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简政放权之辨 【ZT】

一、

商周时，周武王灭了商纣王之后，论功行赏，姜太公吕尚功劳很大，就将齐地营丘封给了他。

姜太公到了齐地之后，只用一种施政方针，办了两件事，就让本属于东部海边盐碱地的齐国逐渐强大起来。

《史记》原文这样叙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姜太公所以能兴齐，因地制宜，根据齐地客观自然条件，发展渔业盐业等工商经济，还在其次。

《史记》里这段话的核心，是“因其俗，简其礼”，也就是尊重并延续当地的风俗习惯，简化那些虚头巴脑的繁文缛节和办事手续。

齐国后来能成为春秋首霸，管仲辅佐齐桓公能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从姜太公治齐时就已打下基础了。

 

二、

紧挨在齐边上的，是鲁。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同在钟灵毓秀之地，鲁的土地耕种条件比齐要好很多，鲁国表面上也架子颇大，整得好看，可里子却虚。

这种情形，周公旦早就预见到了。

周公旦，就是孔子常梦见的那个周公，也是曹操在诗里感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周公。周公旦和姜太公一起辅佐了周武王灭商纣，又曾代年幼周成王摄政，政治才能与洞察力都是第一流的。

灭商纣后，周公被封在了鲁，但他为了继续辅佐周武王，就没去封地，让长子伯禽代为治鲁。三年后，伯禽向周公报告政务，周公就问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报告呢？

伯禽说，鲁地百姓素质普遍不高，文化礼仪很不到位，他要教化鲁人“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丧事三年之后才能除去丧服）”，这都需要时间呀。

周公于是就叹息了一声。他想到了姜太公治齐“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五个月就报告了政务。

两相比较，周公就对儿子说：“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就是说，伯禽啊，为政不能做到简便易行，人民怎么能归附呢？你的鲁国，将来世世代代必定要北面臣服于齐国了！

鲁国有礼，规矩多，什么事都讲究身份秩序，一套套繁文缛节下来，看起来是把礼教道德搞上去了，其实是制造了一个地方走向衰弱的温床。

鲁国后来在春秋战国过程中日渐衰弱的事实，也完全印证了周公的判断。

 

三、

时至今日，这种鲁风越千年而犹存，鲁人仍以多礼而自豪。

有一位做科研的朋友，他说每次到山东的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时，厂长总要布置饭局，也一定会有县领导到场，这种应酬让他很是头大。但他去广东企业时，这种事一次也没出现过，广东人可能穿着拖鞋跟你吃着盒饭就把事情给谈妥了。

一个企业里纯粹技术的事，也要拉出官员指导的排场，这种事在江浙沪粤等地的生意人看来想必好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搁这闲聊应酬，耗时又耗神，图个啥呢？

鲁礼之繁复，远不止于生意场上饭局的主次秩序。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山东人拜年”，那些图片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好几次过年，山东人的跪拜礼都冲上了热搜。

据说山东人拜年的方式，是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男女老少们就早早起床集合，一起去给长辈跪拜，场景蔚为壮观。只要你辈分够大，哪怕是三岁毛孩，都会被跪拜，即使跪拜者可能是二三十岁的人。

另一方面，听说山东人家里如果来了客人，女人是不参与一起吃饭的。

这些礼节的背后，大约是继承了传统长幼尊卑的儒家伦理秩序。这种礼节长短且不论，但多半会让江浙人吃惊。

江浙地区的拜年，不要说一起集合去给长辈行跪拜大礼了，连给父母爷爷奶奶拜年都已省去了下跪形式，简化到口头祝福“新年好”，春节就是亲戚之间热闹聚聚餐，如此而已。

至于江浙男女之间招待来家的客人，不要说平等同桌吃饭了，连嫁娶继承关系也都已平等，若是两个孩子，取姓时各随父母一方也是很平常的事。

周礼尽在鲁。千百年来，鲁地人民总是那样憨厚，尚仁义，重廉耻，多礼，守规矩，选择和鲁人做朋友大概率是没错的。

鲁人也大概永不会像隔壁中原大省那些乡野大爷大妈们一样成群结队去做群氓之事，抢完音乐节抢玉米，抢完玉米抢大豆，抢完大豆抢药材，更不会在哄抢之际冷漠地面对着被逼得嚎啕大哭的农民承包户而无一点仁义恻隐之心。

可是同为沿海大省，且山东还是半岛地理环境，贸易线直面日韩，为什么无论在综合实力还是在人均收入上，山东一直弱于身边那个地理面积与人口都小它不少的江苏呢？

繁复多礼的山东，骨子里还是周公长子伯禽教化出来的鲁；江苏却一直懂得因时而变，不断删繁就简，像是姜太公的齐。

如果鲁地一直保持着这种繁复礼节之风，恐怕也会一直有“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的局面，只不过是当年的“齐”变成了现在的“苏”。

这背后的逻辑，还是来自周公三千年前的观察和预判。

 

四、

姜太公与伯禽迥异的施政理念，导致了齐鲁之治的差别，若将它放大到今日社会，会怎样呢？

姜太公的理念，是“因其俗”，倡导自由开放的风气，尊重人民自己的生活选择；是“简其礼”，简化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办事手续；是以市场为主体，“通商工之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便鱼盐之利”。

伯禽在鲁地推行繁复之礼，背后隐含之义，却是以周礼教化出一种无形的固态稳定的秩序。

姜太公治齐，是一个社会繁荣的基础；伯禽治鲁，则是僵化社会肌体与凝滞社会活力的内在渊薮。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曾亲眼见证过了姜太公式治理带来的蓬勃活力；而伯禽式的繁复固化，却往往藏于一些表象之下，不易被我们觉察。

比如这些年来，很多看似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若将它们放一块看，很可以发现一些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

像上了热搜的农村聚餐办席的事情，居然有官员过来说要办证；今夏时有农民在田间地头卖瓜挂个横幅，居然会有什么农管过来扯走；有乡村干部网上自述，因为无休止的检查文件，交叉而填报不完的APP统计，无奈辞职；这两天的新闻，有学校老师不能安心教书，居然因为疲于应付领导和检查而自杀……层出不穷的多余形式，什么都要管，层层下压，层层加码，这些类似的种种情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给简单的增加一套套繁复程序，让容易的变得麻烦，这多少有些像是伯禽治鲁落下的毛病。

树上落下一片叶子，看起来是一棵树的事情，其实是有秋凉；这些各种现象看似彼此独立的，其实可能是社会繁文缛节之风的缩影。

本来，高层出个指示，上层跟着出个关于指示的指示，这都是合理的治理逻辑；中间层再出个关于指示的指示的指示，到了这里已经不太合适了，但问题也还不太大。可是接下去就麻烦了，中下层本来都应该做实际事务的，很多市县乡官却继续照葫芦画瓢，也叉着腰继续一路指示下去，一层层指示，等到了基层的乡镇，村里，学校，那就是让真正做事的人头上顶无数“指示”的大山行走，真正能干事的时间已经没多少，大多空耗在了没完没了的检查指示里了。

县乡的事情，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能不熟悉吗？装腔作势指示个啥？

网上曾流出这样的照片，居然已有村干部到村企业里装模作样地做指示了，周边一群手拿笔记本的白衬衫随从整齐地分居两侧，活像当代社会一群举着“威武”“回避”木牌的衙役，就差一个跪拜地上的“刁民”高喊“老爷，小民冤枉”了。

于是，当代《拍案惊奇》的事就出现了：三五个大学生模仿“上级领导”的模样，以一副厅官派头，从学校食堂一路“指示”到大门外，居然也唬得食堂阿姨毕恭毕敬、校领导紧张不已。

这是不是对一种什么风气的反讽呢？

一个现代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在国际社会上竞争，还是为国内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从来靠得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为主体，以现代企业发展为根本。而枝叶繁多的形式主义如同伯禽的周礼，塞滞了社会空间与侵蚀了市场活力。

经济生态真要是出了啥问题的话，要那些枝繁叶茂的形式主义指示、检查、表格，究竟有什么用呢？

伯禽的鲁国，周礼搞得严整是严整了，规矩秩序是俨然了，可不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都没有鲁的位置和发展空间。

主体有序之下，局部适度的混沌与乱点，是造就繁荣的基因——这正如一个适度调皮、自作主张的孩子，往往是群体中最有创造力的。

连课间十分钟都被压制到消失、成天起早贪黑地疲于应付那没完没了的作业，周末基本无休，换做是你，你会不会疯掉？

僵化、空心病与抑郁的一代，难道不是你们大人们亲手造就的大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吗？别赖孩子们不坚强。

 

五、

相反，姜太公式的“因其俗，简其礼”的治齐理念，推行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商工市场为主体，正是克强总理生前疾呼的、默默力行的事情。

无须多说，克强总理十年执政，我们都曾经和他生活在一个时代空间中，因而他的许多事迹都已为我们所熟知，你可以轻易查阅到他留下的时代贡献。

但始终，克强总理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他倡导并力行的简政放权精神。

在克强总理任内，他一直持续推进“放服管”改革，力行简政放权、高效服务、创新监管，提出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在克强总理的推动下，10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一再被压缩、下放或消减，非行政许可退出历史舞台；

审批程序一再被简化，审批时限被清楚地明确，过去一本企业营业执照办下来要几十天、甚至上百天时间，现在全国范围内平均4天，最少得地方甚至只要1天；

大约90%政务服务实现了网上办理，企业不用跑腿就能在公司内办理好，极大地节约了时间成本与人员成本；

在克强总理的推动下，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尽可能地减少了，也为市场主体释放了更大空间，草根经济被尽可能多地扶持。

这一切一切的事情，既不耀眼，也不显赫，在外界看起来似乎都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没有那么宏大，但却影响深远，只有那些一线的大批深深受益的中小企业感触良多，久久感念。

几天前，一个中等企业主在朋友圈发文悼念克强总理，这样深情写道：

“是他，在2014年将注册资金实缴，改为了认缴；

是他，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了年报；

是他，倡导了注册公司与税务流程简化；

是他，提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

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

这不就是周公对伯禽说的吗？“政简易近民，民必归之。”曾有媒体统计，克强总理90分钟的政府工作报告，台下响起了51次热烈掌声，这就是人民的响应之声。

与克强总理力推的“放服管”改革对立的，也是他所痛心疾首的，恰是他所批评的两种现象，一是官员的乱作为，不该办的事情乱插手；一是官员的不作为，该办的事情不办。

对此，克强总理最为有名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了。

克强总理倡导与力行的“简”，还有很多。比如在两会记者会上，他宣布的“约法三章”事项：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质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克强总理为了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了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他还有两句话看似平淡，却掷地有声，实在是有平地起惊雷的份量。

这两句话，以大历史视野观之，既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也是克强总理对自己改革理念的最佳概括。我想在许多年许多年以后，这两句话必将会被后人们一再回忆起来，并一再重复。

哪两句话呢？

克强总理说：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简之又减，隔着三千年的时空，克强总理犹如是呼应了“因其俗，简其礼”的姜太公。

 

六、

就在克强总理病逝前不久，有一篇叫做《当一位清华本硕博放弃“北京中产”，去往非洲》的好文章刷屏了，一时洛阳纸贵。

这是一位清华博士在一次讲座上分享的他在非洲的实践体会。

文章记录了他在尼日利亚一个水电站的工作感受，以及他对非洲大陆的观察。没有什么空洞的言辞，也没有什么坐在大城市办公室里对非洲草原那种动物大迁徙的想象。全文都是对事实的记录与分析。

他看到，非洲社会的黑人并不如我们印象的懒散，在中方人员的指导下，工作也是很勤劳的。非洲国家是兴旺还是死气沉沉，能不能走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关键还是在于非洲各国政府治理制度顶层设计的理念、眼界、素质、能力与实际作为。

作者将他经历过的非洲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主义国家，一类是非发展主义国家。

发展主义国家，着力营造好的社会生态与市场生态，建设电力、交通、港口、灌溉、供水、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注重的是长周期回报。比如作者比较推崇的东南非几个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他们政府在制定的发展规划时，都很注意避免做那种好听好看的空中楼阁，而是很务实，先解决简单的问题，先做低标准的事，具有普惠性。

非发展主义国家，则是分裂、涸泽而渔和倒退。

作者特别提到南非。从之前的发达国家跌落到发展中国家，并且还在继续跌落下去，南非的根本原因在于“曼德拉革命之后，南非的发展一直可以说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南非这个国家的整体治理思路出了问题，它的整个国家目标，就不是发展，而是分配。”

结果呢？作者说，南非过度强制将利益向黑人倾斜，要求市场99%的雇员与工长是黑人，而黑人中高级雇员月薪动辄六七万人民币，比中方高管还多出不少，“你的蛋糕坯还没烤成，蛋糕就已经糊了，你还谈什么分配呢？”

这篇文章让我沉思良久。在与友人讨论时，我们都赞赏这位作者的结论，并且认为从非洲的这组对比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除了水、电、能源、铁路、银行、教育、医疗等等关乎到国计民生的事业不能落入资本操控之手外，政府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提供基础产品，营造好的生态，而不是自己下场。

只要有好的生态，自然就会生出经济活力。

我国改革开放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的底层逻辑，不就是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精神、奉行简政放权与讲究市场效率的深圳特区精神吗？

像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什么都要严格管制的做法，民间社会当然会失去愿闯愿干的动力、敢闯敢干的创新活力，那社会能量怎么释放、商业经济怎么蓬勃呢？

放大视野来看，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中外，凡是成功的改革与施政，无不着眼于“简”与“放”二字。从春秋战国时的姜太公的“因其俗，简其礼”，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大明王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再到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又到新中国的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其历史之功无不在“简”与“放”二字上着力。

简有空间，放也有监管，尊重客观规律，这是历史的成功经验。

相反，历史上凡是失败的改革，都是弄不清历史的底层逻辑、而在表象上越搞越复杂的机械复古主义者。像西汉王莽改制的新政失败，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