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33）
事实之五：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朝鲜战争正进行之中，中共为筹集战费，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名义向全国各界发出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号召。为方便认捐，中共还公示了各种武器的价格：一架战斗机人民币十五亿元（旧币），一辆坦克二十五亿元，一门大炮九亿元等等。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布捐献活动结束，说到五月底为止全国各界人民捐款数额共计五万五千六百五十点三七亿元，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十架，取得了巨大成果。在宣布的各地捐款额中，华东地区捐献的款项最多，达二万一千五百四十点六七亿元，占全国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多。其次是中南地区，也有一万多亿元。总的特点是工商业越发达的地区捐款越多。而在各地的捐款中大部分款项来自工商业者。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作者潘林写的报道：《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前进》。文章说“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各地工商界有很大成绩。到目前止，全国十大城市工商界认捐的飞机数约占各该城市各界人民认捐总数百分之六十六点二”，在全国工农商学各界中贡献是最大的。该文又说：
“各地工商业者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以实际工作来保卫祖国，广泛订立了爱国公约。据五月底的材料统计，仅上海就有二百多个行业的六万多工商企业单位，北京有一百三十多个行业的二万多户自觉地签订了爱国公约。由于爱国公约的订立，各地工商业者在执行纳税任务、协助政府稳定物价、改善经营等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缴纳一九五〇年的营业所得税时，重庆、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地的工商界人士，都组织了数千人以至数万人的集体纳税大游行。东北营口市工商界在四小时内，全市一百零六个行业全部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工商所得税集体缴纳任务。苏南南汇祝桥镇工商界出现了排成队伍敲锣打鼓跑十多里路到县城纳税的动人场面。”
“在国庆节前夕，各地工商界纷纷发动了提前交款、提前完成捐献任务的运动。如苏南区无锡市工商界抗美援朝推进委员会，于九月十九日在苏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捐献广播大会，该市工商界在举行广播大会的二小时内，即有一百多个行业打电话或写信到广播电台，一致表示响应号召提早完成捐献计划，大会当场收到各行业缴纳的献款二百四十五亿九千四百十二万元。正在开座谈会的苏州市工商界，听到大会广播，特地打长途电话向无锡市工商界应战竞赛。应战挑战条件是不仅提前完成原计划捐献一百五十亿元，并增加捐献四十六亿元。上海、天津、沈阳、郑州等地工商界都相继举行了集体缴款大会。由武汉工商界提出的缴款竞赛，各地工商界正在热烈响应。”
“北京市工商界继九月二十八日举行了‘迎接国庆增产捐献集体纳库大游行’之后，又在十月十七日召开了各行业、各摊商代表大会，决定以深入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在十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半年捐献计划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缴款任务等实际行动，支援正在朝鲜前线英勇打击美国侵略军的志愿军英雄们。西安市工商界决定在十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半年捐献十架战斗机的计划，并增献‘志愿军英雄号’战斗机一架，来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
上海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据上海地方誌办公室所编的《上海通志》第六篇《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二章第一节《参加抗美援朝》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一爆发，七月二十一日，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就在大光明戏院召开第一次抗美援朝动员大会，全市工商界有二千多人出席。十一月二十七日，市工商联筹备会在大光明戏院举行第二次抗美援朝动员大会，通过《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计划大纲》，号召全体工商业者以具体有效的行动来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开始。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工商联召开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由盛丕华、吴雪之、刘鸿生、荣毅仁、项叔翔，胡厥文、吴蕴初、张锡昌八人提出的《建议以空军三十个中队（即二百七十架战斗机）作为工商界爱国捐献的初步目标案》。七月五日至七日，市工商联举行上海工商界临时代表大会，讨论“捐献初步目标案”，得到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和拥护。此后，市工商联分别在九月一日、九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五日，组织了三次集体缴款活动。到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上海工商界已缴捐献飞机大炮款项达到五千六百九十三亿多元，超过初步捐献飞机二百七十架目标百分之四十多。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上海工商界的捐款达六千多亿元，折合战斗机四百零四架，占上海各界捐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动员大会通过《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公约》。主要内容有五条：（1）贡献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部队；（2）坚守岗位，加紧生产，沟通物资交流，保证军需民用物资的充分供应；（3）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保证稳定物价，不囤积居奇，不投机取巧，不欠税，不逃税；（4）加强时事学习，认清敌友，不听信美帝和匪特的荒谬谣言；（5）保护生产设备和仓库物资，严防匪特破坏。不到两个月，签名的工商业者达六万人以上。此外，上海工商界还组织了优抚烈军属和赴朝慰问团等活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工商联主任、有“盐碱大王”之称的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带头发起组织了全市四万多工商业者参加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毛泽东在十二月二日复电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并给于高度赞扬，说他们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复电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天津工商界，也是对全中国工商界爱国热情的肯定。
以上事实，件件桩桩都证明了：三年来，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共非但没有所谓的“猖狂进攻”；恰恰相反，是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处在中共的“猖狂进攻”之中，是中共一直在处心积虑问民族资产阶级要钱，以维持他们的“革命”。在这三年中，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共的所有倡议，即使是心中不愿意的也不得不要响应；对于中共的旨意，即使是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也是不敢违拗的。所以，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中共，是贼喊捉贼，完全颠倒了事实！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广大工商业者队伍中，确实也有人犯有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牟取暴利等违法行为。但是，这样的人在整个工商业队伍中仅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工商界。据当时中共对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大区的六十七个城市，以及西南地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九十九万九千七百零七户，最后查出有犯法行为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一千五百零九人，占参加运动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一五。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仅十九人。这样的犯罪率甚至比“五反”前各地检察机关起诉的贪污行贿等商业犯罪案件还要少。这个事实，其实已由中共自己证明了“五反”的荒谬！
而且，即使在“五反”中被揭发犯有“五毒”的人都是真实的，可就其犯罪的性质论，那都是属于刑事性质的商业犯罪，谈不上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个别工商业者犯罪也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无关。无论在什么社会，试问有哪一个阶级中不出几个犯罪分子？工人、贫下中农中出了几个犯罪分子，毛泽东是否也要将此说成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在向党猖狂进攻？所以，毛泽东以“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为由发动“五反”，在道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反”运动研究》（作者何永红）也承认：“从‘五反’运动结束时把资本家划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类情况的事实看，这种‘五毒’行为还是属于资本家违法经营之列，并非是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我党的猖狂进攻’，要复辟资本主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况且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代表不了总体上拥护和遵守《共同纲领》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五毒’行为是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把这些看作是整个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不妥当的，不宜把这种矛盾和冲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这样的评论虽还有替中共掩饰之意，但基本上还算公允。
有人以“五反”判刑少是因为中共政策宽大的结果来辩解。我以为这种辩词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固然，少判刑可以以政策宽大来解释。但为什么运动开始时气势汹汹、喊打喊杀，许多工商业者受不了无情的逼迫而纷纷自杀时，中共不就及时地体现一下宽大精神呢？等工商业者被迫承认了子虚乌有的“违法所得”，中共拿到了金钱以后才开始“宽大”，则中共的目的究竟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什么？运动后期，中共在工商户评等、对违法者的判刑上确实没有运动初期说的那么严厉，但对追索所谓“违法所得”上丝毫也没有手软，许多人家因此被搞得倾家荡产，中共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也“宽大”一些呢？这样口惠而实不至的“宽大”，说穿了就是十分虚假的伪善！
又中共的所谓“违法”，到底是真违法还是假违法也值得深究。“五反”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共就先以运动对象生意的大小、家产的丰厚程度划定等级，定下罚款金额，然后靠群众捕风捉影的揭发，无中生有的栽赃，口水拳头的攻击，和工作队坐牢杀头的威胁，逼迫私营工商者承认违了法，这样的“违法”能当真吗？我想当这样的“违法”案件真的要经过法律程序审判时，恐怕绝大多数案件都是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我想中共此举是目的已经达到，为免阴谋败露自曝其丑，于是就以“宽大”为借口，主动结束运动。
总之，中共在这个问题的做法可用八个字形容：前后矛盾，厚颜无耻。何以如此说？若说有人违了法，判不判刑可以另说，但总不能将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违法者”，因政策“宽大”而又将他说成是守法的吧？而毛泽东对荣毅仁就如此。运动初期中共逼迫荣毅仁“坦白”了违法金额二千多亿元。尽管这数字是中共一次次加压逼出来的，但毕竟也是荣毅仁自己承认了的，而且“违法”金额这么高，再怎么宽大总不能说他是完全守法的吧？可毛泽东就是有这个胆量，大笔一挥就“大方地”把荣毅仁划为“完全守法户”。这种做法，与中共宣传的开展“五反”运动的目的，与运动初期气势汹汹迫人认罪的做法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如果荣毅仁真是“完全守法”，何以在经过“核实”以后还要他缴交一千多亿元的“退补”款呢？所以，判刑少不是因为政策宽大，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实在的证据可以证明绝大多数工商业者真的违了法。中共不是一个宽容大度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共心目中也是属于“万恶的剥削阶级”，是时刻准备着要将它们消灭的，如果真有人犯了严重的“五毒”，中共能这么轻饶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