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6）
至此，中共发动“五反”的目的基本上已经人人心知肚明：那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钱是好东西，但有时也会成害人之物。一些资本家原以为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还可有继续发展事业的余地，现实将他们的希望击得粉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迟早都逃不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那不如干脆早点到来。因此有的要求政府即时就将企业收去，说：“厂不要了，反正赚了钱也要放在厂里，自己也拿不到手，不如干脆送给政府的好。”也有的资本家认为“今后的资产阶级没有做头，不如趁此丢包袱，只要留些消费资材就好了。”对于工作队计算违法所得是否合理也不再争辩、计较，但求早点过关早点解脱。于是，把国民政府时期向银行的贷款以及从政府那里购得的产业、原料说成是隐匿敌产的有之；把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配给到的物资以及中共执政后申请到的外汇，与当时黑市的差价算作盗窃国家资材的也有之。新中机械厂老板魏如在抗战时曾向国民政府重庆中央银行借了一亿法币，大约相等于人民币一百亿，此时他就将这笔钱作为“盗窃国家资材”向工作队坦白。（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27，238-239。）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能如魏如那样想得穿的，因此那个时期自杀的人数仍继续攀升。截至第二期运动结束，上海资本家自杀的已达二百二十二人。另外还有二百多人被政府关押（包括“三反”中被关押的）。这个时候中共已开始考虑对不法资本家惩罚的事情。薄一波在对中央关于部署第三战役的报告中说：“上海五反开始后，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到现在为止，抓起严重违法、抗拒运动及人缘不好的资本家共三十余人。经验证明抓多了好处不多。准备在整个运动中抓人数目控制在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三反中已抓起来的二百八十人，则共为五百余人。准备要杀的人，现只选择对象和准备材料，预定为五个到十五个人，俟中央决定总的办法后，再规定具体进行的步骤。”（《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47-51。）而中央的复电除了明确表示“中央同意上海五反运动第三战役的部署”，在抓人、杀人问题上则认为：“在目前五反胜利的局势下，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各地五反在结束阶段，可提出你们准备要杀的人数，以大城市和省区为单位报告中央，但不忙执行，也不要宣布，待中央统筹全局后，再提出控制的比例数字。一般地说，这个数字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而只觉其死有余辜就好。”（《中央同意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46。）
从上述薄一波和中央来往电文看他们对抓人、杀人的考虑，可发现杀与不杀根据的主要不是罪犯罪行的大小，而是根据政治局势的需要和对利害的算计。“五反”的主要目的是钱，只要钱能顺利到手，少杀一点比多杀一点对中共更有利。而薄一波将“人缘不好”也列为杀人的理由，原因是杀这些人引起的公愤会少一些。因此很明显就是要借这些人的人头来制造恐怖气氛，推展运动，而并非他们真有该杀之罪。所以“违法”乎，“守法”乎，真相揭穿了不过尔尔。其中既无法制，更无人性，可谓荒谬已极！而中央的答复，说杀人数字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其中的含意，以我理解：不使工商界受震动是因为“五反”过后还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而杀人数字要比“三反”少，恐怕是要让人得出一个中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印象，从而起到掩饰发动“三反”、“五反”真意的作用。
第三期从四月十三日到五月十日。这一期解决了六千户大户和八万户中小户。由于已有先例，大家明白只要认罪、交钱，基本上可以平安脱身，因此抗拒运动的相对就减少许多，斗争的激烈程度相对也有所降低。据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在第三阶段运动结束时的一个报告，上海工商业者“坦白”的违法所得已达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三亿元（旧币）。
第四期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上旬，除了解决剩下的六万户工商户，工作队精力部分转到了核实定案上。（以上参见《上海通史》第十一卷《当代政治》第二章之“‘五反’的开端与上海‘暂不发动’”及“严格控制的上海‘五反’”两个章节。）
由中共编撰的《上海通史》这样评价上海的“五反”运动说：“由于控制严格，三月二十一日重新启动的上海“五反”进展顺利，过火的行为较少。上海虽然在“五反”运动中，发生四百四十六起自杀事件，死亡二百零六人，但总的说来，政策掌握较好。”对于这个评价，我认为有文过饰非，美化中共之嫌。因为三月二十一日以后，上海资本家自杀的仍然不断发生。不仅第一期、第二期运动中有大量人自杀，即到了第三期以后仍有人自杀。如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四月二十一日跳楼死在南京路上的，其时正是重启“五反”以后的第三期运动阶段。所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如《通史》写的那么轻松。所谓“政策掌握较好”，或许只能与运动初期以及和其他城市的情况比较而言。上海重启运动后的情况，暴力程度或许比前期有所缓和，但后期对资本家的压力实际上更大。前期斗争的压力重点在逼供，而重启后的运动除了同样有逼供，还有逼债的压力。所以无论重启前还是重启后，无论是上海还是外地，整个“五反”运动“总的来说”都是十分残酷的！
长期以来，上海有不少资本家在中共的统战政策笼络下相信共产党，他们在中共执政前就从经济上、政治上支援中共，执政后继续相信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这也是上海资产阶级所以积极购买公债，踊跃捐献抗美援朝飞机大炮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五反”刚开始时，一些工商联和行业公会的负责人对运动也还是积极的。这是他们主动发起“四反”的原因。但是，随着“五反”的开展，中共翻脸不认人，在宣传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种种无限夸大的指责，令他们内心既不服气又无奈，在实际追查“五毒”的过程中，种种粗暴、不合理的做法也令他们既害怕又反感；其中很多人心中最大的疑惑是：中共是不是准备撕毁《共同纲领》，要开始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了？
上海的资产阶级心中窝了一肚子火，但不敢发泄也无处发泄。一九五二年五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民建中央负责人章乃器陪同下在上海调研。因为是“统战部长”，过去是专与他们打交道的，相比之下多少有点“老朋友”的感觉，而且是“民主党派”的章乃器陪同来的，于是有些人就忍不住要吐一下胸中块垒了。据章乃器日记记载：
在五月十七、十九日召集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座谈会上，荣毅仁说：要恢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确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他以自己为例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申新三年来卖了两个厂，一批物资，收入一千五百亿，仍负债六千亿。面粉厂五个月来只开一个月工。
刘念义说：缴不出税，税额工商界无法提意见。橡胶业半价出卖轮胎纳税。定货对成本，验收有害怕。
严谔声（著名报人，先后在上海创立“新声通讯社”、《立报》，任《立报》总经理。长期亲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上海市财委委员兼秘书长、市工商局副局长，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市工商联常委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等职。）提出六大问题责疑中共的政策：一、是否打倒资产阶级，思想不明确；二、坦白罪行变成追求数字；三、数字高，过关易，罪行变为光荣；四、过关有技巧︰数字求大；五、 说话有顾虑，听话要怀疑，调查不易得真相；六、说话“口角生风”，利润“纸上富贵”。（意即中共嘴上说得好听，答应给资本家的利润只是纸上的空的数字。）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有合法说话场所。二、退款问题严重，因为数字等于挖出利得，须顾到职工应得利润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货须有真实利润。
徐永祚（著名会计师，曾任上海银行公会书记长，上海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中共执政后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人民监督委员会委员，民主建国会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指出：“五毒”中“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定义不明，税法解释不一。他对中共税收政策的评价是七个字：生、重、苛、细、扰、追、伤。
胡子婴批评中共将呆货按市价征收所得税不合理，并要求“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
吴蕴初（中国著名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天厨味精发明者和生产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化工原料同业公会主任等职）称上海企业现状是“高职归队，经理光杆，董事辞职”，加工合同难找铺保（工会反对作保），利润低，付款手续多，干部顾虑多，小厂成本大。
二十一日，召开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会，也有很多人吐苦水。小五金业工厂主虞贤法说：小机器厂接不到订单，老板吃救济米，生产工具当柴烧，资方愿做工人。丝绸业沈子槎说：今年四个月生意不如去年一个月。纺织业包蔚然说：本行业今年因市场变化全部停业，资方卖家具，吃救济粮。政府认为前途无望，劳方要求解雇，经费成问题。国药业赵体润说：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百分之八十，五二年缴税百分之八十来自借款。
二十二日召开华东军政干部座谈，也有人反映“政府部门杀鸡取卵，甲厂跌价，随即杀乙厂之价。三个月罚金等于去年全年（利润）。
二十三日召集华东区各省市工商业和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有人反映“五反”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联、行业工会不好干，资方代理人不好干，不敢同干部谈话，怕扣“盗窃情报”帽子。浙江宋云彬批评领导有头无尾，步骤乱，政策不稳，“资产阶级今天是友，明天是敌”。（以上参见章立凡：《章乃器日记中的“五反”运动》）
在上述这些责疑中，我以为胡子婴要求中共“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实际上是全方位地对中共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提出了责疑，从根本上怀疑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否是欺骗民族资产阶级的“纸上画饼”。而对于所有这些疑问、责诘，中共皆无词以对，有些问题实际上除了毛泽东谁也无法回答，于是只能装聋作哑，不予理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