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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届
一代人的光阴故事、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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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桂鸣，16岁下乡插队，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编辑刊物10年，自费留美获硕士学位，现为资深审计，居美东。
阿德勒，全名所罗门·阿德勒（他的名字有三个译法：“阿德勒”、“爱德乐”或“艾德乐”，本文从“阿德勒” ）。在近代中国最著名的23个旅华美国人中，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阿德勒名列第一。但是，这位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的美国人，却一直鲜为人知。他除了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家，还曾被指控是一名前苏联间谍。
阿德勒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41年。他当时任职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货币研究与统计局。阿德勒 1909 年 8 月 6 日出生于英国利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十个孩子中的老五。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学习经济学。1935 年，他移居美国从事研究，次年即受聘于美国联邦公共事业振业署的研究项目，随后又转到财政部。
英国出生的阿德勒1940年归化成为美国公民。1941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驻华特派员（实际上就是二战期间美国财政部驻华首席情报人员）。无巧不成书，在重庆期间，阿德勒遇上一位“老朋友”：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他还与冀朝鼎住在同一间公寓。冀朝鼎1930年代在美国留学期间，参加美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结识阿德勒和柯弗兰。冀朝鼎还经俩人的介绍，认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
陈光甫是一个深得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器重中国银行家。陈光甫被民国政府征召，派往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接洽、谈判，以获得美国急需的贷款和援助，以协助中国抗战。为配合这些努力，中华民国政府在纽约成立了一个“环球贸易公司”，协助政府从美国采购战争物资。陈光甫是老板。冀朝鼎于1940年受邀加入该公司，先是担任秘书，后来担任行政副总裁，直到他19 41年返回中国。
冀朝鼎的名字在战时首都重庆鲜为人知。但是，他以其智慧和才学，很快便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圈内的重要人物。回国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美英中货币稳定委员会”候补委员兼秘书长，负责管理美国财政部和英国政府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冀朝鼎留学美国期间与美国共产党的交往，为陈立夫所知。被问及此事时，冀朝鼎将自己过去的经历，归咎于年轻时的草率和好奇。因为他与孔祥熙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孔祥熙与冀朝鼎父亲，均为山西名门望族且属于世交、冀朝鼎称孔祥熙为“叔叔” ），蒋介石仍信任并重用冀朝鼎。他成为孔祥熙主持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要员。
阿德勒作为“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美方代表、美国驻华大使馆财政专员。冀朝鼎其时则兼任财政部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二人为了同一使命，万里之外意外重逢，不亦乐乎？！1942年底，阿德勒前往新疆考察西北国际大通道，冀朝鼎亲赴陪同。两人向西旅行，一直到了阿拉木图。正值此间，新疆军阀強人盛世才开始转向反共亲蒋，羁押了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毛泽民、陈潭秋。阿德勒和冀朝鼎见证了这起突发事变。冀朝鼎及时把新疆发生的情况，转告给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阿德勒与冀朝鼎私交甚笃，引起陈光甫、中国银行董事长贝祖诒等人的妒忌。他们指责阿德勒、冀朝鼎二人在平准基金会内组织“亲孔（祥熙）”小集团。这个指责，似乎也非无缘无故。因为这个是外人可见的事情：阿德勒与冀朝鼎二人，每周与孔祥熙夫人宋霭龄打桥牌。宋霭龄对英语流利、见解不凡的冀朝鼎十分赏识。即使外界啧有烦言，国民政府内没有人敢对二人搞小动作。
冀朝鼎与妻子、两个儿子1940年在美国的“全家福”
阿德勒在重庆的重要工作，涉及帮助国民党政府控制二战期间未被占领的中国地区出现的通货膨胀。1943年至1945年间，中国非日本占领区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超过1,000%。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强化国民政府抗日的能力，美国国务院考虑以5亿美元的黄金贷款计划，支援中华民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但是，阿德勒在写给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二世的报告中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向中国出售黄金是一项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而且不太可能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他强烈反对5亿美元的黄金贷款计划。
阿德勒的报告，改变了财长摩根索二世原来的想法。美国5亿美元的黄金贷款计划被搁置。由于美国人撒手不管，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实力。阿德勒的好友冀朝鼎，后来又使出囊中妙计，建议国民党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结果诱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民国经济的崩溃……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颁布第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对所有美国联邦公务员进行“忠诚度”审查。该命令规定，确定不忠诚的依据之一是，被司法部长认定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颠覆性”组织的成员、从属关系或同情关系，或主张或批准武力剥夺他人的宪法权利，或寻求“以违宪手段改变美国政府形式”。
阿德勒于1947年被召回华盛顿，继续在财政部任职。但是，他发现在华盛顿和平的日子开始不得安宁。特别是到了1949年前后，随着中国大陆政权易帜，国会山两党议员纷纷责问“谁丢失了中国？”！阿德勒与一批涉及对华关系的大小现任政府官员，无一幸免成为众矢之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23年8月31日公布的阿德勒档案一页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23年8月31日公布了一份解密档案，披露始于1947年的“联邦政府雇员忠诚度调查”详情。关于阿德勒个人的部分，共有250页（部分内容重复，被删去25页）。现在公开的信息，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过去七十多年来有关阿德勒政治态度的各种公开的“传闻”。
这份联调局档案显示，阿德勒出生于英格兰利兹镇，毕业于牛津大学。他在1934年，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先后任教于芝加哥某学院，后来改任财政部货币研究所。1940年9月3日，阿德勒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次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驻华特派员，驻地为中国抗战陪都重庆。
根据一名联调局线人、前美共党员举报，阿德勒早在1936年就与美国共产党员有联系。他与华盛顿的一个名叫“韦尔集团”的组织有来往。“韦尔集团”，是美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在首都华盛顿市的美国政府内秘密成立的组织。最初由哈罗德·韦尔 (Harold Ware，1889-1935) 发起组织。韦尔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官员，在华盛顿特区为联邦政府工作。1935年8月13日韦尔意外去世，惠特克·钱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 接手。
韦尔集团的成员，最初由农业调整管理局 (AAA) 雇用的年轻律师和经济学家组成。据介绍，韦尔集团的成员，正在接受“管理一个国家这一复杂事务的培训，当美国选择社会主义时，这个国家将供不应求”，并且“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他们将有望登上权力的顶峰”。1935年8月13日，韦尔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因车祸受伤而去世。钱伯斯接手负责韦尔集团。钱伯斯声称，该组织的成员，加入了他领导下的其他“机构”。钱伯斯于1938 年脱离苏联地下组织后，该组织就此解散。一些成员似乎加入了其它组织，成员之一的伊丽莎白·本特利证实了这一点。
就是这位伊丽莎白·本特利，她指认阿德勒自1942年起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成员。像当时许多正直、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阿德勒同情苏联，是一名交会员费的美国共产党党员。从1940年开始，阿德勒即与纽约、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人员有联系。
1947年12月19日，联调局特工琼斯与桑德，为了另外一起案子，约见阿德勒会谈。阿德勒告诉联调局调查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从未加入过该组织。阿德勒称，他既不认识任何共产党人，也从未向共产党或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受该党控制的组织捐过款。在调查中，阿德勒却主动表示，他认识华盛顿的威特。威特是纽约市华盛顿民主行动委员会执委会成员、美国共产党党员。威特曾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如何为纽约共产党人竞选国会席位筹集资金。
原驻中华民国大使、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总经理克伦斯·高思在接受联调局调查时回忆说，阿德勒从1941年起，是财政部派驻中国的代表。高思不视阿德勒为亲密的同事，两人只有公务关系，偶尔会有社交往来。高思说，在中国时，他很尊重阿德勒。他没有注意到任何令人怀疑阿德勒对美国忠诚的事情。他认为，阿德勒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美国的事。
但是，联调局调查人员从五角大楼美国陆军参谋部战略计划处少校保罗·莱因巴格尔那里听到许多关于阿德勒的负面评价。1944年，莱因巴格尔担任中、缅、印战区助理军官，在重庆与阿德勒有密切来往。他们同住在一个地方。两人在多个场合、包括在餐桌上有许多交谈。莱因巴格尔从这些交谈中得出印象，阿德勒是左派人士。莱因巴格尔的意思是，阿德勒言论称，“苏联是一个经济民主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人是被蒋介石独裁统治逼上造反道路的农民。阿德勒反对国民党政府，并表明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莱因巴格尔说，在两人晚餐上的谈话中，阿德勒对国民党政府持负面看法，对延安共产党人持支持态度。莱因巴格尔少校解释说，美国驻中国重庆大使馆的人，似乎都对蒋介石政府不满。阿德勒在重庆的另一美国同事，是约翰·谢伟思。两人也同住在一幢宿舍。谢伟思被召回美国后，因为“美亚间谍案”被捕。
莱因巴格尔少校不认为阿德勒是共产党员。他认为，阿德勒只是一名知识分子。他对自己亲苏的观点比较自律，所以他在目前的职位上不会构成安全风险。然而，莱因巴格尔少校认为，如果阿德勒在政府中担任决策职位，他肯定会有安全风险。莱因巴格尔在华期间，负责谍报工作；他与国民党、经济学家团队都有接触——后者会向他提供谁会是不安全因素的个人信息。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向他举报阿德勒。
莱因巴格尔少校直言不讳地说，他对那些与共产党人有关系的人极不信任，因为他本人极端反共。可能会有人认为他对阿德勒的评价有点偏激。他承认，关于阿德勒的忠诚度的评估，他提供的评估最尖锐。
对阿德勒伤害性最大的信息，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1943年，国安局的前身“军情局”，成立了一个专司处理苏联密码信息，名叫“维诺那计划”的特别单位。1945年，苏联内务部从美国共产党招募的女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自首，披露她为苏联充当间谍的秘密。本特利女士的供词，指认阿德勒是一个名叫”西尔弗马斯特集团”的成员。这个以西尔弗马斯特其人为中心的间谍集团，是美国当时最重要的苏联间谍组织。
西尔弗马斯特是一名任职于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联调局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尔弗马斯特档案”。该档案记录了联调局从 1930 年代至1940 年代，对苏联渗透美国联邦政府间谍活动的调查。在《维诺那解密》档案中，西尔弗马斯特被确认为一名苏联特工，代号“保罗”。
西尔弗马斯特的工作，业务上与联邦安置管理局合作，后来又与战时经济委员会关系。尽管他无法获得太多敏感的政府信息，但是，他认识政府中几位美国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同情者，这些人都有能力并愿意向他传递信息。获得高价值的情报后，他会通过本特利女士，将信息传送到莫斯科。而苏联和美国是二战盟友，西尔弗马斯特为苏联收集的大部分信息，都与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有关。苏联承担着欧洲东部地面战争的重任，自然对美国情报很有兴趣。这些情报包括对德国军事实力的秘密估计、美国军火生产的数据，以及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等情报。
西尔弗马斯特广泛网络的联系人中，既有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有知识分子中“浪漫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帮助勇敢的俄罗斯人打败纳粹战争机器”。这些人包括阿德勒、柯弗兰。在财政部任职的阿德勒，每周都会利用职务之便，向华盛顿的美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份报告。背叛自首的华盛顿特区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阿纳托利·戈尔斯基撰写的一份备忘录披露，阿德勒的名字出现在“维诺那计划”解密文件，他的代号叫做 “萨克斯”。
国安局“维诺那计划”截获大量苏联电讯电报，其中有61封涉及西尔弗马斯特集团间谍网活动，占总数（约6,000封电报）的1%，占翻译/部分翻译的“维诺那计划”截获的2,000封电报的3%。
阿德勒与美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暴露后，人们对他战时在中国强烈反对一项5亿美元的黄金贷款计划的做法提出疑问。质疑者认为，艾德勒与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财政部货币研究部主任柯弗兰一起，通过阻挠稳定贷款，故意助长中国非日本占领区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政权……
美国财政部人事档案里，有一份阿德勒填写于1944年9月22日的联邦就业申请表，上面提到介绍人：“柯弗兰”。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在1946年10月4日观察到阿德勒进入柯弗兰在DC的家里，待了好几个小时。阿德勒与柯弗兰两人是什么关系？联调局人员为此在1947年12月19日造访了阿德勒。阿德勒告诉联调局人员，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认识柯弗兰。柯弗兰是他在财政部的主管之一。
面对指控和舆论压力，阿德勒在1948年4月20日，与财政部司法助理顾问、“忠诚委员会”律师史平根，还有另一名财政部忠诚委员会成员休尼见了面，正式接受财政部关于他对美国的忠诚程度的调查面谈。阿德勒宣了誓，并在调查采访笔录报告上画押签字。
麦卡锡参议员在美国地图前向国会议员讲述美国共产党的影响
除了财政部的调查，来自国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个名叫麦卡锡的国会参议员，在1950年2月一次演讲中宣布：“我手里有一份 205人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国务卿都知道他们现在还在国务院工作，参与制定政策。” 麦卡锡这个演讲，使原来默默无名的他，一下子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他一夜之间成为当时美国最受认可的议员。“麦卡锡主义”一词，于同年3月底首次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出现。
参议员麦卡锡的介入，给阿德勒陡添许多压力。他自觉已经无法继续在财政部工作。于是，他自愿选择辞掉财政部的工作。辞职后，阿德勒先为哈佛大学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阿德勒在同年回到英国，把华盛顿的政治喧嚣抛诸脑后。古老的剑桥大学欢迎阿德勒的到来，聘他为经济研究员……
1951年秋天，剑桥大学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应邀去外国讲学的中国学者冀朝鼎。冀朝鼎当时是中国驻联合国社会与经济理事会(U.N.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首席代表。剑桥大学的李约瑟邀请冀朝鼎讲学。
阿德勒与冀朝鼎剑桥再次拥抱、握手，不难想象两人重逢的喜悦。对于发生在中国的变化，阿德勒充满好奇和向往。冀朝鼎到访，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窗口。冀朝鼎向英国学术与政经各界人士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新景象。阿德勒仔细聆听冀朝鼎的报告, 内心感叹良多。这一切难道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梦想成真？！
冀朝鼎向阿德勒发出相见北京的邀约。但是，鉴于多种原因，阿德勒未能应邀成行。他告诉冀朝鼎，待时机成熟时，他一定重访中国。冀朝鼎来访，无疑让阿德勒与冀朝鼎保持着联系，还为阿德勒日后的中国之旅埋下伏笔……
时至1957年，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的阿德勒，将自己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整理成书，出版了《中国经济》一书。他的著作一经出版，即引起热议，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
1962年，经冀朝鼎的推荐，阿德勒应邀到中国访问、工作或定居。阿德勒这次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中国的邀请。阿德勒后来告诉采访他的《中国日报》，他到中国去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一直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抱有极大的信任和信心；第二，我一直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第三，我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中国，为世界和平和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阿德勒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他辞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职务，赴京定居后，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接见。这事本身证明中国领导人对他的高度评价。阿德勒与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时就已经认识。毛、周视阿德勒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之外，阿德勒在北京还见到了“美国老乡”、他原在美国财政部的上司柯弗兰。
柯弗兰受冀朝鼎之邀，于1958年来到中国。美国马歇尔计划办公室“欧洲合作管理局”在1953年指责柯弗兰1949年间，干预该机构说服奥地利政府贬值货币的努力。联邦调查局探员从国安局“维诺拉计划”截获、破译的克格勃档案中还发现，柯弗兰与苏联间谍有来往。柯弗兰对此给予否认。麦卡锡参议员紧接着对他穷追猛打，公开点名讨伐他。柯弗兰被列入黑名单，国务院拒绝更新他的护照，禁止他出国旅行。逼于压力，柯弗兰辞去了联邦政府的职位。辞职后，柯弗兰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他的境遇，引起中国的关注。冀朝鼎向这位“经济专家”发出访华邀请。于是，柯弗兰在1958选择了中国。柯弗兰到京后，成为《毛泽东选集》英译团队的专家之一。
阿德勒被视为中国人民的尊贵朋友、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但是，到了北京后，阿德勒并没有担任过他这个级别的经济学家可能希望担任的重要政府岗位。阿德勒在中国的工作，与他的专业知识不相称。他出任过的最重要的职务，是中共对外联络部顾问。这个部门负责处理一些著名人物，例如1985年中央情报局的双重间谍金无怠案件（金无怠因涉双重间谍疑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1986年在狱中自杀）。
1959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成英文，并修订1950年出版的《毛选》前三卷的过时英文译本。1960年初，一个14人组成的团队开始工作；除了9名中国人，还包括5名外国人：悉尼·里滕伯格、柯弗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迈克尔·夏皮罗。阿德勒的到来，为《毛泽东选集》翻译团队又添一员大将。
毛泽东接见《毛选》英译外国专家：爱泼斯坦（左一）、安娜·路易斯特朗（左四）、柯弗兰（右二）和阿德勒（右一）
阿德勒与柯弗兰一起，担任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翻译、编辑。两人是英语权威，在翻译毛泽东著作的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阿德勒在《毛选》领导小组的9人中国同事，包括钱锺书、徐永煐等学术界名人。
阿德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事这样评价他：阿德勒“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众多贡献之一，就是他主持完成了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的我党和政府文件的英译工作。他以深厚的政治素养、良好的语言修养、强烈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国的翻译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中国定居的第二年，阿德勒的老朋友冀朝鼎，突然因脑溢血病故。冀朝鼎的行政级别虽然只是副部级。但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注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了一个有一千多中外来宾参加的冀朝鼎公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外国使领馆、外国驻华商务机构以及许多外国朋友送了花圈。阿德勒、柯弗兰两位美国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主祭，破了先例。冀朝鼎长期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首次在廖承志发表的悼词里得到公开确认。阿德勒、柯弗兰与冀朝鼎志同道合，为友数十载。他们俩人对冀朝鼎的中共党员身份心知肚明。
经《毛选》翻译组同事迈克尔·夏皮罗的撮合，阿德勒在北京认识一位英国老乡、英语教师帕特·戴维斯。帕特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员。当时是新建的伦敦南部基德布鲁克综合学校的首批教师之一。帕特曾经到战后的南斯拉夫帮助修建铁路，参加过莫斯科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她还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当过一年英语教师。1962 年，帕特前往中国旅行，打算在那里教几年英语。在北京，她与阿德勒相遇、相识。因为政治理念相同、情投趣合，两人相爱并于次年在北京结婚。帕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阿德勒与妻子帕特，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躲不开“文革”这个坎。但是，由于身份特殊，他俩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他们甚至利用自己“外国友人”的特殊身份，保护一些被打击的中共领导人朋友的孩子们。阿德勒的同事柯弗兰，也因为特殊原因，在文革期间得到康生的保护，未遭清洗。康生甚至为了防止红卫兵的袭击，让柯弗兰住进了他的家。
1971年，美国与中国恢复外交联系，艾德勒得以恢复因为护照过期而失去的美国国籍。尽管如此，阿德勒选择继续居留中国。1979年，在出任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特邀顾问时，阿德勒重返美国进行考察、访问。出国归来后，他于1980年6月18日，到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做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美国的情况》的专题报告。
阿德勒（左二）、柯弗兰（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改革开放后，阿德勒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任顾问，为政府撰写国际经济年度报告。阿德勒的朋友多次建议他撰写回忆录，记下他一生风云诡谲、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但是每次他总会明确而坚定的回答：“不，我不会。”他说“我当然记得很多过去的事情，其中很多事情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回忆过去，特别是回忆那些与中国革命事业和一些重要领袖密切相关的事情，不能不作出判断，因为回忆本身就是一种判断。但是，对中国人民如此伟大的事业，应该由中国人民和后世的历史学家来判断，而不是由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外国人来判断。”
1994年8月4日，在他85岁生日的前两天，阿德勒在北京去世。阿德勒之死，带走了许多从未曝光的历史秘密，包括他是不是前苏联间谍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