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援助（1945-1949）(ZT)

 

在解放战争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联通过向中共武装部队转交从日本关东军接手的武器，控制交通要点和军事基地为中共部队进行掩护，直接援助大量的武器弹药，移交和扶持军工企业，帮助修复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运输路线，提供技术人才和贷款援助等方式，为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和迅速推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自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苏联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援助是个逐步展开过程，从单纯军事援助到经济、技术、人才援助。

 

1945年，苏联主要向中共武装力量移交了东北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弹药。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共派往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仅11万人，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甚至有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来到东北的。但是中共领导的东北军队仅用3年时间，就发展为装备精良的百万雄师，并能在东北一举打败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国民党百万军队，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军队的帮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早一批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中共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曾接受过苏军转交的苏家屯的关东军武器库，“向外拉了三天武器。一次一下就拉了20个车皮的武器，共2万余支步枪，100多门大炮，20多万发子弹。”曾克林部一下扩充了十几倍的力量，由“原来的4000人部队增至60000人，并装备有苏联送的30架日本飞机。”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致电中共中央：“曾克林部原一千五百人，现共发展到三万七千人，轻重机枪约四百挺及相当数量的子弹”，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的中共武装力量都得到了成倍增长。10月4日，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中共东北局接受了三批武器，“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这些武器装备为中共武装力量的扩充和强化提供了坚实的军事物资基础。不仅如此，苏军不久又干脆“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这使中共在东北有了稳定的后勤保障基地。10月下旬，苏军还“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同时还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及全部人员交给了他们。”11月，中共东北局又从苏联手中得到了日军的6架运输机，50辆坦克，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几十万人的枪支弹药。同时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还开始大量输送关内部队。仅向山东龙口送去的一批武器弹药中，“其中有500万发子弹”，而从东北苏军和朝鲜苏军那里得到的武器弹药，大批经山东送到华北各根据地的情况，更多的发生在1946年间。彭真在12月29日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彭真电文也验证了中共东北局当时物资的充分程度。这也是中共将解放战争的开启选择在东北的原因。

 

1946年，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物资，已经逐步扩展到港口、码头、铁路、公路、工厂，甚至军事基地的援助。1946年5月至6月，关内中共部队从海路陆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秘密运送到山东的有三批。此后每月都有相当数量的军火由东北南运关内，已知7月仅一次就运往山东100余车皮的弹药。为了解决民主联军南下所需要的交通工具，“苏联滨海军区指挥部命令旅顺口苏军司令部，将存放在大连的火车头，向东北根据地调运了30个车头，1947年又运去了20个车头。这些车头都是在大连装船经对马海峡到朝鲜清津港，转运到北满的。为将车头运到大连码头，苏军当局还在大连修了专用铁路。”期间，当国民党军队以8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向旅大推进，准备消灭中共南满部队时，苏军与国民党军队交涉，划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区域缓冲地带，实际上成为保护中共南满部队的安全区，很好的保护了集中在这里的3万余名中共南满部队。旅大地区是东北的战略要地，对整个东北军事和经济意义举足轻重。由于当时旅大地区的港口码头实际为苏军控制，并且为中共利用提供便利，同时控制美蒋在此地的军事行动，所以中共部队可以在此得到保护，并通过此处进出港口进行战略物资调度，打通了东北和华北、华东的水上交通联系，同时也控制了美蒋部队此条通道联系。我党我军正是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才建立了一块稳定的后方军工基地，向东北、华东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确保解放战争的军需补给。194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央华东局协同策划，利用大连为苏军占领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苏联将其在东北控制下的重工业工厂全部移交给中共接受，为中共创建新的军工企业，发展军工业，为中共军队提供了殷实的后勤保障。7月，中共以民用企业“建新公司”名义，在大连成立了当时东北最大的军工企业，包括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几个大连主要的重工业工厂，原来均是在苏军军管下，都顺利交给中共接收。建新公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苏联支援。建新公司投产后，不光为东北解放军，也为华东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炮弹和其他军事物资援助。从1948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钢质炮弹，由海上运输，源源不绝地供应华东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期间，大连兵工厂输送到淮海前线并投入使用的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在苏军支持下的大连军工企业，为夺取淮海战役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8年，也是解放战争决战的关键时期，苏联不仅向中共军队提供大批日本关东军武器，也为援助了大量的苏联、捷克制造的先进武器，特别是大量飞机、大炮、汽车、坦克、炮弹等重型武器的援助，一举让一直以来在武器装备上都严重落后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军队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进。5月，苏军对外作战部致电哈尔滨苏军东亚作战部：“应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洲的边界线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关炮以及飞机，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受训练。”电报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消灭敌人。”苏军在重型军事物资上的支援，为中共辽沈战役的开打，准备了很好的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蒋介石认为苏联“将其缴获的日军百余万人所使用的武器”给了中共部队。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 “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统计为：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枪385134支，短枪50352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六零炮2890门，迫击炮986门，山炮324门，野炮194门，榴弹炮92门。除重炮外，从数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势，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东北野战军实力的快速增长，为辽沈战役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式的发展，苏联给中共的援助，不仅包括军事物资，还包括继续南下解放和恢复经济发展所需的机车、汽车、工具、汽油等重要物资，以及恢复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的技术支持。据时任苏联外交官的列多夫斯基记录，东三省的百万解放军部队是在苏联帮助下组建的，也是在苏联协助下调往内地的。苏联还给解放军“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如修复华北和远至长江的铁路路段，供职于中长铁路的苏联人参加了该项工作。毛泽东曾在1949年1月电报斯大林：帮助恢复长江以北三千多公里的铁路，提供机车、汽车、工具、汽油等，需要苏联“紧急援助”。国民党曾在1949年联合国第四届大会上指控苏联：撤军时把东北交给中共（仅把一些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为中共打开一条从华北自由进入东北的通道；把近百万日军装备及军事技术悉数转交给了中共；与中共签定了一系列提供物资、技术和其他援助的协议和合同。苏联代表米高扬在1949年1-2月秘密访问中共时，提交的给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也承认：“我国把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全部70万军队的武器转交到中国革命军队手中，它接收这批枪械后，正向中国重要之地北平挺进”。中共当时提出了两方面的援助请求：军事上，周恩来提出坦克和反坦克炮都比较少，需要援助钢材和汽油，5000辆汽车和其他物资。工业基础方面，刘少奇提出援助3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包括一些必须的物资（机器和其他物品，特别是生产中国硬币的银、石油产品及3000辆汽车），以后将会本息如数归还。毛泽东“请求苏联尽快把军用急需品拨给（中共）中央”。1949年4—8月，刘少奇率团访苏，签订多项援助协议，如给中共提供3亿元低息贷款、派遣专家来华技术援助、为解放新疆提供先进歼击机、援助建立舰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