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想正确的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态度。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指南。
经济精英本来是作为中国改革政经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而出现的，但诡谲的是，从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精英又重新出现了靠拢政治权力的明确趋势。这就是说，一度从全能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以此为自豪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后门重新回到政治精英们的会议室中。对此，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长当市长”的权贵气质所取代.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止沸疗法。
所有改革的经验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时候，总是领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利益集团最为疯狂的时候，民众最为暴烈的时候。所有异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齐齐集于今日。
摘自《奇迹的黄昏》 － 袁剑 著
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毛时代）；朝代之中，君强臣弱（邓时代），朝代之末，君弱臣强（胡时代）。我们这代人这么快就走到末日了吗? 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指南。
经济精英本来是作为中国改革政经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而出现的，但诡谲的是，从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精英又重新出现了靠拢政治权力的明确趋势。这就是说，一度从全能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以此为自豪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后门重新回到政治精英们的会议室中。对此，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长当市长”的权贵气质所取代.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止沸疗法。
所有改革的经验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时候，总是领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利益集团最为疯狂的时候，民众最为暴烈的时候。所有异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齐齐集于今日。
摘自《奇迹的黄昏》 － 袁剑 著
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毛时代）；朝代之中，君强臣弱（邓时代），朝代之末，君弱臣强（胡时代）。我们这代人这么快就走到末日了吗? 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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