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潘士弘：红八月的那个夜晚
作者简介
潘士弘，笔名亦远。1946年生，1965年高中毕业，因海外关系高考落榜，成为北京海淀区花园村小学的教师。赶上四清和文革，种过地，当过装卸工，下过小煤窑。1973年被批准赴美。1979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统计硕士。曾在硅谷工作，以后在加拿大工程咨询公司从事信息工作。 现已退休，生活在加拿大落基山下。
红八月的一个晚上
作者：潘士弘
我发小家的遭遇，说明了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暴力无论是形体的还是言语的都是有根源的。
我有几个很要好的小学同学都属于出身不好的。 我很惦念他们， 却不敢去探望，怕万一碰上红卫兵在他们家， 我一去就可能引火烧身了。
这样的红色恐怖大约有两三个星期。北京出现了干部子弟组织的红卫兵东城纠察队和西城纠察队。他们发表了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三号通令，一直到七八号通令，算是稳定了形势。这些通令虽然是从没有任何注册手续的组织发出来的，在当时却比国务院文件还管用。人们纷纷抄下来，作为护身符。可能是到七号通令，下令停止一般抄家。人心才略微安定下来。
我决定在天黑之后到同学家探望一下。两个最要好的同学在新华社附近的涭水河胡同住对门。一个同学， 张力千的父亲是老医生，皮肤科专家，但早就退休了。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决定去看看对面的李介庚同学，他的父亲是资本家，估计在劫难逃。
介庚住在一个两进四合院的后面，其实不够四合院了，只是西厢一个厨房，北屋两明一暗，有一个小院子，要穿过一个狭长的过道才能到这个后院。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大门贴着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我心知不妙，便揣揣不安地进去了。
李介庚同学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不在家，只有他的父母在。 看到我来，有些吃惊，就叫我坐在院子里。 一看，他们的正房已经贴上了封条， 显然被抄家了。李伯父告诉我，前两天他被红卫兵带到附近的34中审问， 一起被审问的有十来个人。他们跪在那里一夜， 不断地被拷打，当场死了两个人。他因为本人出身贫农，挨得打少一些，活了下来。
李伯母把头上的小帽子摘了下来给我看，原来红卫兵抄家时把她的头发剃光了。因为她被勒令每天扫大街，只好戴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帽子。两位“老人”说他们所有的财产不是被捣毁了就是被封在了屋里， 连把菜刀都没有。 他们要向邻居借菜刀把只准他们吃的腌萝卜切开。
我以后才知道，李老伯出身农民，是典型上海人。他在抗战胜利之后搞实业，做制版印刷业务。 因为中共建都北京，但北京缺乏工业，他五十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迁到北京。据说大部分技术工人都是他从上海带来的。来北京不久，赶上“三反五反”就挨了斗，关了几天， 没有查出奸商问题。公私合营时，他表现积极，主动把500多元的高薪减到150元。开始连定息都不肯拿。所谓定息就是资本家的固定资产按政府估价，作为股份，与政府合资，所以叫公私合营。资本家要放弃对其企业的管理，往往就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这位李资本家到文革时其实早就成了一名普通工人。他的全部罪恶就是给北京建了一个印刷厂。
作为上海人，李伯父和造寸的老板张造寸是朋友，都是当年听党话，接受改造的资本家，也都有个政协委员和工商联委员的头衔。现在， 1966年8月，他俩都厄运临头了。
抄家的时候，李伯父工厂也有工人来。 不过真正动手打人的是很少几个年轻工人， 从上海来的老工人实际上保护了他们过去的老板。两位“老人”只能在五平方米的厨房睡觉，还要随时被批斗。 一次红卫兵甚至要求我的同学鞭打他父亲，也是老工人给拦了下来。 过了一年， 李伯父因癌症死在这个小厨房，享年56岁。
那天我随口问了我另一个同学张力千家的情况，说：“他们没事吧？”
“不， 他的父亲几乎被打死。”李伯母回答说。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张伯父是一个已经退休多年的皮肤科医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李伯父说：“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不是在台湾吗？”
原来是海外关系惹的祸。张老伯的大女儿嫁给美籍气象学家张捷迁，1972年作为周恩来邀请的第一批美籍华人科学家访华。可1966年，这个身份几乎要了他老丈人的命。而老先生的长子长孙张信刚那时正在美国读书。后来是积极的保钓份子，在1972年也被周恩来邀请回国参观。张信刚一直是左派，经常在国内讲学作报告。他九十年代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工程学院校长，后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2007年退休）。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很难仅用出身就能判定。但在红八月，最革命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那个晚上天很黑，我一生也忘不了。
后来我的同学张力千告诉我：
“托从未谋面的大哥大姐之福，1965年高中毕业我不但未能升学，而且被分配到最底层的街道工厂，在一个对人身体有害的粉末冶金厂当工人。大哥张恩树一家在1948年迁居台湾，大姐张素坤1947年携子女去美国与在美国留学的姐夫张捷迁团聚，一台一美，海外关系之坏到头了。虽然父亲一生行医，与所谓的黑五类并不沾边，但有了这层海外关系，文革时恶运来到我们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抄家那天，我在丰盛街道下属的工厂上班。回家，只见院门大开，过道一片狼藉，家中东西屋除了床，己是四壁皆空，父亲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椐妈妈讲，当天上午冲進一批红卫兵（后来得知是34中的学生），凡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红卫兵在院里拷打父亲，先是说他里通外国，父亲说我就是一个医生，从不过问政治。那帮孩子又盘问他这个医生治死过多少穷人，父亲说我是皮科，没有治死过人。这些红卫兵就说他不老实，用带铜扣的皮带抽打。面对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他们真下得去手，一直到老人暈死到在地上，他们才扬长而去。
幸亏我父亲平日体质尚好，挺了过来。不过双耳被打失聪，人也呆傻了许多。妈妈和姥姥在北屋，红卫兵也要進去造反，总算妈妈机智，拿出早准备好的軍属证书（我二舅是軍医）才幸免于难。我家的东西拉到天宁寺，落实政策时从那里领回一些，但值钱的首饰黄金等都下落不明了。我估计是不错的东西，因为文革前王府井收购珠宝的师傅几次上门来要收妈妈的首饰。
想来这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至少家里没有死人。我上班骑车路过复兴门到阜成门的护城河，河边的柳树很多是倾斜向河面的，在那段时间，这里成为寻死者的圣地，我上早班路过此地，常常看到有前夜上吊者停尸地上。
不过1972年6月，大姐和大姐夫回国，又是一番景象， 竟然有红旗轿车来接我父母去机场。那时红旗轿车至少是中央委员一级才有资格乘坐的，所以引起胡同居民的轰动。我父母被先拉到北京饭店，告诫了一番，不准提挨打的事了。这些人都得到特别的礼遇，周总理也接见了他们。”
张力千不无感慨地回顾到。他是北京八中的学生，也是这所北京著名好学校里的好学生，可是他和我一样就应为有亲人在海外而不被允许受到高等教育。
1966年9月份，第一波红色恐怖减轻了些，我回到母校35中， 看到原来的书记、校长、班主任、语文老师都在操场拔草。但最令我震惊的是一位红卫兵告诉我：”在音乐教室，打死了12个人，有三个人看到尸体害怕了，趁人不注意跳楼自杀。”35中的音乐教室在五楼。这个教学大楼是1963年建的。想不到三年后就成了刑场。该楼至今尚在……
红八月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红卫兵抄家，打人，批斗的事情。但是打死人的事几乎只发生在北京。我曾有过不完全的统计。最少的如四中，校内打死两人，最多的几十人。北京上百个中学，平均每个中学大约有十条人命。这包括老师、校长、书记和社会上各种人员。小学生和大学生也有参与，但不是主力。我教的学生中就有参与抄梅兰芳家的。
1964年在这个教学楼门口拍摄的高中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六是校长朱丹， 第七人是王书记。红八月都被红卫兵批斗，罚做苦力。王书记是老红军，右臂因作战受伤成残。他其实只是挂名拿干饷，并不参与工作，我们当年很少见到他。红八月他也没能躲过这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