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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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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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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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人粮关系为主线、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辅线,重点回顾了近百余年中国粮食安全变化历程及其社会经济背景。提出粮食安全问题分析的4个纬度,即农民生计、土地制度、农业科技、政策管理。认为重粮重农不轻工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发展农业科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保障粮食安全的5个要素。最后指出应树立包括数量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在内的广义粮食安全观,系统地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y, this paper has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y an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since year 1911.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4 dimensions of food security analysis: farmers’ livelihood, land tenur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od policy. There are five elements to maintain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should be developed harmoniously, control population, improve the land possession and use system, develop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intain national stability. Finally, a generalized food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s, including quantity security, structural safet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quality safety are put forward.

关键词

粮食安全 / 灾荒饥馑 / 人口增长 / 膳食变化 / 科技进步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 Famine / Population Growth / Dietary Change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引用本文

导出引用
成升魁 , 徐增让 , 谢高地 , 甄霖 , 王灵恩 , 郭金花 , 侯鹏 , 何中虎. 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农学学报. 2018, 8(1): 194-200 https://doi.org/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Cheng Shengkui , Xu Zengrang , Xie Gaodi , Zhen Lin , Wang Ling’en , Guo Jinhua , Hou Peng , He Zhonghu.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Journal of Agriculture. 2018, 8(1): 194-200 https://doi.org/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0 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粮食安全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几千年来,粮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从历史角度考察粮食问题有4个维度：一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封建小农经济形成的重农、重粮思想是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农民是粮食生产的绝对主体;二是生产粮食的土地,几千年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三是影响土地生产力高低的科技水平;四是粮食政策制度和管理水平。笔者以粮食与人口矛盾为主线,从上述视角梳理中国粮食发展历程,剖析粮食安全变化及社会经济动因,旨在为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提供理论基础。

1 1949年之前中国人粮关系波动与危机

随着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中国粮食总产量从春秋战国的100亿kg,增加到明清1500亿kg,除春秋战国和明清以后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外,在大部分时期粮食供求相对平衡。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被一步步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战乱不断,灾荒频发,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1.1 古代中国重农重粮传统浓厚,粮食自给半自给

春秋战国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320 kg,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获得长足发展,为人口成倍增长奠定了基础,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 kg,满足需求的同时还有余粮储藏或小范围贸易。魏晋南北朝分裂和战乱影响了农业生产,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粮食供求关系紧张。隋唐时期,粮食生产超过秦汉,粮食产量超过消费量,若无战争、无大灾,粮食安全是有一定保障的。宋元时期,江南农业快速进步,农业生产达到一个新高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应对灾荒的能力提高。明代粮食总产量突破 1000亿kg,人口达到2亿,因人口增幅快于粮食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下滑。清代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比明代大幅下降,至晚清人均占粮仅比春秋战国略高（表1）。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表1 中国历代粮食供求关系
朝代 春秋战国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辽金元 明 清
公元年代 前770—
前221		 前221—220 220—581 581—960 960—1368(1100) 1368—1644(1600) 1644—1911(1911)
耕地面积/万hm2 1533.3 3813.3 2566.7 4280.0 4800.0 7133.3 10666.7
粮食单产/(kg/hm2) 712.5 825 900 1155 1811.3 1845 1845
粮食总产/亿kg 102.7 295.7 207.9 444.9 874.7 1192.9 1692.9
口粮总量/亿kg 111.4 208.8 174.0 313.2 417.6 696.0 1600.8
粮食需求/亿kg 123.7 232.0 193.4 348.0 556.8 859.3 1882.5
人口/万人 3200 6000 5000 9000 12000 20000 46000
人均占粮/kg 320.5 492.9 415.8 494.4 728.9 596.5 368
总体看,影响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有：（1）粮食生产年际、年内波动性强,常出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现象（表2）。（2）不同地区气候、土壤及粮食生产能力,人口及粮食消费需求不同,粮食供应地区盈缺不均。（3）封建社会不同阶层土地及粮食占有不公。一般地主占农村人口5%~10%,自耕农和佃农占90%左右。但地主却占有50%~70%的土地,自耕农占20%~30%,佃农占10%~20%;地主占13%~17%的粮食,自耕农和佃农占43%~56%粮食。苛捐杂税沉重,农民常沦落到搞饭吃者没饭吃的悲惨境地[1]。（4）自然灾害频繁,逢灾必荒[2] ,饥民揭竿而起的历史一再重演。
表2 中国西汉—清代饥荒分布情况
朝代 时间跨度 饥荒发生年数   饥荒发生次数
年数 占时长/%   次数 年均次数
两汉(206BC—220AD) 426 49 11.5   122 0.29
魏晋南北朝(220AD—581AD) 361 85 23.55   247 0.68
隋唐五代(581AD—960AD) 379 94 24.8   257 0.68
两宋(960AD—1127AD、1127AD—1271AD) 331 152 45.92   640 1.93
元(1271AD—1368AD) 97 81 83.51   839 8.65
明(1368AD—1644AD) 276 148 53.62   1259 4.56
清(1644AD—1912AD) 268 217 80.97   822 3.07
  注：数据来源于文献[3]。

1.2 1911—1949年近代中国粮食危机及应对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加之战乱频繁,灾患不断,粮食危机空前深重。1934年全国水稻种植面积只比1933年减少0.87%,但水稻单产减少20.2%。开阜通商,城市化加速,粮食供需矛盾突出,国外粮食倾销,中国粮食贸易严重入超[4]。1912—1921年年均米谷输入约为3亿kg（按1担=50 kg计算）,而1922—1926年年均米谷输入猛增至8.5亿kg,“后五年”年均银两外流7844万海关两,比“前十年”年均增加了5600余万两。1912—1937年全国水旱灾害达77次,每年都有数千万灾民沦为饥民。据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通告,1929年（民国十八年）旱灾遍及甘、陕、豫、冀、晋、热、察、绥、鄂、湘、川、黔、苏、皖等数省的1093县,有灾民5062万[5]。灾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1928—1930年灾荒死亡1000万人;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死亡300万人[6]。为应对粮食危机,1935年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中国米麦自给计划》,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负责落实计划。改进所推广良种、改进栽培、增进地力、防治虫害,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计划被迫搁置[7]。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军需民食供应匮乏。为支持抗战和稳定社会,中国共产党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和发动大生产运动。而国民党把粮政纳入战时轨道,实施田赋收归中央和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政策。通过粮政调整,国共两党都渡过了难关。但共产党粮政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国民党解决粮食问题时在管理环节滋生腐败,加深了与农民的对立[8]。
面对民不聊生的困局,革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都发出了时代强音。“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是孙中山民生事业的根基。孙中山提出：“要增加粮食生产,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对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改良人工,利用机器”,轮耕换种,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9]。将“浚深河道、筑高堤岸”等治标方法和“种植森林”等治本方法相结合,防范水旱灾[10]。“建立公仓制度,由发行局发行纸币,作货物的代价,货物交入公仓”[11,12]。毛泽东的农业经济思想可概括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1934年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13]。抗日战争时期,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14]。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15]。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6]
总之,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连年战乱,饥荒肆虐,饥饿记忆印刻在中国社会和老百姓的骨子里。这是中国人民对粮食极度重要性认识的历史基础,也是此后“以粮为纲”粮食安全观形成的历史基础。这个阶段,除了领袖人物对中国粮食安全有过精彩、深刻地论述外,科技的作用微乎其微。

2 1949—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导致粮食短缺

2.1 1949—1979年中国粮食安全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9年）,国内粮食安全思想经历了从形成（1949—1956年）到发展（1957—1978年）的转变[17]。“以粮为纲”的发展方针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中。天灾人祸导致国民长期受温饱问题困扰。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长到1979年的9.8亿,增长了81.5%（图1）。除1960—1961年人口下降外,其余年份均持续增长。而同期粮食产量呈波动增加,1958—1961、1967—1969、1971—1972、1976—1977年粮食产量还有所下降。尤其是“大跃进”期间（1958—1960年）,粮食年均减产达17%。
图1 1949—1979年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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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周恩来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推动科学种田。但“大跃进”期间,鼓吹“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炼钢铁”,农民无暇耕作,粮食大幅减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公购粮任务重,加上自然灾害,曾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文革”期间,在“以粮为纲”、“全国学大寨”的号召下,确定了“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粮食增产目标。一方面,国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修水利、建设农田、发展粮食生产,为后来粮食持续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85%以上的耕地种植粮食,加之激励机制缺乏,粮食生产目标未能实现[18]。
30年间,国内粮食流通体制经历了从自由购销到统购统销的转变。1949—1952年实行自由购销体制,粮食市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标志着中国进入长达31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时期。

2.2 农业科技尤其是育种、栽培技术进步明显

在育种领域,矮秆水稻、半矮秆抗锈小麦,玉米单交种培育等方面进展突出。丁颖(1888—1964)首创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种。黄耀祥(1916—2004)开创水稻矮化育种,育成‘珍珠矮’、‘广陆稻4号’、‘桂朝2号’。杨守仁(1912—2005)在水稻籼粳杂交育种方面取得突破。周拾禄(1897—1979)开创水稻地方品种鉴定。中国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金善宝(1895—1997)育成‘南大2419’、‘矮立多’等小麦品种[19]。赵洪璋(1918—1994)育成‘碧蚂1号’、‘丰产3号’和‘矮丰3号’[20]。蔡旭(1911—1985)育成‘农大183’、‘东方红3号’和‘农大139’。庄巧生(1916—)育成‘北京8号’、‘北京10’和‘丰抗8号’等。肖步阳(1914—)育成‘克丰3号’和‘新克旱9号’[21],为发展国内春小麦生产做出了贡献。李竟雄(1913—1997)开展玉米自交系间杂交育种,育成‘中单2号’。20世纪50年代初吴绍骙(1905—1998)倡导玉米品种间杂交种和综合种的选育,育成‘洛阳混选1号’。杨允奎(1902—1970)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配制玉米杂交种。景奉文(1919—1980)育成330自交系和‘丹玉6号’。在大豆科技方面,王绶(1897—1972)育成‘金大332’大豆。王金陵(1917—2013)在东北育成‘东农4号’、‘东农36’等大豆杂交种,把中国大豆种植向北推进100 km以上。盛家廉(1917—)开创有性杂交甘薯育种,育成‘华北117’、‘栗子香’、‘丰收白’、‘徐薯18’等品种。栽培与耕作学及植保等学科也得到较快发展。沈学年(1906—2002)20世纪50年代以来奠定了国内耕作、栽培学基础。杨开渠(1902—1962)倡导种植双季稻。马世均(1918—)对北方地区间套复种、作物低温冷害防御做出了贡献。张锦熙(1919—1984)提出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法,制定不同条件下的栽培技术措施。余松烈(1921—2016)首创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为黄淮海小麦高产开创了新途径。曾省(1899—1968)在害虫生物防治上取得突破。魏景超(1908—1976)对粮油作物病害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陈永康(1907—1985)1957年提出水稻"三黑三黄"看苗诊断法。方中达(1916—)发现水稻白叶枯病传播媒介、侵染途径、水稻品种抗病性机理等。何家泌(1914—)选育出16个抗白粉病的小麦品系。曾士迈(1926—2014)在小麦条锈病流行学方面有突出贡献。

3 1979—2013年改革开放带来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迅速提高

3.1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安全的发展历程

“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新发展。1982年邓小平提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22]。1983年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1986年他要求：“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国内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明确了新时期农业政策走向。1980年秋《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肯定了农村基层“包产（干）到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t到1984年4.07亿t、1996年5.05亿t、2013年6.02亿t,连上3个台阶,对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起了重大作用[23]。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达6.21亿t。近30年来中国粮食发展的实践,对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疑虑,做出了“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有力回应,实现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在农业投入方面,《决定》提出“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决定》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布局,逐步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2017年《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在耕地保护方面,1994年国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6年将“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此外,在粮食补贴、粮食购销储运、国际贸易与农业走出去等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需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粮食改革的市场化不断推进,尽管这个改革曾几度反复,但大方向没有变。

3.2 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矮秆小麦育种等农业科技取得突破

袁隆平(1930—)研发出“三系法”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2017年9月又宣布一项剔除水稻重金属镉的新成果。谢华安(1941—)育成‘汕优63’杂交水稻品种。陆懋曾(1928—)选育推广了‘泰山1号’、‘济南2号’等小麦良种。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1931—)通过小麦与偃麦草杂交,培育出抗病强的小偃系列品种。颜济(1924—)培育出‘大头黄’、‘雅安早’等小麦品种。程顺和(1939—)育成小麦新品种（品系）11个。赵振东(1942—)育成济麦系列品种。“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1949—)选育玉米新品种80余个,6次刷新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戴景瑞(1934—)首次在中国实现玉米双交种三系配套,育成玉米自交系综3、综31和杂交种‘农大60’等。王连铮(1930—)培育了超高产高蛋白‘中黄13’大豆品种。在栽培耕作与持续农业方面也颇有进展。王树安(1929—)建立小麦—玉米两茬平播亩产吨粮技术体系,在华北平原广泛应用。卢良恕(1924—2017)提出以培养地力、减轻湿害和合理密植为中心的南方小麦增产配套技术体系。刘巽浩(1931—)坚持中国特色的耕作学和耕作制度,提出集约多维用地、叶-日积理论、多熟高产高效同步、用地养地结合、以无机促有机、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结合、倡导集约持续农业等科学思想,对解决国内粮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思想涌入,国内农学界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讨论和学术争鸣,为后来的农业和粮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4 新时代粮食安全展望(2013—2030)

4.1 回顾中国粮食安全历程的启示

（1）重农重粮具有合理性,但不应走向重农轻商的歧途。据《墨子·非儒》,从农事可“生九谷”、“长地财”,“农事缓则贫”。《管子·五辅》指出“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汜胜之书》说：“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16]中国传统的重农重粮思想与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相适应,有其合理性[24]。而主张“农本商末”,甚至轻商、抑商、拒商,则走向了极端,不利于粮食流通贸易。
（2）人口增长是粮食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人口增速过快对粮食需求压力过大,如何实现人粮平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秦汉以来,人口与粮食同步增长,人粮关系长期相对缓和。明清以来,人口增速过快,人粮关系紧张。
（3）合理的土地制度是粮食安全的基石。西汉实施授田制,隋唐实施均田制,保障农民小块土地占有,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推动了农业发展,开创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孙中山主张“以平均地权的和平方式”[11],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4）科学技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和地力常新壮等措施是粮食持续增产的基础,高产抗逆品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对抗灾稳产具有重要意义。
（5）粮食生产必须与粮食消费统筹考虑。过去重视粮食生产和供给,一味地强调“增产、增产再增产”,片面认为粮食越多越安全,粮食库存越多越安全,自给率越高越安全,进口越多越不安全。实际上,粮食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消费。一旦消费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粮食生产结构（包括品种结构、品质结构等）也必须跟着改变。这也是最近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缘由。
（6）主权完整、国家强盛是保障粮食安全最根本的因素。清末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农业危机,既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外族入侵、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何来粮食安全?

4.2 面临问题与未来需求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内外影响持续扩大,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首先是在灾毁、环境污染、建设用地扩张,弃耕撂荒、预期收益不高等影响下,农地利用非农化、非粮化趋势明显。这是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增速高于粮食收益增速,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表现[25]。其次,国内粮食产量提高、国际粮食进口增长、粮食浪费严重并存的现象值得警惕。国内粮食连年增产,总产量已突破6亿t。同时,大豆、玉米等进口大增,到2015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2亿t。受供大于求的影响,国内粮食库存量激增。据中华粮网,2016/2017年国内粮食期末结转库存约为5.7亿t。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浪费日益严重。据项目组自2013年的研究显示,仅国内城市餐饮业餐桌浪费的食物高达1700万~1800万t左右,相当于3100~3300万t谷物。第三,有限的水、耕地等资源,脆弱的农田生态系统和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土壤、地下水等）对农业生产的硬约束不断增强,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发展道路难以为继。第四,粮食生产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过去以自给自足和增产再增产为特点的传统粮食安全观念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第五,对食物的营养健康消费需求正在改变膳食结构,在老百姓日益丰富的饭碗里,粮食的绝对重要性正在悄然下降。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为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描绘了光明前景,特别是对“新时代”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性判断,为中国粮食发展提供了基本历史坐标和发展目标。整体来看,中国粮食“患寡”的时代基本结束,今后的问题是“患不均”、“患不优”、“患不持续”。从现在起至2030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将从全面小康社会走向富裕、民主、美丽、文明、和谐社会。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种养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和膳食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云谲波诡,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洞悉国际农业与粮食发展趋势,把握国内农情和粮情动向,重构适合新时代特点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1—2015年间,国内人均口粮年消费量从241 kg下降到134 kg,降幅达44%。1981年肉、蛋、禽、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仅为16 kg,2015年增加至52 kg。一方面,由于对食物多样性和营养健康的重视,国内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不断下降,口粮需求总量明显减少。2015年国内小麦与水稻的生产量（3.4亿 t）高于口粮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居民人均肉类食物摄入量增加,饲料用粮需求增加。据估计国内饲料用粮需求在3.8亿~4.0亿t,而目前饲料用粮仅为2.7亿t,饲料粮缺口较大。综合口粮与饲料用粮需求,中国2030年粮食需求6.5亿t基本安全,而目前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已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单纯的数量安全已难以涵盖中国粮食安全的科学内涵。

4.3 新时代粮食安全观与主要内涵

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不应是单一的“吃得饱”的数量安全观,而应该发展成由数量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构成的多元、多层次、多架构的广义粮食安全观。
在数量安全方面,要从“粮食”聚焦“口粮”,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这条粮食安全的数量底线;考虑到中国国情和资源属性,合理储备和适度进口是新时期国内粮食安全的重要屏障。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粮食调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国内储粮制度,重新定位粮食储备社会功能,同时要充分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把中国粮食安全置放在全球格局中,从战略上统筹考虑。
在结构安全方面,以“市场主导+政府补贴”的方式来调整粮经饲种植结构,发展多功能农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促进粮食流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以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的消费结构来倒逼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
在生态安全方面,要从“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的集约农业转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突出粮食生产中科技支撑功能,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绿色生产。
在质量安全方面,以“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为目标来完善农产品的可追溯体系和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监管体系,保证食品安全,提高国内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切实保障中国长远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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