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3 ）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3）

 

薄一波坐镇上海，从新规划运动

二月二十五日，薄一波到上海后经过几天的调查，在与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他对上海“五反”运动的意见。毛泽东迅速作出批示。薄一波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调整了上海市整个“五反”的部署：

一、鉴于前阶段运动因为市委主要领导力量投入在“三反”运动中，“领导上自顾不暇，（五反）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越陷越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册P170。）因此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好“三反”，“五反”暂停。

二、在“五反”暂停这段时间内，做好“五反”骨干队伍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同时收集、整理有关资本家“五毒”的检举揭发材料，为再次开展“五反”做好准备。市、区二级分别成立“五反”委员会，作为运动的指挥机构。区以下则成立“五反”工作中队和小队。小队长以上骨干由市集中加以训练，一般队员则由各区自己训练。照此方针，上海全市第一批训练了二万五千名“五反”骨干，他们大多是来自基层工会的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二千五百四十个工作队，共拥有五万名队员。三月中旬“三反”运动结束以后，又将“三反”的“打虎队”队员也充实进“五反”工作队。

三、对全市工商业户摸底、排队，制定不同的对策。

全市十六万三千户工商户，共二百七十七个行业。工作队遵照中央的意图和划分五类的要求，根据这些工商户资本额大小和不同的经营项目对国计民生的利害，以及他们本人在资产阶级内部口碑的好坏，也予以分类。计划划为第一类守法户和第二类基本守法户的共五万七千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五；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九万七千八百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六十；第四类严重违法户和第五类完全违法户共八千一百五十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

运动还没有开始而中共就预先分类，而且第三类占了上海全部工商业者百分之六十，是真因为有这么多工商户违法么？以常识说，这个结论应该产生在运动末尾，而不应该产生在运动之前。所以，对于中共在运动开始前就预先划定了各类工商业者的比例，而且“违法”户的比例这么高，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为了保证运动以后可以征得足够多的钱财去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这么多“违法户”、没有足够多的“违法户”上交出他们的“违法所得”，怎能完成征集资金的计划？！又划分“违法”、“守法”的根据，不是看这些工商户的实际经营手法，而是看他们的资本额大小和经营项目对国计民生的利害，显见这样的“五反”，不过是有针对性的敲诈勒索和政治打击而已。而运动的实际进展又表明了，划什么等级与他们有没有“五毒”行为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使是被划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的，他们同样要经过检举、揭发、交代这个过程，同样要缴交所谓的“偷税”、“漏税”款和罚款，而且其数额不一定比所谓的“严重违法户”少。所以，划你“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的，只是中共给你政治上的一种“荣誉”。因此，在这样的目的下，比较富有的大中资本家就很自然地会成为运动的重点。

按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资本越大，剥削也越多，因此也越反动，对其打击也应该越严厉。但是，由于这次运动的目的是钱，而不是如消灭地主阶级那样消灭资产阶级，因为运动过后中共还要利用资产阶级，且上海的资产阶级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所以在实际做法上就要谨慎对待。与其他城市“五反”的做法稍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上海在再次开展“五反”后，对那批大资本家采取了攻心为上而较少暴力的做法。薄一波向中央这样分析上海资产阶级情况：全上海工商户虽有十六万三千户，但其中中小户有十五万一千，占了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二，他们雇佣的工人只有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三十。而大的工商户虽然只有一万二千户，却雇佣了百分之七十的工人。而且，不少中小户在经济上还是依附这些大户的。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共的策略是一方面要让这些大资本家把钱拿出来，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和人身安全。也就是说：钱要收，面子要给。为此，薄一波和上海市委经认真研究，列出了一份上层分子三百零三人的名单。这批人中不仅有各行各业最有名望的大资本家，也包括了一些在政府、政协、民主党派挂有职衔或工商联、同业公会区以上负责人。这批人是上海工商界的灵魂和标杆。中共相信处理好这批人，上海的“五反”就取得了一半胜利。

上层分子的名单列了出来，市委根据掌握的情况又按他们的政治态度、工业还是商业、经营项目和他们所犯“五毒”罪行大小，将他们分成五类，以区别对待之：

第一类十八人，是上海滩上最有名望的工商业者，而且在政府内也挂有职务，如盛丕华（中国著名实业家，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刘鸿生（中国著名实业家，有“企业大王”之称，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盛康年（盛丕华之子，长期亲共，时任政务院参事、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等。对这批人要全部保护过关，但需要退财、退税，不处罚。

第二类七十四人，也是上海滩上很有名望的人，其中包括胡厥文（著名实业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刘靖基（著名实业家，时任上海棉纺工业公司经理）、胡子婴（章乃器第二任妻子，曾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积极参与抗日活动，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这类人的企业对国计民生有利，人缘还好，但需把问题交代清楚，也是退而不罚。

第三类是在行业或地区中有一定代表性。这些人必须坦白彻底，大部退而不罚，个别则又退又罚。此类人有韩志明（上海荣丰纱厂总经理）、颜耀秋（上海机器厂经理、电机专家）、伍锡林等一百七十人。

第四类是被认为罪行严重，坦白不彻底，人缘又不好的人。对他们要又退又罚，但一般罚而不垮（指不罚到他们的企业垮掉）。此类人共有六十四人。

第五类是“五毒”俱全，抗拒“五反”，且其企业在淘汰之列或应由国家接管的。对他们非但要退要罚，还要罚垮他们一部分人，有的则要关起来。

除此之外，市委又在上海工商户从事的二百七十七个行业中，列出七十五个行业作为需要打击的行业。其中又分三类：重点打击类的，有五金、化学原料、国际贸易、钢铁、汽车材料、电器、报关运输等二十一个行业；次等打击类的，有医疗器械、仓库、棉布、粮食、房地产、金融保险业、五金零件工业等三十一个行业；个别打击类的有棉纺、面粉、造纸、搪瓷等二十三个行业。打击的目的是准备将来由国家来专营或主导这些行业，以保证国家对某些重要经济项目的绝对控制。

经过这样两重性质的分类，哪些工厂、商店，哪些人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或一般打击对象及保护对象，已基本上有了一个明确的框架。

四、整个运动计划用一个半月时间，到四月底、五月初基本解决问题。运动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只选取重点行业中的部分重点对象进行斗争。这是试验阶段，等取得经验再行推广。第二阶段数量上扩大一批斗争对象；同时迅速处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将这批人拉过来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第三阶段，再扩大一批斗争对象，争取做到对多数人可不战而胜。第四阶段，进入清理阶段，作结论、发评类的通知书，同时集中力量解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五、政策上厘清一些界限，提高打击的精准度，避免浪费时间、精力。如小额回扣，请吃馆子或请看电影一、二次，不算行贿；与政府工作人员交往中无意谈及财经情况，不能一概视为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追溯的时间，除了隐匿侵吞敌产可以从日本投降算起，其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算。此外，在宣布不准资方停工、停伙的同时，对经济实在周转不了的私企可由人民银行适当给予贷款，国营企业也应继续下单加工订货，不使资方获得停工藉口。需要指出的是给贷款和下订单这两件事，是到了运动基本结束后才逐步实行的。

不能不说，薄一波对上海的“五反”做了这样一番调整，可谓部署周密，突出了重点，是下足了功夫，志在必得。那么他要达到的目的又是怎么样的呢？目前我没有见过有关资料显示他的全部计划，只有三月十日他在向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提到他的部分打算是这样的：通过运动，对半守法半违法户每户平均退税和罚款要达到一千五百万元（新币一千五百元）左右，这样全市可得一万三千亿元；对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退资材、退税、罚款以及没收部分厂商的企业，平均每户要达到三亿元，全市可得一万八千亿元。两项共计三万一千亿元。薄一波认为：一九五一年国家以加工订货、收购等方式投入上海私人企业的款项总额有二十万亿元，这些工商户基本上也得到了分润。现在政府向他们征收所得税一万八千亿，再用“五反”整它个三万亿，共四万八千亿元，“是天公地道的”。（见《中央关于同意薄一波同志三月十日关于上海工商业户分类及五反斗争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841/6-12。转引自《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一文，《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根据这个打算中的罚款数推算，薄一波在这里所说的半守法半违法户大约是八万六千六百多户，而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是六千户，两者合计九万二千六百多户。这个数字只是全上海工商户总数十六万三千多户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一，比运动开始时预估的百分之六十五少，所以并不是半守法和严重违法、完全违法户的全部。而且从他计算的平均退税和罚款的数额看，这九万多户工商户还不包括那些大户。因为对那些大户，其退税、罚款的金额绝对不止平均“一千五百万”至“三亿元”（新币三万元）这个数目的。所以，上述薄一波报告中所说的“三万亿”，只是薄一波心目中要在上海通过“五反”反出的部分款项而已。

这里有一个疑问：薄一波认为上海工商户在一九五一年与政府的交易中得到了二十万亿元的营业额，因此估计他们从中赚了八万亿，于是他计划除了征收他们一万八千亿元的营业税，还要他们其中的部分人吐出三万亿元给政府。我不清楚当时工商业的平均利润率有多少，做二十元的生意能否有八元、即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即使有，当资本家在除去生产成本，包括原料、人工、机器折旧、水电煤等等各项开支，以及交了税以后，资方纯利还有多少？如果“五反”再整去它三万亿，资方是否还有利润可剩？资本家忙活了一年得到了什么？政府这样做法合理不合理？事实上，由于国家交给私企代加工产品的加工费定得很低，对私营厂商产品的收购价也压得很低，一九五一年上海工商业者从国家加工订货中所得的实际利润，是远远低于薄一波估计的八万亿的。有不少接受政府加工订货的厂商非但没有赚到钱，甚至还要亏本。这也是“五反”中查出部分厂商在加工订货中不得不“偷工减料”的原因。可是薄一波总以为上海资本家在五一年赚了国家很多钱，现在就要用“五反”来挖回来。就这一点来看：中共发动“五反”也不是真的为了反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而是借“五反”之名，勒索工商业者的钱财。从全国整个“五反”的部署看，所谓违法不违法，都不是根据运动后的事实，而是事前就已安排好的罪名，连要你退、罚的金额也事先有一个大概的数目。这种做法与土匪绑架人质，根据对人质家财产多寡的估计，预先就定了一个赎金数额并无二致。而从上述中共对工业和商业的区别对待，以及对不同经营项目采取不同的政策，可知中共发动“五反”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趁运动之机，整垮一些准备由国家来垄断的行业，如粮食、棉纱、钢铁、五金、运输、国际贸易等等。这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整个计划中最先实行的一些步骤。所以，中共发动这个“五反”的目的，要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得多。

整出三万亿元“违法所得”，这是薄一波在重启上海“五反”运动之初，对上海工商业者中之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些中小资本家所作的打算，至于全部工商业者的“违法所得”当然要超过三万亿元。但究竟有多少，我目前查不到有关资料。只是当运动正式开始后，整出的“违法所得”越来越多，他的目标就不再是三万亿，而是十万亿了。关于这个情况，我将留待下面再说。现在先来说一下上海“五反”暂停时期的情况。

毛泽东下令上海“五反”暂停以后，上海工商业者的劫难并没有因此得到暂时的松缓。因为此时全国“三反”开始进入定案阶段，上海市委也抓紧时机要在这段时间内集中力量完成“三反”任务。各机关单位急于得出结论，纷纷擅自传讯商人以取得干部受贿证据。有的工商业者一天就要被不同单位传讯好几次，以致听到“传讯”两字就为之色变。而传讯人员为了拿到证据，不乏有用暴力逼供信的。如江宁区税务局为逼供，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打晕倒地说他装死，醒来后再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政府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务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一间屋子内被十几个人痛打，并用针刺指头。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连续传讯了几天几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务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多个小时。中国人民银行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传讯关押了两个星期仍拒不放人。以上所举的仅是史料上留下痕迹的几个例子。至于没有留下痕迹的那就永不可知了。其实当时上海解放已经二年多，有多少工厂、商店没有与公家单位发生过生意往来？所以工商业者遭到“三反”冲击的十分普遍。又自“三反”以来，人们为避嫌，连正常的生产和社会消费也大受影响，工厂没有订单，商店没有生意。而资方因为没有生意，资金发生困难不得已停工、停薪、停伙，从而遭工人围攻的也越来越多。许多资本家焦头烂额仍应付不了，在三月份半个多月时间内，就自杀了五十三人。

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在发动“三反”“五反”之初，对时间是抓得很紧的，看其意思是要赶在陈云、薄一波说的到一九五二年三月经济可能崩溃这个期限之前搞到钱，以解除经济危机。但为什么现在三月了，他对上海的“五反”却反而表现得不急，还说“迟一点有利”呢？其中的缘故，除了我在前面说的上海是毛泽东寄最大希望、可以搞到大笔钱的地方，不想因运动潦草而收获不大；另外，我想与当时朝鲜战场上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毛泽东虽然还想打，但此时打不打的主动权已掌握在他手中，因此朝鲜战争用钱已不那么急迫，同时国内工农业生产已逐步恢复等诸多有利因素有关。据中共公布的资料，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四百六十六亿元（新币），到一九五一年已增加到了六百八十四亿，到五二年底更达到了八百一十亿元。总之，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政府财政危机自然也相应缓和。与此同时，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已开始筹划，以后用钱的地方更多。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一方面不再着急政府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他好不容易将运动发动起来，现在面对全国最大的“聚宝盆”，就更不肯让上海的“五反”草草走过场。于是，这才有了上述那番让上海“五反”暂停再重启的特殊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