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元旦过后，生产队决定让我和春同学去长春城里拾粪。我俩坐着生产队去城里拉脚的马车，带着两个小筐、拾粪铲和一辆手推车回到长春。在长春的大街上，“打倒林杉”的标语铺天盖地。林杉是我同班同学李小林的父亲，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文革刚开始时就被打倒，全国报纸点名批判。一九六九年时，文革初期轰轰烈烈的斗争已经平息下来，最早被打倒的干部都成了死老虎，针对他们的大字报、大字块很少上街。为什么对林杉又发起了新一轮批斗？是文化界又起波澜？想到我爸还在被打倒的行列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觉得芒刺在背，惶恐不安。
我们将拾粪基地设在朋友建波家，工具和拾到的粪都放到他家院子里。文革前夕，建波的父亲从北京调到汽车厂任副厂长，他随父亲来到长春。当时正赶上汽车厂领导干部革命化，厂级干部们从现代化的住宅搬到偏远的非标准住房。他家直接住进了平房，担水、劈柴、买煤、烧炕都要亲力亲为。后来，他父亲又被调回北京，建波一人留在了长春。
言归正传，上街拾粪。刚开始时，我和春同学推着手推车在厂区的大街上拾粪，看见马车就跟着走。四只眼睛盯着马屁股和粪兜子，盼着马撅尾巴拉屎，盼着马粪掉到粪兜子外面，捡到马粪就像捡到了金元宝一样欢喜。这样一天下来，走的路很多，捡到的粪很少。
后来，我俩发现了新大陆，每天中午有马车车队在一个固定地点休息，人吃午饭马吃草。人马吃饱喝足后准备出发，牵马套车之际，正是马拉屎之时，这时没有粪兜子，马粪都掉在地上。我们每天中午到那里等待，马车一走立即上前打扫“战场”，收获颇丰。眼看着建波家院子里的粪堆一天比一天大，我俩心里喜滋滋的，这可不是一个金元宝，而是一座金山啊！
有一位朋友为我们出主意，说只靠在大马路上拾粪不行，要去附近郊区生产队的粪堆偷粪。有一次，在拾粪过程中看见附近生产队的粪堆，想起了那位朋友说的话，不禁贪心荡漾，实在抵御不了那堆粪的诱惑。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我俩冒着凛冽的寒风，小心翼翼地推着手推车向那个粪堆进发。想到此去的目的是偷粪，被人抓住轻则以盗窃论罪，重则一上纲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以阶级敌人论罪，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难怪古人起事都要先正名号，放出谣言造舆论呢。我们不能造舆论，但至少可以换一个思维角度，在两人之间达成共识，建立起坚定的自信心。
于是乎一个革命歪理诞生了：城郊生产队是东墙，农村是西墙，我们挖社会主义的东墙，补社会主义的西墙。东风是无产阶级的风，革命的风，无需东墙挡东风；西风是资产阶级的风，反动的风，绝不能让资产阶级的风吹进西墙，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巩固社会主义的西墙最重要。这个革命道理想明白了，顿时觉得师出有名，理直气壮，浑身是胆雄赳赳。
我俩推着车接近了前沿阵地，夜更黑了，风更冷了，望着那高高的粪堆，仿佛周围有无数的暗哨在监视着我们。即使刚才想明白的革命道理成立，东墙西墙都是一个革命阵营里的战友，但免不了本位主义在东墙那边作怪，不顾全革命大局，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手段对待西墙的战友。想到这一层，我们又胆却了，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俩决定先火力侦察，拣起地上的石头用力掷向粪堆。一番火力侦察后，那边没有任何动静。
我们将手推车放到粪堆附近的隐蔽处，一人守着推车望风，一人拿着筐和铁锹在夜色的掩护下去装粪，装满后拎回来倒进车里。在铲粪时，我心里还不断地复述东墙西墙的革命理论，为自己壮胆。在交换任务时，两人还互相鼓励一下，像宣誓一样举一下拳头，意思是：消灭法西斯，胜利属于西墙。我俩轮番进攻，很快装满了一手推车，迅速撤出阵地。在胜利班师回朝的路上，我们如释重负，身心轻快，嘴里不由哼哼起“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春节前，生产队派来一辆马车将我们连偷带捡的马粪拉了回去。我二人也算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巩固了社会主义的西墙。在家门口推着粪车捡粪，我俩丝毫也没有觉得丢人。春同学的父亲当时是汽车厂红极一时的领导人，厂区的大喇叭里经常提到他父亲的名字，有时播放他父亲的讲话录音。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位领导人的儿子却在他爹的地盘上满大街地捡马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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