时你是大院长，我只是一个穷青年。
时光的回放，真实的历史永远让人瞠目结舌，感慨万千！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
政治学习表态、人人过关。这是全国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规定动作。
上海第一医学院也是如此。
颜福庆与大家一样，也参加了政治学习表态。当时，在大会上的表态发言是要用普通话说的。
可是，颜福庆的普通话实在太差了。更难为他的是用普通话发言时，还要参杂着新时代的政治术语。
所以，当颜福庆发言时，讲的是磕磕绊绊，连滚带爬。他的发言好不容易要结束了。
这位75岁的老人，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按照规定的动作和形式，振臂高呼革命的口号。但是，一紧张他那生硬蹩脚的普通话，居然下意识地喊出了国民党时代的口号！
哇，这可闯了政治大祸了！
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国民党时代的口号，就是反动口号！这就是光天化日下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整个会议厅突然鸦雀无声，安静得听不到一点声音！
颜福庆也突然反应了过来，他吓得魂飞胆破，脸色煞白煞白。
在这空气仿佛凝固的时候，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他是谁呢？
他就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陈同生。
在大家目光都聚焦在陈书记身上时，陈书记面对着众目，淡淡地说，颜老年龄大了，又不会讲普通话，一紧张就颠三倒四了。
在恐惧颤抖中的颜福庆，马上自嘲自贬地说，老了，老了，实在是老糊涂了！该死，该死，罪该万死！
陈同生书记能在反右斗争的高压政治气候下，轻轻的一指禅，化解了颜福庆的灭顶之灾。
这是要有多大的勇气、胆魄和担当精神啊！
更为神奇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举报成风，人人擦亮眼睛，抓右派的年代。参加会议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以“革命”的气概，争当“英雄”去举报。
可见，前辈颜福庆、陈同生书记，这两个好人的威望和正气，产生的气场有多强大？！
1966年，“文乱”开始了。
已经84岁的颜福庆，开启了被厄运和魔鬼缠身，一生最至暗的时刻。
一开始，颜福庆的罪名只是：上海医学界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后来，随着运动的狂热，颜福庆的罪名也不断惊悚吓人。
“革命”群众组织认为：
颜福庆，曾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大学，又在美国耶鲁大学申请并接受了美国教会的“博士奖学金”。博士毕业后，又被教会医院聘为医生。
当年，他化缘募捐办医院，美国FBI就是假借洛克菲勒家族基金的名义捐款捐地，实际是划拔特务经费。
所以，颜福庆就是美国精心培养，并长期潜伏的美国特务。
荒诞与荒唐，是一对孪生兄弟。
荒诞的年代，必有荒唐的事情。
颜福庆百口难辩，给他的只有一顶“美国特务”的大帽子，和没完没了的批斗大会。
一次次批斗大会，对于已是耄耋老人的颜福庆，就是一道道地狱式的鬼门关。颜福庆老人被折磨和摧残得鬼都不如。
颜福庆的身心彻底垮了。
1968年，“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年份。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原则和标准下，病人在医院看病是要填写“家庭成分”，“黑五类”看病是打入另类的。
1968年11月，颜福庆因支气管炎呼吸困难，家人将他送到了上海中山医院，因为，颜福庆头上还戴着一顶“美国特务”的帽子。
所以，医院拒收，不予治疗。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是全世界的医院，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老幼，医治病人的“天理”和底线。
但是，这个“天理”和底线，却被冠以“革命”的名义，颠覆和突破了。
只因为这位86岁的老人，头上有一顶莫须有的“美国特务”的帽子。
可这位86岁的老人，是颜福庆老院长啊！
是老院长从无到有，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孕育了这家视如自己孩子一样的医院：
37年前，颜福庆老院长像“武训”一样，开始了筹备上海中山医院的化缘募捐。
33年前，颜福庆老院长为上海中山医院的奠基，铲下了第一铲土；
31年前，颜福庆老院长为上海中山医院的投入使用，亲自剪彩。
在被医院拒绝收治的情况下，老院长家人无奈地乞求，借一个氧气瓶给老人缓解一下呼吸困难。医院员工请示工宣队头头后，工宣队头头厉声恶语地说：
他怎么不去死！
他怎么不去死！
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来诅咒创办本医院的老院长，就如同“专政”的铁拳，将老人打倒在自家的房里，再用“专政”的铁脚，将老人踩在自家的地上，肆意的蹂躏、霸凌……
天理呀，天理何在？
老院长的家人，仍苦苦地向医院员工乞求。希望能看在老人曾是中山医院老院长的面子，让老人看病治疗。
医院员工回答，划清“革命”界线，站稳“革命”立场，这是原则问题。
医院绝不能收治“美国特务”！
这一切，老人看在眼里，痛在心上。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却将自己拒之门外。
这种打击，对老院长心灵的摧毁是致命的！老人眼里充满了无尽的忧伤和绝望，哀莫大于心死！
老人向家人无力地摆了摆手，说：
我们回家吧！
泪水，慢慢地流下……
贴挂在老人干皱的脸颊上。
这滴滴泪水，都是老人痛苦的悲伤、屈辱、绝望……
家人拿着手绢要帮他擦泪时，老人再一次向家人无力地摆了摆手，说：
我们回家吧！
老院长被拒绝治疗后，老人在回家的路上……
再也不说，一句话！
再也不说，一个字！
历史反复证明：
愚昧，时常打败文明！
邪恶，时常霸凌善良！
1970年，颜福庆大小便失禁了。
但老人坚决拒绝去医院治疗，老院长那颗已死的心，始终未向他亲手创办的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上海肺科医院跳动一下！
颜福庆院长，心已死！
医界祖师爷，心已死！
1970年11月29日，一代医学大师他那残弱的烛光，在挣扎的摇曳中，在野风的加持下熄了、歇了、灭了……
老院长终年88岁。
人间，一盏烛光灭了！
这光，曾经带着仁爱的真理，照亮过无数病人和需要帮助的人！
颜福庆老院长，去世八年后。
1978年11月29日，上海市为颜福庆老院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这位中华现代医学的开拓者和启蒙大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上海医学院为颜福庆老院长，树立了一座塑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铭记前辈的丰功伟绩！
这些口号，非常“高大上”，也非常响亮！
现实，是这样的吗？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出于好奇心。专门到上海中山医院门诊大厅，做了一个面对面的测试。
我测试了350名候诊的患者，我只问了一个问题：您知道颜福庆吗？
350名候诊患者，无一人知道。
我也向许多上海朋友问过一个问题？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上海肺科医院是谁创建的？
朋友们回答，不知道。
我也曾向医生朋友们问过一个问题，中华医学会是谁创立的？
医生朋友们回答，不知道。
张文宏医生曾经由衷地感叹：
颜福庆前辈所做成的事业，放在今天，我们哪怕只做其中的一件，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看看颜福庆前辈所做成的事情：
创建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创建湖南仁术医院（现湖南省人民医院）；
创建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创建上海中山医院；
创建上海澄衷肺病疗养院（现上海肺科医院）；
创建中华医学会。
岁月的痕迹凸显着颜福庆：
他是一个德艺双馨的前辈；
他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大师；
他是一个值得敬仰的医界祖师爷。
五十五年后，我抬头仰望夜空。在璀璨的星光中，寻觅一颗颜福庆前辈之星，这是中华现代医学启蒙大师之星。
这颗明星，值得我们永远仰望。
仰望星空，思念前辈！
我的一点心愿：
我已经写了第十二篇关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子的文章了。我发现每一个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子，都有五彩斑斓的故事。这些中华英才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
这坚定了我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去写“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子系列”，向大家介绍一个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前辈们。
希望各位读者、朋友们能给我提供线索和素材，我愿用我的拙笔，写出大实话。
另外，我重申一下，我写文章从来不开打赏，不做商业广告。纯粹是一种情怀。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