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米鹤都：伊林涤西事件始末
作者简历
米鹤都，1952年生，北京人，祖籍陕西。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年到陕北地区上山下乡；1972年应征入伍，于陆军第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1988年后，先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
原题
伊林涤西事件始末
口述：伊林、涤西
整理：米鹤都
本号在此转载一篇旧文，让读者朋友对“伊林涤西事件”有一个粗略了解。
1967年北京长安街上的宣传画。翁乃强摄
“致林彪同志的
一封公开信”的诞生
伊林①：我那时没有出去串联，一直在关注着文革的理论动向。1966年10月份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碰见一个人，那人个子不是很高，但脑袋比较大。我并不认识他，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邂逅的聊天，还经常会遇到知己，不像现在首先怕对方是个骗子什么的。我们在一起聊了三个小时。他说要林副主席接班可不行，林副主席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样。他认为林彪有Fascist倾向。我当时没有这想法，但是我对红卫兵打人这套东西很反感，林彪不是煽动这个吗？所以对他说的这点也容易接受。再一个起因是，当时有一种怀疑一切论，怀疑一些理论思想、怀疑一些观点，这种思潮对我也有影响。我那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武汉的《长江日报》，就是论怀疑一切，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
为什么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乔兼武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李文博1966年10月17日写了“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我为此找过李文博，认识以后跟他们聊过。他们在大字报里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所以，我们那个《公开信》里头有这个“公社”和那个“大自由”的思想。
张立才那会儿串联去了，他回来后也和李文博、乔兼武认识了。我和立才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在武汉看到林彪的“九·一八”讲话，林说毛比马恩列斯的水平都高，很是讨厌。我也讨厌那个讲话，觉得吹捧得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一拍即合。虽然我先起草了个草稿，但还没有完全成形，于是，我就把草稿拿给立才看了。
这篇大字报确实有很多目的，但有人说主要是反林彪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写公开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监督——广大人民监督和批评国家领导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在大字报里是公开讲到的。我们不是反林彪，只是对林彪有批评意见。这中间有个很大的误会。
涤西：10月份，我带着我那红卫兵里的十来个男生，到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转了一圈，回来又转回到武汉。我觉得继续跑也没什么意思，就一个人先回北京了。回来看到这些大字报已经在开始探讨国家改革、大民主的课题了，这对我们俩都有很大影响。这时，大家都在外地串联呢，宿舍里没有别人，我和刘握中就敞开了探讨，一晚上、一晚上地聊。
文革开始后，实际出现了一个机遇，就是激励我们去关心国家大事，去想一些过去肯定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的问题，至少形式上是这样。譬如，是不是允许一般人监督党的领导人这样的问题？这个权利怎么确定？程序怎么确定？国家构架怎么确定？当时觉得这很有意义，很值得探讨。因为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白皮书，也都有印象，有这个原始驱动。在探讨中，刘握中提到了林彪的“九·一八讲话”，这个讲话我是在武汉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当时看到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完全是个人吹捧。我们俩对这个“讲话”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聊着聊着，他就说，咱们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写一张大字报啊？我说，写大字报有什么意思，给上面写信意义也不大。其实他在跟我聊之前，就已经写好初稿了。这时，他把那个初稿拿了出来。但他还是胆子小，他说，干与不干，都由你决策。历史就是这样，最后决策干还是不干，是他推着我说出来的。
我看了稿子以后说，先不说干还是不干，斟酌一下再说。先把其中一些激烈的文字去掉，换上温和的语言。改动最大的就是批判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四条。刘握中的初稿列上了“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一句话，但是我把他批判这段话的内容全给删了。因为我一看脑袋就大了，我说这条不能批呀。毛泽东不是说，“唐宗宋祖、略输文采”吗？他多伟大啊。我说，虽然文章我还没细看，但这条一定得拿下来。当时这条一个比较牵强，另外一个就是再温和也不行呀，因为必须直面毛泽东了，这一面对就越线了。最后的一段文字是我加的。
修改完后，我就决定了：干。我说，要干就公开干，不能寄信，寄信是扯淡。公开就得按大民主的方式写大字报。我的毛笔字比他强，大字报由我来抄。落款，我起了个名字“涤西”。这是我在学校写大字报一直用的名字，农大附中的同学都知道是我的笔名，取意是“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的意思。其实，“涤西”还确实是毛泽东用过的笔名，我不愿意粉饰历史或再编造，我说的都是挺真实的。我对刘握中说，你快点起个名字。他就翻《列宁选集》，翻着翻着，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他说，那我就用伊林吧。我们把大字报贴到了清华大学小礼堂旁边的科技馆那里，那里是贴大字报最密集的地方。那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我们早晨六点钟跑过去，七点钟贴的。对我们这笔名，后来解释就多了。“涤西”跟“泽东”对应，这还真是挺巧合的事情。
贴完大字报以后，我就回家了。晚上，我返回学校时，刘握中告诉我，蒯大富派人把我们的大字报给撕掉了。大字报被撕了，我们就有说法了，就又写了一份，贴到北大去了。这两篇大字报抛出去之后，就有人对那篇大字报表示支持，也有来串联的了。但蒯大富他们政治敏感性还是挺强的，说我们这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反对我们。这时，刘握中闪开了，出去串联去了。后续工作都是我来做了。
涤西：大字报被撕掉后，我感到事态严重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就组织人印传单。我找了班里一个同学刻蜡板，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来了，认为这事危险，不让他干，把他给拉走了。我只有自己继续刻下半部分，并且随笔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个四百份到八百份，我亲自推油磙子，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我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我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世界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也是传单。我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中、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我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当然很幼稚。那时候年轻，刘握中十八岁，我十九岁，而且我们当时对林彪这人物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法了解。为了澄清我们并不是刻意反对林彪，更不是反对文化革命，只是不满意林彪的讲话内容而已。在一种幼稚的担心下，我们提出林彪要改正缺点，不改正缺点的话就要“靠边站”，其实是很感性的东西。这里面分量最重的一个词就是“靠边站”。对这个“靠边站”，我写大字报时就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印传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道个歉吧。所以，我在传单最后特地加了一句话：如果有人指责我们说，靠边站是过分针对个人的话，我们一定接受批评。结果，传单上最后就出现了三个“靠边站”。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当时真诚的表示。后来有很多史书、史评都把伊林、涤西事件说成是反林彪了。当时真要是反林彪，首先我就不干了。我们主要是提意见。
伊林：对这篇文章，我们俩是一起讨论、修改的。我起草那个文章时，摘选了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第四条是，林副主席讲，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我当时就对这个有怀疑，可是《公开信》中对于这一条的批驳没下文了，后来朋友问为什么没有下文。其实，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被立才给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到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实际已经给推翻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论毛泽东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碰。这是立才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毛泽东对《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他能不明白这个？
《公开信》是立才决定要公开的。他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寄过去，那这封信就不能叫做《公开信》了，另一个方案是公开。他最后选择了公开。
立才还搞了一个笑话，原来《公开信》正文里有两个“靠边站”，这已经够恶心人的了，两个毛孩子公然敢“狂吠”林副主席两次“靠边站”。嘿，立才担心这两个“靠边站”可能被人家误会，就又加了一个“靠边站”。这可是天大的笑话。文章里的第一个、第二个“靠边站”是我写的，第三个是他加的。他加进去的意思，是好意，是想说他们的批评不在理。后来，人们开始批判《公开信》，到处都说我们猖狂攻击林副主席到了极点，居然“狂吠”三次，要林副主席“靠边站”。但是，没有几年，林副主席确实“靠边站”了。
涤西：没想到《公开信》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农大附中一下子跟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了。其实，当时支持我们观点人是很多的。整天学校里人山人海的，络绎不绝。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政府机关各大部委的、各大军区的军人，都有来我们学校串联的，好多都是成年人。同学都说，这回咱们学校可出名了。我记得当时万润南②也找来了，他说观点可以讨论，而且你们提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应该采取寄信的方式，不应该公开。你这一公开不就伤害林副统帅了吗。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了，他穿着呢子大氅，倍儿干净，白衬衫也是新的，皮鞋也特别亮，骑着一辆锃光发亮的永久牌自行车。这人50来岁的样子，一看就是局级干部的派头，说出话来也不一样。他专门来找我要《公开信》的传单，还问我们为什么要公开化？还跟我聊了聊思想背景，看过些什么书？我估计这人是中央文革或者是毛泽东派来的。
我当时有一个习惯，对每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我都记录在小本子上。对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大体上不记录，但对表示感兴趣的，我都有记录。
引起我警惕的有这么一件事：这张大字报发表以后，北京航空学院的曹XX找来了，他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北航“中国国际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表示支持我的观点。当时跟他们聊聊，很有意思。他们搞得声势挺大，据说参加者有不少中、下级的现役军人。我也到他们那里看了看，有个白晓宏，原来是反工作组的头儿，是北航红旗第一任的头儿，也是顶尖的人才。他用隐喻的、含蓄的文字，让你能意会不能言传，全都是含沙射影地指向林彪的。而且他也操纵着北航“八一纵队”。他们的动作比我们激烈凶猛，接连贴出了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的四篇大字报。
我没有主动靠拢他们，但我与他们保持关系，旁观他们的动态。我看到他们确实在反对林彪，心里也是有些恐慌，相对感觉到安全问题了。刘握中对我说，立才，咱们碰到大个的了，有一群人在反林彪呢……我说，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咱就是给林彪提个意见，咱咋能反林彪呢？反林彪可不是咱们的观点。我马上否定了说我们反林彪，在这问题上还是不一样的。
我真正意识到我们行为的实质，还要感谢这样两位姐姐。当时来找我们的有一个化名“红匕首”，一个化名“向阳”的两位北航的女学生，她们的真名我一直不知道。她俩都是将军的孩子，看起来都很精干。她们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实际上是站在刘少奇的政治立场上的，是右的，是反文革的。这句话“铛”地把我敲醒了，我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被她们点醒了以后，我就开始思考了——这大字报是不是右了？这才开始警觉了。
在这前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没被点名，但是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们闹了半天落成右的了？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思想。我没有反省，只是思考，从政治上判断，我的政治立场站到哪里了。我本质上是拥护文化革命的，认为文化革命是在推进大民主，在往国家政治的机构深层改革上面推进，另外，我们反对个人崇拜，于是，我们就开始往这方面探讨。
伊林：白晓宏是在11月20日找到我们的。他们和部队有着很深的关系，据说曾联络了数百上千的青年军官。对于我来讲，基本上属于被白晓宏他们支配着的。我觉得跟他们待在一起有种安全感。立才跟我还不太一样，他主要是自己思考，保持距离。
我们的大字报是11月15号贴到清华的，让蒯大富给撕了。第二天，我们在北大三角地又贴了一份。传单是18号散发出去的，印传单全是立才做的事。他是红卫兵的头嘛，有一帮哥们，有抄大字报的、有刻蜡板的、有印传单的、有抄传单的、有发传单的，一套系统。还有我们学校高一的一个学生，叫瓦罗佳，他爸爸是老布尔什维克，娶了个苏联媳妇，生下了瓦罗佳。他是半个苏联人，瓦罗佳就把这个传单递给了苏联大使馆。这令我们有点害怕。
有不少人告诉我，《公开信》引起了一连串的“炮打司令部”，这是我们哥俩没想到的。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瓦罗佳送出去的传单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本来只是林彪在一个军事学院的讲话，没太多的人知道。这一下子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非常恼火。你们中共也太狂了，说百分之九十九已经够恼火的了，你还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高得多，比共产主义的始祖还要高得多，不是站到我们头上拉屎吗？这给了各国共产党一个证据，一连串地群起攻击中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买账了。这是瓦罗佳的功劳，也把老毛的火拱起来了。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林彪大概自己也知趣，此后再也没有重复过“百分之九十九”和“高得多”“几百年”这样的说法了，从此，全中国的吹捧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没有“更上一层楼”。
毛泽东是看过这篇文章的。有人说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是假的，我们的体会，那封信是百分之百存在的。韩爱晶后来告诉我，当时，江青对蒯大富、韩爱晶说到这件事时，是这么讲的：这两个小家伙名字有点怪。你们对这两个小家伙的批判，不要搞得那么激烈嘛，盖上就是了。你们怎么这么傻，把这大字报撕了。撕了人家就有理由了，他们就开始到处发传单了。还有一次她在北航还说，那篇文章很有文采嘛，你们要文斗。那意思就是要对我们客气些。从后来毛泽东让他们放我出来，也印证了毛泽东跟林彪的分歧时间。他说：改善无产阶级机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原话。
后来，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果然对“天才论”发怒了，这全记到陈伯达、林彪身上去了。林彪拍马屁拍过了，如果他当初能听进去我们忠言逆耳的话，收敛一点，也许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当时有句话最清楚了，什么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林副主席指挥的军队。毛主席对这些事，警惕性高着呢。吹捧得太离谱了，连两个中学生都看得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心里怎么想？我们这件事，多少都会刺激他提防林彪篡权的警惕性。
那年12月2日的傍晚，我和立才正在附中宿舍楼三楼北头的宿舍看书，两位穿着没有帽徽领章军装的女学生，推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们两个是北航的大学生，一个叫向阳，一个叫红匕首，我们赞同你们《公开信》的基本观点。”听到有支持者，立才与我便高兴起来，和她们你一句我一句随便聊了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观点相同的，一起讲话就和气，你一句我一句还抢着说话。要是观点不同，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八点多，她们站起来要走。突然，俩人绷起了脸，对着我们严肃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立才和我听了吓了一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原以为她们会亮出反对者的真面目，她们则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有什么不好，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没有什么错。” 俩人不告诉我们真实姓名，却重复说了她们住的宿舍，要我们有事就去找她们。我们感到惶恐，向阳、红匕首她们那一句话，让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那封《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言行，在行动效应上，实际上是站到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右的一边。
涤西：《公开信》发表后，江青、康生、陈伯达都公开讲话了，把我们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等于是要画句号定性了。局势明朗了，我们就想做些防范措施了。可是我们往哪里躲呢？我们俩分工，他在校外活动，我在学校看情况。我的几个同学，利用学校已经停用了的浴室，修建了一个密室。你一眼看去，屋子里好像塞满了各种旧家具，实际上有个通道可以钻进去，有一块空地，有张课桌，开开窗子就可以跑到外面去。里面还有床可以睡觉。他们出于同学之间的感情，搞了不少花招。要是没有这个密室，我早就被人抓走了。
好像是12月17号，学校里没什么人，我就在密室外边溜达。刚走上学生宿舍的台阶，一个同学就拉着我往浴室跑，把我给推到密室里，然后把门倒锁上。他刚锁好门，北航“红旗”的人马和我们学校“红旗”的人就过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外边打我那个同学，让他开浴室的门，他就是不开。可是我们学校“红旗”派了人盯梢，看见我跑进来了。我想这样不行，打开窗子就跳了下来。这一跳，被操场上的那帮人看见了，大喊“抓住他”，就追过来了。我那时候腿还没有因为坐牢被弄坏，跑得相当快。一米多高的栅栏，我腾地就蹿过去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躲到一个角落的阴影里，那些人从身边跑了过去，没抓到我。
第二天，我先去了北航，了解到白晓宏、曹XX都已经被捕了，是中央文革指示韩爱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扭送到公安局去的。我去了北京图书馆找刘握中，恰好碰见他出来。我一看见他就问，你怎么变样了？他说是北航那两个女生向阳、红匕首给了他化妆的用品，还给了钱和全国粮票，让我们赶紧逃跑。我说他们已经到学校抓咱们了。我们商量，这样抓我们是违反《十六条》的啊。所以，还得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附近去，然后再往外地跑。于是，我们先到了北京市委，那时候市委很乱，有不少空房子，可没暖气，冷得呆不住人。这时，已经是凌晨了。刘握中就说，上我姑姑家去，没人知道哪里。
刘握中姑姑住在东四。我们进了门，刘握中就倒在床上睡觉了，他姑姑家的人也都睡着了。我在写字台那里起草大字报。大约还不到半小时吧，一道电光就从窗外照了进来。我知道是抓我们的人来了，肯定是跑不掉了。于是我对外边说，你关上手电筒吧，别闹大了。等外面的人关上手电后，我就把记录着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人的小本子掏出来，塞到炉子里面烧掉了，否则，将牵扯一大群无辜的人。万润南他们也就这么被保护下来了。外面带人来逮我们的，就是以前我们班经常一起读书讨论的一个同学。他知道这里，这次是他带着北农大“东方红”的人来的，开了两辆汽车。我烧了那小本子后，就把刘握中叫了起来，开了灯，一块出去了。
他们把我们一直抓到北农大，天亮后就被警车送进了“半步桥”监狱。我并不恨那个来逮我们的同学，客观上，逮进去倒是少受了很多罪，关在里面多少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和我们一批被抓的还有李文博、乔兼武。随后，中央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公安六条》，这跟我们这件事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事件前后也就30多天。时间虽然很短，但事实上，它导致了反中央文革、反康生的“十一月黑风”“十二月黑风”，这股风是由下而上的，使正在按部就班前进的文化革命节外生枝地受到阻滞。
伊林：白晓宏他们被抓后，1966年12月19日，听到学校的“联动”们说，要狠狠打击敢于反对林副主席的人，我便悄悄离开北农大附中，傍晚时分来到北航女生宿舍24楼二楼右边第二间房门口。敲开门，只有向阳、红匕首她们俩个人。她们见是我，赶紧将我拉了进去。向阳说：17日夜里，韩爱晶的红旗将13号楼军队接待站抄了，将白晓宏、曹伟康他们几个人都抓走了。这时窗外的喇叭里正慷慨激昂喊着：“砸烂白晓宏、曹伟康狗头！”“打倒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她们又反复谈起了两个司令部的事，说你们别犯傻了。她们翻出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十五元钱放到我手中，要我快点逃出北京。像姐姐嘱咐弟弟那样，再三叮咛，一定要逃出北京，也不要在外省的城市里，逃到外省农村去，越远越好。她们到楼道里看了看没有人，给了我一顶棉帽子，我就遮着脸很快溜下了楼。但是，与立才正准备第二天离开北京时，半夜在国子监官书院被捕。
1968年8月1日，我走出功德林监狱的大门。管理监狱的士兵将入狱前搜去的物品归还我，向阳、红匕首送给我的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仍然在小包里边。说起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危难时的救助，我怎能忘记呢。以后好多年，我多次找寻她们，但不知真实姓名，找了好几年没有找到。
① 伊林，真名刘握中；涤西，真名张立才。
②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四通公司董事长。
（本文根据米鹤都：伊林、涤西口述史《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