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新京：插友们到处串队，不择男女，不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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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翁新京：插友们到处串队，不择男女，不问西东

Original 点击加盟新三届

2024年03月19日 17:19

作者简历

翁新京，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内江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乐至石佛区泰来公社，1974年招生进四川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

原题

知青串队往事

作者：翁新京

1971年冬，作者（前排右）与队友和社员在生产队山头合影

每每提到灿若星辰的花季，我没有引以为傲的感觉，没有怜花惜玉的情愫，只有知青往事涌上心头，只有蹉跎人生弥漫脑海。那是交织着苦涩与艰辛，浸透了汗水与泪水，散发出纯真与无邪，缠绕着青春与梦想的不堪回首的年华。

1971年7月，我从四川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当年10月5号，我与同学、伙伴们一起，下乡插队到离家几百里外的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人生之路仅此一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不知何去何从......

下乡时，我们才十六七岁，绝大多数人从小生活在父母身边，还未曾“远游”，现在却少小离家。乡下生活的艰苦，日晒雨淋的煎熬，繁重劳动的考验，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让我们倍加思念曾经拥有的一切，我们想家、想亲人、想同学和伙伴。

为了排解思乡、思亲之苦，寻找友情支撑、精神寄托，抱团取暖、“共克时艰”，知青们开始串队。不少男知青到处串队，不择男女，不问西东；我们女知青则是有选择地串队，一般是去要好女友队上玩儿，偶尔也邀约去男同学队上看看，以此苦捱这看不到头的渺茫知青生涯。

我们女知青走村串队，友情滋润，这是本能的精神需求和心理慰藉。但是，我当时却不大理解有些男知青不加选择、乐此不疲串队的行为，而片面理解男知青串队，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蹭饭”，而忽视了他们也有和我们有一样的精神需求。后来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后，明白了自己那时太年轻，肤浅无知，自以为是，尚不能换位思考，加之男女界限阻隔，似乎与一般男生之间有天然屏障，还残存学生时代“老死不相往来”的心态。

那时，我有截然不同的“待客之道”，相好的女知青来，我毫不吝啬、倾其所有、热情接待，不熟悉的男知青来，我很不情愿、凑合打发、如同施舍。我还心想：凭什么要拿好吃的招待你们？这都是家里省给我的。

公社那些和我不太熟悉，特别是不属于一个单位子弟的男知青来我们这儿串队，需要吃饭的时候，我和同吃同住的女队友平时吃红苕稀饭，那就照常吃红苕稀饭，不会单独做好的给他们吃，所谓“好的”，也就是红苕干饭而已。

我们生产队土多田少，红苕是主产，谷子产的很少，生产队年年执行上级的知青政策，即知青口粮每人按照一个半人的标准分配。记得有一年，我和女队友两人分得稻谷一共才140斤，这相当于队上普通社员三个人的分额。这140斤稻谷打成米只有大约八九十斤，我俩平均每人一年只有四十来斤大米，普通社员就更少了。青黄不接时，我们只有靠家里接济粮票和钱买米。

我们知青的生活生存，有家里或多或少的援助，大都也能勉强度日，然而队上一些贫困户的境况却是令人唏嘘。

我印象最深的是，队上邓家院子住着一双邓氏孤儿兄弟，哥哥与我们年龄相仿，弟弟十三四岁，他们的父母是何时去世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们的生活起居，我们也不了解。我们只是知道兄弟俩住在一间破烂的石头房子里，相依为命，苦度生涯。兄弟俩都瘦弱不堪，衣衫褴褛，哥哥个头不高，脸色青黄，嘴唇发紫，面容黯淡无光，只有干瘪和晦涩，时时皱着眉头的瘦削脸庞上，极少有笑容，言语也很少，显得老气横秋，完全没有十六七岁少年应有的青春朝气和活力。弟弟因为更年少，稍显得活泼一些。

兄弟俩都在生产队凭出工劳动糊口，哥哥为了多挣一点儿工分，出工时拼尽全力干重活、挑重担，干柴棒似的身体踉踉跄跄、偏偏倒倒也在努力挣扎往前奔，生活的全部都压在他瘦弱单薄的肩头。严格来说他还未成年，但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弟弟要靠他帮衬扶助。至今，这对孤儿兄弟凄风苦雨的模样，还不时清晰浮现在我的眼前，心中仍是和当年一样有一种深深的怜悯、揪心的疼痛和说不出的无奈。

1972年，作者（后排中）与知青朋友在乐至县宝林区合影

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我们虽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但是生活并没有独立，还在依靠父母资助，每月知青的父母会寄钱给下乡的孩子，多则五元、少则两元，这是有工作有收入的知青父母才能做到。

我还算家境好的一类，父母每月按时给我寄来或带来五元钱。1972年春，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身在北京的哥哥，牵挂惦念在遥远而偏僻的乡下艰辛劳作的妹妹，把他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三十元钱寄给我，这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此事通过公社邮政所的老贺，几乎在公社知青中传遍，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的三十元钱，对于我们这些每天劳动日价值只有一毛多钱、甚至几分钱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我绝对不会乱花这笔钱，于是告诉父母，暂时不要给我寄钱来了。

而那些父母没有稳定工作，或者收入微薄的家庭，对下乡的孩子的资助只能少得可怜，甚至一点儿没有。

多年后，我曾听一位初中同学、小镇居民子弟告诉我，他下乡时，因为父亲早逝，母亲又没有工作，家里拿不出一分钱给他。他下乡也离家几百里，每次回家没钱买票只有扒火车逃票。他每次回家，就把家里阁楼上的木板拆下一块，去市场上卖几块钱带回乡下用，家里的木板被他拆卖了不少。

当年我要求自己勤俭节约，有时对男知青吝啬小气，更多的是体谅父母养育自己不易的因素存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次，几个男知青来串队，我们仍是煮的红苕稀饭下泡菜招待，因为我们平时也很少能吃到蔬菜，社员们也如此，我们只有在赶场时偶尔买一点儿蔬菜尝尝鲜。这样招待男知青，我很坦然感觉并无不妥，因为我和女队友也几乎天天顿顿这样吃。

饭后，男知青和我们闲聊一阵，其中一个聪明过人、能说会道的男知青还讲了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大意是：有几个和尚外出化缘，走到一座尼姑庙时饥肠辘辘，他们进庙里讨口饭吃，尼姑给他们煮了一锅粥喝。众和尚狼吞虎咽，食后却甚为不满，将饭碗倒扣桌上，并写下一张字条放在桌上，随即扬长而去。尼姑一看字条，上面写着“今日路过贵庵，曾蒙盛情款待，清汤烂苕一钵，食后不胜感慨！善哉善哉！”落款“一群过路贫僧”。这位男知青讲完故事后，眼里似乎闪过一丝狡黠。

我听了故事后，感觉十分有趣，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男知青们走后，我细细思量，才恍然大悟，这不明摆着是讽刺、嘲弄、打击我们两个东道主的吗？讲故事的男知青“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心里恨恨地想“真是白眼狼！” 我是“摔了不疼，爬起来疼！”只好吃了这哑巴亏，从此这“和尚和尼姑的故事”，我再也忘不了。

我还听说公社有男知青评价女知青时说：“全公社最不落教的女知青，就是十一大队六队的那两个女崽儿！”这就是指的我和女队友。“不落教”是川渝方言，在这里是不地道、不厚道的意思。我俩知道后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完全是逆反心理，以后再有男知青登门吃饭，我们这“两个女崽儿”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变本加厉，不知道男知青暗地里怎么议论我俩了。

如今想来，真是有些汗颜，倒也“青春无悔”。

我记忆深刻的邀约串队是刚下乡不久的一天，大概是1971年11月，我们八九个女知青结伴，一同去另外一个大队的两位男知青周克明和郭全喜的队上看看，他们生产队距离我的生产队有十里地以上。大家相互之间都是邻里发小和同学，在这特殊时期，慢慢在打破以往的男女界限，特别是周克明是我们这一批知青里年龄最小、运气最不好的同学伙伴。

那年当地下乡政策规定，当年9月1号以前满十六周岁的初中学生全部下乡，极少数9月1号、以及以后满十六周岁的暂缓下乡，并且还有上高中的机会，而周克明恰恰是8月31日出生，真是生不逢时！我看着个子矮小、稚气未脱、“童工”模样的周克明，往往心生恻隐，虽然我也只比他大几个月，但是男孩儿发育、成熟更晚。从下乡之初一直到如今，同学们见面有时还在调侃周克明，说他在娘胎里太着急，要是晚一天钻出来，聪明好学的他一定能上高中和大学，人生命运会迥异。

1972年作者（左）与知青队友在乐至县宝林镇合影

那天，周克明和郭全喜见到我们非常高兴，热情接待我们。我们打量着他们简陋的住房，与我们一样。那个年代的乐至县，物产不丰，却石头遍地，农村修房子普遍用石头柱子、石板墙，甚至装粮食的柜子和桌椅板凳等都是石头做的，初来乍到的人可能会误以为来到了“石器时代”。

“少年不言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齐上阵，分工合作煮好了“大锅饭”，下饭菜是炒牛皮菜和泡菜。我们围成一桌，或坐或站，说说笑笑、热热闹闹、高高兴兴吃了一顿开心饭。

晚饭后我们告辞，此时茫茫夜色笼罩着四野，天上不见星星月亮，四周一团漆黑，我们打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在田坎和小路上前行。因为道路阡陌，纵横交错，加上路况不熟，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们找不到人问路，只有在田间小道上徘徊逡巡，有的伙伴说应往左走，有的伙伴说该朝右去，大家急得团团转。就在此时，附近传来了一阵阵狗吠声，我们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有的女伴直叫唤“我的妈呀！......”被狗扑上身的滋味，好几年前我就尝过。正当我们瑟瑟发抖的时候，听见了狗的主人大声呵斥家犬的声音，我们仿佛遇到了救星，拼命大声呼叫：“老乡，我们是知青，迷路了！请问去公社方向怎么走啊？”这位好心的村民也高声回复我们，指点我们朝哪个方向去。最终有惊无险，我们走上了正路，安然无恙各自回到了队上。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去要好女知青队上串门，我们利用公社每月一次的知青会的时间，或者去公社和区上赶场的时间串队。就我来说，串队最近的距离只有几百米，翻一个垭口就到，那是好友孙容和陈伦永的队上，我去得最多，有时我在她们那儿玩晚了，就和她们挤在一床睡觉，这么近也不想回去了。还有好友徐玉兰和甘秉蓉的队上就在公社街上附近，也是我常落脚的地方。最远的距离有一二十里，那是好友赵淑荣、还有张永桂和戴爱华的队上，我也去玩过住过很多次。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好友又相约去淑荣队上玩儿，走到她生产队时，她还没收工回来。我们在屋外等了一阵，眼看饭点已到，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心想等淑荣回来再做饭，我们不得饿晕？我们迫不及待了，于是就冒冒失失把她房屋的门锁扭开，进去后轻车熟路、七手八脚就开始煮饭，等淑荣收工回来远远看到房门大开，吓她一大跳，以为屋里来了窃贼！

下乡之前我不会织毛衣，全是家里大姐操办。下乡后的一年夏天，我需要拆毛衣、洗毛线、重新织，拆洗没问题，织毛衣就难倒我了。邻近生产队的女知青熊凤霞，是父母单位家属区里的邻居小姐姐，她在家是大姐，贤惠能干，温柔善良。我们从小也一起玩儿，很熟悉。我就利用夏天中午歇工时间长的工夫，去找凤霞姐教我织毛衣。凤霞姐放弃午休、热情周到、耐心细致地手把手教我织毛衣。我连续几个中午去凤霞姐那儿求教，终于学会了织毛衣。这也是“串队”的收获吧。

我们知青之间的来来往往，社员们都看在眼里，甚至记在心头，彼此生产队的社员有时到公社赶场回去后，会告诉本队知青一声：“今天碰到你们的知青朋友某某了！”

2021年10月，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公社知青组织了有几十人参加的返乡活动，我也在其中。每个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看望乡亲，怀念青春。淑荣告诉我们，她的队上当年的小社员里还有人记得我们这几个“常客”，甚至叫出了我和孙容的名字，还打听我们现在哪里。那时我们生产队和淑荣生产队相距一二十里，如今时间相隔四五十年，真是不可思议，我被深深感动了......

在我的三年知青生涯中，最后一次串队是1974年11月中下旬，严格说不叫“串队”了，那是我即将离开乡下时的知青聚会。当时，我和发小好友孙容分别被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和乐至县师范学校招生录取。我和孙容商量后，我俩各出五元钱一起办“家宴”，请知青好友吃顿饭，以此表达告别之意，地点就定在我这儿。我和孙容提前一天去公社赶场，买回来一只大鹅、两三斤猪肉、好几个猪腰，还有一些蔬菜。我俩不会杀鹅宰兔，也不会做菜，幸好请来做客的知青朋友中有一两个男知青擅长厨艺，还是“杀手”，就请他们当“大厨”。

那天，我住的农家大院一隅，十来个知青朋友欢聚一堂，为我和孙容“饯行”，整个大院上空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飘散着饭菜的诱人香味，弥漫着知友的浓情蜜意。除了我和孙容之外，这些赴宴的知青朋友们的未来还是未知数，但是他们却由衷地为我俩“跳农门”而欣慰。有的朋友给我俩送上崭新的题了字的精美笔记本留念，有的朋友送上热情洋溢的美好祝福，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深深的友情。美好记忆已永存心底。

这是我下乡以来，第一次在自己这里做的一顿如此丰盛的美味佳肴，也是第一次这样心甘情愿、理直气壮花掉父母给的一个月“津贴”。

我还有一次最远的串队，而那一次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1972年5月，我和女队友高玉琳与另外两个要好女友张永桂、戴爱华相约，去本县宝林区新建公社看望下乡在那儿的一位家住内江市白马镇的女同学易碧芬，除了玉琳和易碧芬是初中不同班的好友以外，我们三人都和易碧芬是初中同班同学，在校时我们彼此相处都不错，下乡后我和易碧芬还有书信来往，她几次邀请我们去她那儿看看。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四人动身去看望碧芬，她插队的地方，距离我的生产队大约八九十里地，我和玉琳提前一天去永桂和爱华队上住宿，从她们队上出发距离目的地大约六七十里地。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我们四人就兴高采烈出发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一轮红日从连绵起伏的山头冉冉升起，顿时阳光普照，田野一片盎然生机，正是人间四月天，山山水水好风光。我们心情舒畅、脚步轻快，一路谈笑风生，不知不觉就走了一二十里，来到了本区龙门公社的地界。

我们路过一座寺庙，寺庙门上有“报国寺”三个字，从外观看这寺庙历史悠久，颇具规模。我们根本没有进寺庙看看的念头，一是赶路心切，二是因为正值“文革”风暴荡涤了的时代，“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口号犹在耳边震响，当时的庙宇是排列在“封、资、修”的头一号，很多庙里的菩萨被打碎，供桌被掀翻，香炉被丢弃，估计这“报国寺”也成了红卫兵眼中的“误国寺”，难逃劫难，里面一定也是残破不堪，不值一看。于是，我们经过庙门而不入，阿弥陀佛不在心。

不知是否我们几个“小人”，对这座虽然落难，已经“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千百年来被顶礼膜拜，奉为神圣的庙堂，有此轻蔑之举而触犯了神明，冥冥之中菩萨显灵，要惩罚一下我这个大不敬的“势利眼”，走着走着，我感觉肚子不舒服了，逐渐疼痛起来，我只好放慢脚步，女伴们围住我十分焦急，关切地问长问短，我也不明疼痛的原因。我缓慢地移动脚步，腹部疼痛却愈加剧烈，我头上冒出了虚汗，紧紧捂着肚子，直不起腰身，几乎迈不开步子了。女伴们搀扶着我，为我擦拭着额头的汗水。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一个女伴抬眼往四周一看，语调兴奋地说：“那里有一所学校，我们赶快去那儿，让新京歇歇再说！”

我抬眼一看，在一座小山坡上矗立着一个四合院，下面是二三十级石梯，正对石梯是院门，院门旁边有一块校牌，白底红字，上书“乐至县石佛区龙门公社学校”字样，那高高的石梯让我望而生畏。

三个女伴连扶带架，一梯一梯把我弄上去，好不容易来到院门口，她们也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我们进入院内，四处张望。此时正是上课时间，院里不见人影。永桂能干大方又能说会道，她跑在前面去找人。片刻，一位三十多岁、教师模样的女性紧随永桂从一间屋里快速走出来，她来到我身边后关切地打量着我，然后说：“我是学校的老师，到我家来吧！”

女伴们搀扶着我，跟着这位老师来到她家。老师让我躺在大床上，床上铺着凉席，在我躺下之前，老师拿来被单铺在凉席上。待我躺下后，老师立即跑出去找药，我躺下后感觉轻松了一些。很快老师找来了药，并在屋里倒了一杯开水端到床前，她扶着我的后背让我坐起来，然后轻手轻脚地喂我服药，再扶着我的后背，让我慢慢躺下。

我感受到这位老师的善良与关爱，回味着女伴们的情谊和付出，虽然当时手脚冰凉，浑身发抖，然而心却是暖暖的。不一会儿，我的腹痛感减弱，逐渐消失，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这一觉就睡了两个小时左右，醒来后腹痛症状完全没有了，一切恢复正常。在我熟睡的时候，那位老师还给女伴们送来了开水，让她们也歇歇脚，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前面的路程还很远。

我们准备上路了，老师送我们到院门口，我们彼此挥手道别，我只会连声说“谢谢老师！”虽然眼眶湿润了，却连老师的姓名都忘了问一句，这让我遗憾到如今。但是，老师那清秀的脸庞，不长的辫子，温柔的嗓音，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时候，我们长途跋涉到了碧芬队上。我们走到碧芬家附近的田间小路上，她正和女队友王仲田扛着锄头，沐浴夕阳余晖收工回来，王仲田家也住白马镇，她也是我们初中同年级的同学。我们相见时，一声惊喜的“啊！......”后，一拥而上，紧紧拥抱在一起。此时的我，这一天遭遇的痛苦挣扎，已经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在碧芬队上住了几天，度过了欢乐时光。我们一起去了新建公社和宝林区上赶场，还去了区上相馆请出摄影师为我们拍照合影，并在照片上写下 “重逢”的字样，留下了永恒的瞬间，成就了我的唯一一次张在十七岁芳华时，与青春少女们在“广阔天地”里“飒爽英姿”的群像。

以后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瞬间就会有乡土味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龙门公社学校那位老师的形象即刻就浮现眼前，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已经永驻我心间！

这位不知姓名的老师，你可曾知道，当年一个你曾倾情帮助过的，不谙世事的年轻女知青，心里一直记着你，历经五十二年风雨沧桑后仍在想念你？

寂寥中落寞，惆怅中怀想，一首当下流行的歌曲不由在耳畔响起：

“岁月长河纷繁中寂寞，淘尽浪花千万朵，有你也有我，深情凝眸几多，雨露滋润几多，星辉斑斓几多，尘缘牵挂几多......”

2024年3月1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