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32）
事实之四：关于工商界认购政府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事
中共发行公债最早的地区是东北。当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稳定物价，中共在东北发行了两期生产建设实物有奖公债，总额一千二百万银元。第一期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发行，效果良好。这一年东北的物价平均只上涨了百分之八十。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中央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华中、华东地区都提出了要发行公债的要求，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陈云在八月十一日致电中央，提出了发行二千四百亿元公债的构想。陈云还奉中央命令在上海、南京找工商界进行了座谈。据复旦大学教授高晓林刊登在《复旦史学专刊》第二期《上海私营工商业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一文说：“会谈中，一些工商业家不赞成发行公债。中央听了陈云的汇报，考虑到战争尚在进行，政局还不稳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搞得太紧张，决定推迟发行公债。”但当时国家的财经形势“更加严峻了。巨额的财政亏空仍然必须用发行大量钞票来弥补。七月底人民币的发行额是二千八百亿元（此处及以下所说之人民币均为旧币），到九月底已达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突破一万亿元，十一月底上升到一万六千亿元。人民币的大量发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物价的迅速上涨。十月十五日起，从沪津开始，全国物价急遽上涨。上海情况尤其严重。这就增加了发行公债的急迫性。十一月十五日，中财委会议一致认为：“为控制物价继续上涨，必须尽快发行公债，并增加税收。”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
第一期公债一万万分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开始发行。当时由于人民币币值不稳定，公债以实物为计算标准，一分相当于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和天津之小米六斤、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的平均批发价之总和。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旬，一分公债值人民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九元（旧币）。按此计算，一万万分公债的价值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九亿元。而那时侯人民币的发行总额是四万一千亿元，所以一万万分公债的价值几近流通货币总量的一半。
中央分配各区公债承包额：华东四千五百万分，中南三千万分，华北一千五百万分，西南七百万分，西北三百万分。华东区公债的分配：苏南四百万分，苏北一百二十万分，山东四百万分，皖南二十万分，皖北十万分，南京五十万分，浙江四百万分，福建一百万分，上海三千万分。
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底，上海各界共认购公债三千零六十八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份，超额完成国家分配数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商界认购二千六百七十五万七千七百五十八分，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七二；殷实富户及退职文武官吏（即前清和民国遗老遗少、退职官吏）认购了八十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七分，占百分之二点六四；其他各界认购三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九分，占百分之十点六四。已交缴款项达二千二百二十一万二千九百十一分，占认购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从上述全国分摊公债份额的数字看，上海承担的任务占华东的三分之二，占全国的十分之三。而上海各界认购公债又以工商界最多，占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高晓林说：“上海推销公债为政府回笼货币六千八百多亿元，其中工商界占五千七百四十六亿元，对于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战时通货膨胀的扭转，币制和物价的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高晓林：《上海私营工商业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刊《复旦史学专刊》第二期。）而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庞松的一篇文章，指出“这笔公债按照当年的预算，被用于支付一九五〇年政府支出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并提供了不到百分之五的政府收益。”
当然，公债是有利息的，中共把利率定为年利四厘。因此，在名义上中共发行公债向全国工商各界借钱不是白借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正如《上海通史》指出的那样：“当时物价上涨率已超过利息率，黑市利率直线上升，利息重至每借一元，月息二元。”所以，谁认购公债就是准备要赔钱的。中共在推销公债时是对认购者施加了巨大政治压力的。有些地方提出口号说“不买公债就是反动派”。好多工商业者为了不当“反动派”，自己钱不够，只得花重利借钱来买公债。这些公债认购者所受的损失只能由他们自己吞下。也有的公司行号为了完成公债任务，抽干了现金，结果没有钱发工人的工资和购买生产原料，引发劳资纠纷，影响了后续的生产。湖南长沙欧亚烟厂因为没有交清公债款，经理被政府扣押。厂方无奈将工厂出卖，实际价值十八亿元（旧币），开价十亿。但因为工厂被当地解放军驻军第十二兵团看中，因此无人敢与竞争，结果兵团仅出价二点五亿元就把工厂买下了。（当时中共党政军都还盛行“机关生产”，军队买烟厂，就是为了“机关生产”。此风到“三反”后才停止。）
而说起来全国工商业者遭受的打击，并非单单分摊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一项。在此之前全国的数次物价飞涨，以及中共对税种、税率的大幅提高，对私营工商业者都是经济上的严重打击。至于上海的工商界，所受打击更重，除了一九五〇年三月额外征收的三千亿元税款，还有该年二月初国民党飞机大轰炸造成的损失。这次轰炸导致很多工厂因没有电而停工。所以上海的经济早已是千疮百孔，艰难万分。可中共仍将上海工商界当成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挤不完奶的奶牛。如果说当时中共没收地主、官僚资本是一刀捅死，一口吞掉，那么对付民族资产阶级就像是零刀碎割，每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全国的工商业者在这种几近绑票式的掠夺下，无不叫苦连天。连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企业家刘鸿生那样的人物也承受不了，写信向政府诉苦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在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横征暴敛，不但严重地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也严重地打击了整个社会经济。《陈云传》说：“一九五〇年一月至四月，在十四个城市中有两千九百四十五家工厂关门，在十六个城市中有九千三百四十七家商店歇业。三四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十万人，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口约三十八万至四十万人，全国失业人口总数达一百一十七万人。依困难的程度来说，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重于其它地区。上海市三月份与一月相比，百货营业额大商号减少了一半，中小商号减少百分之九十；到四月下旬，全市倒闭的工厂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号有二千多家。经济问题影响到社会安定。三四月份上海市面上发生了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严重事件。”（《陈云传》P683。）
据《上海私营工商业与人民折实公债》一文说：上海公债缴款期间，市场呆滞，货物销路狭隘，很多工商企业倒闭，劳资纠纷增加，企业主逃走。再加上统一财经后社会虚假购买力的消失，又使工商业一时产销脱节。总计自一九五〇年二月底至五月期间，工厂停工的有一千二百九十五家，商店停业的达五千六百五十九户。《经济周报》第十一卷第十二期上有一份《一九五〇年一至七月工厂商店申请停歇情况》表，期间上海市申请停歇的工厂有一千六百六十二家，商店有七千三百九十四家。（转引自《上海通史》第十二卷《当代经济》P47。）《陈毅传》说：一九五〇年三月，“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倒反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危机开始威胁上海。”
当时陈毅作为上海市长，看到上海的社会、经济弄得这样一团糟内心也很不安。他说：“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做‘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这叫做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 他要上京开会的人向中央进言；“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以上见《陈毅传》）当然，陈毅话是这么说，但中央压下来的任务上海还是得完成。三千万分的公债通过工商联硬是压了下去。再后来到了“五反”运动，上海资本家不堪残酷斗争和巨额罚款的勒索，有不少跳楼自杀。对此陈毅非但不予同情，反而虐称这些自杀的人为“降落伞部队”，则又显示出了共产党人人格中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坚持党性的一面。我认识不少共产党干部，他们的人格绝大多数都是分裂的。他们既有一般人的人性和人情，但也有共产党的党性。而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一提党性，正常的人性、人情立刻会消失殆尽。
此后，中共在一九五四年，五五年，五六年，五七年，五八年又五次发行国家建设公债，每次发行量都达六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前三次，主要发行对象仍都是私营的工商业者。虽然这段时期米、面、油等物价相对稳定下来，公债不再折实定价，但人民币总的趋势却仍是在缓慢地贬值，同样一元人民币面额的公债券，到数年后可以将它赎回时，它的价值即使加上利息，与认购时相比也已经下跌很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建政后每次遇到经济困难，都是首先将眼光盯着民族资产阶级；而每次也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出手相救，出力最大，即使自己吃亏，也是打落牙齿肚里吞。对于中共，民族资产阶级真可说是陪尽小心、做到仁至义尽了。可毛泽东还是翻脸就不认人，反说什么“猖狂进攻”，天下宁有此理！天下怎有如此薄情寡义、惯于恩将仇报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