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国难当头的抗战初期，不愿做亡国奴的交大师生们，随着当时的”反动“（打个引号，开个玩笑）政府西迁战时陪都重庆，爬坡上坎跟着吃辣椒，也有师生不愿放弃上海的舒服日子（这个形容十分不贴切），但真也不能类比成”他们宁可做亡国奴，也不愿意去四川“，抗战胜利后，交大复员上海，绝大部分师生是回到了上海的， 也有少部分教工，因为娶了四川太太，爱上了川菜和重庆火锅，让当时的重庆大学捡了一些”漏“。
不管咋的， 西迁也好复员也罢，全凭自己决定，爱走不走爱留不留， 吃亏赚便宜自己当家自己负责。
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把交大迁到西安，费力极大的劲，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宰相大人周公恩来总理，亲自到上海召开教授座谈会，结果搞得学生差点闹事，不过至少还是动员了相当的师生员工自愿地主动报名西迁。
其实， 中央失策了。
想要均衡各地教育资源， 绝对是英明伟大必要的， 当局确实看到了抗战的大批学校西迁，使得内地的教育文化事业有个很大的提高和普及，连贵州这种以前兔子不拉屎的闭塞省份，不但省城， 连湄潭有了个浙江大学，还有前两年”村超“的那个鬼不繁蛋的地方， 之所以老乡们知道了踢足球，还是亏得抗战时广西大学曾在那儿停留。
当时切实可行的办法， 不是迁交大， 而是在西安新建一所很大的大学，搬迁也不是不要钱的，把这个钱来鼓励沿海地区的教师们去西安， 副教授去就是正教授， 讲师愿意去就升副教授，高一点年资的助教去就是讲师，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看看陈庚的哈军工，该不是从什么地方搬迁取的吧，照样凭空建起了一所各方面都是杠杠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