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１８）
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对“五反”怕得要命，但是要来的还是会来。“五反”运动开始后，各地的中共干部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猛批狠斗，带高帽、打人、体罚、逮人，什么都有。很多场面与斗争地主差不多。《“五反”运动研究》一书说：“由于采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致使运动出现了逼供信的‘左’的过火行为，出现了把‘小虎’打成‘大虎’，把‘假虎’打成‘真虎’的斗争扩大化现象。这些现象大多是：对犯罪嫌疑人，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任何单位的领导或派驻的工作组，均有权发动群众大胆怀疑，检举揭发；仅凭怀疑或他人检举，未经查证核实，即可命令把当事人‘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形同软禁；没有合法凭证即可私自搜查私人住宅，搜缴私人信件；依靠行政命令，即可强迫被怀疑人检查交代，发动群众批斗，施加压力，而且通常不许本人审辩，否则就是态度恶劣，企图狡猾抵赖；对这种公然采取的粗暴行径，还不许他人提出异议，否则，就是包庇，就会受到株连；谁若胆敢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即按故意捣乱，破坏运动论处，当场受到制裁；私设公堂，秘密审讯，采用车轮战术，进行疲劳轰炸，弄得人精疲力竭，以便获取所要的口供，经不起折磨被迫认罪事后翻供几经反复者有之，自杀者亦有之；与此同时，乘机打击异己挟嫌报复者有之，诬告陷害者亦有之。”而自杀“几乎程度不同地分布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每一个城市和地区。”（何永红著：《“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在这样的恐怖攻势下，很少人能做到镇定自若。胆小的、或气愤不过以死抗争的就往往选择了自杀。因此“五反”运动中自杀的工商业者特别多。而且自杀者往往倒不是真有大罪恶的人，反而是比较老实、清白的人。如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清俭廉洁，富有爱国心，可他也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服安眠药自杀。据有关资料，卢作孚的自杀，除了自身受到“三反”、“五反”无理攻击和冤枉，与公司中几个与他一起创业的老同事在镇反运动中被杀也有关系。这几个老同事或因为参加过“袍哥”组织，或历史上与国民政府有过交往，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并无其他罪恶，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杀害。作为与这几个被杀的老同事关系密切者，而且自己在解放前与国民党政府也有交往的卢作孚，此时内心怎样的想法我们虽已无法得知，但也能猜到几分，恐怕是恐惧与愤怒兼而有之。卢作孚曾以欢迎的态度迎接“新中国”，想不到转眼间中共就露出了狰狞面孔，智者如卢氏，就果断地以自杀脱离中共的纠缠。上海白手起家以经营糖果、蜜饯闻名全国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因被店内职工连续围困批斗两天，在四月二十一日跳楼自杀。以上两例几乎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不知道的那就不计其数了。一九九〇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在整个“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有二十万人自杀。维基百科之“三反五反运动”词条说：上海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自杀的有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十多个。其中恐怖最高潮时一个星期跳楼自杀的有二百多人。有些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的。这些自杀者除少数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现在还有人记得，至于其余名气不大的自杀者，他们的冤屈恐怕永远也不会再被人所知。
厦门大学教授谢咏有一篇专门研究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自杀的文章，名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文章中转引作者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书中的有关记载说：
一九五二年“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树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竹篱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九五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
谢咏文章又引作者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目》书中提供的资料说：“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二十六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晚听完汇报都要问一句：“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他把跳楼者虐称为“跳伞者”，可见他对运动中被迫自杀者的冷酷。有一次他在广播里故作糊涂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 俗语说蝼蚁尚且知道惜命，若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有谁肯轻易自杀？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自杀，是因为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殷纪常不是反共的人。他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把他家位于大西路上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的人，也是银行界最早请中共干部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人。照理，中共对这样亲共、爱共之人多少也应给几分薄面予以优待，不料也是这样粗暴对待他，可见中共天性的凉薄。
曾参加过成都市茶叶业“五反“工作队的铁流说：成都“茶叶业先后死了六个资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旧五金行业，他们生意做得大，赚了不少钱，退赔退赃阶段每天都有人上吊、抹喉，买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药。他们工作队的人告诉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杀。”
当然，无论“三反”还是“五反”，在运动中选择自杀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数。更多没有自杀勇气的人，那就只能按照“五反”工作队的要求，承认强迫你承认的所有“罪行”了。说穿了，中共实行这样的恐怖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承认的后果，就得缴交所谓的偷税、漏税和罚款。当时许多工商户，包括我舅舅家在内，就是这样被弄得倾家荡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