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执政春秋》连载之2（节选），作者单少杰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1949年，毛泽东终于走完了千山万水，由西柏坡进驻北京城，并于群英簇拥中登上了天安门，可谓荣耀之至。
据其卫士回忆，当时，像柳亚子、李济深“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那时听到的最多的话是‘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泽东比’……”
说这些话的老先生们，大多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名士，大多有些傲骨，在历史上或有过不买袁世凯账的纪录，或有过不听蒋介石话的举动。他们过去不愿攀附权贵，如今也不会一下子变得很世故、很会巴结人。他们赞誉毛公当是发自内心的。
可问题是，他们说话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毛泽东在事业上的转折点，他们只能看到其创业已经走过的路，而未能看到其守成将要走出的路。若只看到前者，确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因为，毛赢得的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为艰辛的战争。但若再看到后者，再看上一些年，又将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上述敬畏感？
若再看上七八年，看到几十万最爱说话的知识分子却被封住了嘴巴，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就会发出此主席真够厉害的感叹。因为，这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位蒋总裁也未曾做到的事。国民党执政时的耳根远不如它的后继者来得清静。当时，人们在大众传媒上还不时能看到鲁迅等痛骂论敌的文章，在大学课堂里也不时能听到李达等讲授马克思学说的声音。
若再看上十来年，看到几千万种粮食的农民却因没有粮食吃而被饿死，他们又会生出此主席确有罪过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在满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日本侵华时期都未曾看到的人为性大饥荒。
若再看上一些年，看到那场殃及数万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就会觉着此主席做得太过份了。因为，这不止是他们未曾经历的国耻国难，而且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国耻国难。
毛泽东崇尚斗争，以至于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他曾说过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把斗争当作他人生的一大快感，一种理想境界。他讲哲学也是大讲斗争性，认为斗争性贯穿于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世人也因此将他的哲学恰如其分地称作“斗争哲学”。
当处于强大敌人压迫下，当处于在野党地位上，毛强调斗争尚可理解。因为，不斗争则亡，不斗争则不能夺得政权。斗争在这里只是作为维护自己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只是作为实现自己权力目的的一种手段。
可是，当已经打败强大敌人乃至消灭他们人身存在时，当已经获得全国政权并且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时，他还要斗、还要把斗争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业，就没有道理了。这时，他应该做的主要工作不是革命、不是与人相斗，而是建设、而是与自然打交道。
事实上，他执政后所革的命、所斗的人，大多是他不应该革的命、不应该斗的人。因此，这种斗争的实际意义，已不在于斗争什么对象，而在于斗争本身。于是，过程本身上升为目的，斗争成了“游戏”。一切游戏的特点，就在于目的即过程。
然而，这种“游戏”并不好玩，相反很是残酷。五十年代“反右”，斗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后来又给其中99％的人宣布平反，说是搞过火了。六十年代“文革”，又斗了几百万老干部，后来又把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宣布解放，又说是搞过火了。这是反反复复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做着一些颠三倒四的事情，很像是一种“游戏”、一种幽默，一种全然黑色的幽默。没有几个人能就此笑得出来，即使有笑，也笑得毛骨悚然。不过，老人家倒有可能从中感到生活的充实，进而达到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这一“游戏”本质上是整人的，并且是大规模整人的。由于处在执政者的地位上，毛与人相斗实是强者对弱者的随意处置，即对后者可以采用包括批判、羞辱、关押、刑讯、枪决在内的任何手段。又由于具有被神化的个人权威，毛的任何整人举措都能获得广泛的响应，甚至能搞成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他不斗则已，一斗即整；不整则已，一整便动之于天下。
毛泽东“斗”了一生，也“乐”了一生；只是乐了一人，苦了众生。他前半生斗了许多确想伤害他的人，斗得多少有些情理；后半生则斗了许多不想伤害也无法伤害他的人，甚至斗了许多相信他并支持他的人，斗了许多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斗得就大谬不然了。
亚里士多德曾从正面考察过一些像梭伦那样的执政者的政绩，指出他们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积极制定各项法律制度，并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因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法律的统治优于个人的统治”。反之，“让某一个人来统治，就会使政治带上兽性的成份，因为他的欲望有时会支配他，他的情感会影响他，即便是最贤达的人也在所难免。而法律恰恰能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4)
亚里士多德对梭伦等的这一赞誉，似也能反衬出毛泽东的一些问题来。毛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实现由社会革命者角色向社会建设者角色转变，不注重制度化建设，而总想不停顿地变革。他也曾搞过一些制度化东西，但随后又去破坏它们。他总是在“破”，不只是破前人的规矩，也破自家的规矩。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既要变革旧世界已有过的东西，也要变革新社会刚建立的东西，比如，要砸烂“公检法”，要打破各项规章制度对革命群众的“管卡压”。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守规矩。据其卫士回忆，他过的日子常常不是大家都过的一天24小时，而是根据其特殊生活习惯安排的一天28小时，即所谓“毛泽东的一天”。他散步常常不走现成路，而是踏石踩草想往那儿走就往那儿走。他的身上似有一种天然的反成规反秩序的倾向。
毛泽东这种行为方式，正如他自嘲的那样─“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比较适合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但不适合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附视频：善恶只在一念间—— 解析粟裕与南阳事件 // 粟裕的仕途蹉跎和人生“污点”——细说1958年整肃粟裕大将之谜（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