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這個概念，自公元前三五六年的商鞅變法之後，在東亞大陸就非常稀缺了。各種典籍、詩歌、文藝作品中，“平等”都談不上深入人心。君臣有別、長幼有序、男尊女卑??各種中華文化的精華都與“平等”相去甚遠。換句話說，大家鍾愛的中華文化，從來就沒有把平等當成最重要的一件事。兩千多年間，無數的戰亂、無數的朝代更迭、無數的生死離別，在東亞大陸有誰想起過“平等”這個詞？
可詭異的是，到了近現代，東亞大陸這群根本不把“平等”當一回事的人，卻突然將平等擺到了一切事物的最前列。在他們的口中，自從一八四零年開始，一切都變得不平等了，戰爭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法律不平等，甚至東亞大陸人的身體素質都不平等了。大清國突然從宇宙中心變成了怨婦，歐洲人欺負大清國、美國人欺負大清國、最後連小日本都欺負大清國。《南京條約》便是不平等的開始。
大家有沒有想過，既然說到不平等，那麼有沒有人能說清楚東亞大陸的平等應當是什麼樣的呢？總不會有人說，只要英國也“閉關鎖國”，英國也“定於一尊”，英國也“重農輕商”??才算平等吧？！
下面，咱們就圍繞平等和不平等的問題，看看在鴉片戰爭前後，東亞大陸到底發生了些什麼。
外國在天朝面前的“平等”
公元一七五九年、一七八七、一七九二年、一八一六年，英國先後四次派出官方或半官方的代表團，到訪清國，除第二次，英國使者半途病故外，另三次都與清國產生了直接的接觸。這幾次接觸的細節，前文都已經說過，這裡不贅述了，一致的結果是，英國使者都灰頭土臉甚至身陷囹圄。
一七五九年，洪任輝（英國人，東印度公司的代表），攜帶“狀紙”，試圖與清國官方接觸。最後，“狀紙”的確傳遞到了官府，皇帝以洪任輝“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門三年，期滿後驅逐回國。代洪仁輝寫訴狀的四川商人劉亞匾，則因勾結境外勢力被清國處死。我想，這是英國人第一次真正面對天朝所能領悟到的“平等”。
一七九二年，喬治·馬戛爾尼伯爵以英國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來到清國，然而，乾隆皇帝對他的“欽差”身份非常不滿，命令他改名為“貢使”。別小看這兩個稱呼上的不同啊，“欽差”是對方皇帝或國王的代表，理論上，在大清皇帝面前是相對“平等”的，可是，乾隆皇帝敏銳地看出了英國人試圖平等的狼子野心，及時修正了欽差的頭銜。“貢使”則是替英國國王跑腿送生日禮物的奴才，這身份高下就立判了。由此可以看出，大清皇帝對平等這東西還是非常看重的。馬戛爾尼雖然貴為伯爵，但是乾隆皇帝四兩撥千斤，分分鐘將他列入了奴才的行列。對大清皇帝而言，平等是一個並不存在的概念，因為定於一尊，才是真理，如果有人於他平等，還叫“一尊”嗎？
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率團再次來到清國，雙方因為禮節問題，爭論不休，最後，嘉慶皇帝因為誤以為阿美士德傲慢而下令驅逐。英國人只得灰溜溜離開清國。面對別國使團，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有誰會將這樣的待遇稱為平等？
事實上，我們不應當將目光僅僅聚焦在幾位使者的禮儀和待遇上，幾位使者代表的是英國，使者們享受的不平等就是清國對英國的不平等。但是在東亞大陸，這種不平等卻稀疏平常、理所當然。請大家一定記住，極權專制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在這樣的制度下，平等是動搖國本的邪惡概念，自然沒有任何存在的空間。
對於東亞大陸上歷朝歷代的專制王朝而言，他們就是宇宙的中心、真理的化身。在他們勢力所及的範圍內，只存在征服、順從的關係。換言之，專制統治者，只接受跪下或躺下這兩種姿勢，平起平坐是斷然不可以的。
看懂了嗎？在大清國面前，從來就不存在平等，英國人憑什麼要求平等？
讀到這裡，請大家暫停一下。我想請大家思考一個基本的邏輯問題：“在一個根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地方，哪裡來的不平等呢？”
這不是靈魂拷問，也不是腦筋急轉彎，這就是一個簡單到有些無聊的邏輯問題。順著這個邏輯，我建議大家，順便問問：“在一個根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地方，哪裡來的不平等條約呢？”
我知道，談到平等，對很多生活在東亞大陸的人們是存在一定認知障礙的。畢竟平等這東西，在這片大陸上早已不是日常用品了，大多數人，一輩子都見不到平等，因此這裡的人們對平等的無知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其實，平等既簡單也複雜，簡單的一面是說，平等對雙方是一致的。複雜的一面是，任何一方破壞平等都會導致平等的喪失。
英國，自十八世紀開始，便一再尋求與大清國之間建立平等的國與國關係，大清國接受了嗎？沒有。這時候，有人指責大清國對英國不平等嗎？沒有。
在長達百年的英國與大清國的貿易中，大清國給予英國商人平等的待遇了嗎？沒有。一口通商、公行制度便是明證。有人曾經指責大清國對外國商人的不平等待遇嗎？沒有。
當林則徐在廣州禁煙的時候，大清國有對外國商人進行公平的司法審判嗎？沒有。有人指責過大清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當然還是沒有。
我只想問，既然平等是相互的，既然任何一方破壞了平等都會導致平等的喪失，那麼大家是不是能推導出，到底是誰破壞了英國與大清國之間的平等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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