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疯狂的一九五八年（之一）
一九五八年，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疯狂的一年。时隔多年，我对当时的种种印象仍清楚记得。在这一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个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和建立人民公社运动。而在这三个运动中，不仅执政党表现出了极端的疯狂，连许多老百姓似乎也陷入了疯狂状态。因此，对这一年的情形我想来想去只有用“疯狂”两字来形容才最贴切。那一年，我读初中一年级。学校组织我们学生也投入这些运动。所以，这三个运动我都亲眼看到并亲身参加了。
这里我先来说一下“大跃进”运动。这个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难得走出国门的毛泽东亲自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兼祝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十一月六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苏联要在十五年内在各种主要产品的产量上超过美国的目标。毛泽东听后随即也许下了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赶上并超过英国的诺言。为了实现这个“赶超”目标，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首次提出了发动一场“大跃进”的设想。于是该年冬季全国很多地方就从兴修农田水利入手，开始了“大跃进”。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就以“总路线”为纲正式发动。
“大跃进”的内容包罗万象，目的是要在短时期内将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文教、卫生，全面地来个大发展、大提高。当时毛泽东表面喊的口号是“十五年赶超英国”，说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但实际上毛泽东要赶超的真正对象是苏联。因为他看不起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论资格、论贡献，斯大林死后都应该由他来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但由于中国工农业生产不及苏联，特别是钢铁产量远远不及苏联，毛泽东说话虽豪情万丈，在国际阵营中却乏人肯听。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想要当上这个“头”，还必须把生产搞上去，至少要在几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苏联才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在党内几次严厉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其中尤以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和三月的“成都会议”火力最为猛烈，毛泽东亲自威胁当时主张“反冒进”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等人，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指责他们与“右派”“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在这样的气氛下，以及在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影响下（一九五七年，中共在发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以后，在这一年冬季和五八年的春季，还发动过一场针对各级党员干部的“反右倾”运动。这场运动虽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发动的“反右倾”运动声势庞大，但也整了不少人，为“大跃进”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共各级党委“左倾”主义抬头。他们响应“大跃进”号召，层层向下压任务，对“大跃进”态度不够积极的就整你个“右倾”、“右派”。在这种形势下，各级干部无论是出于投机心理还是为了自保，纷纷一面向上级表决心，一面向下施加压力，另一面同事之间还要相互攀比，唯恐被人比下去落个“右倾”下场。其实是各级领导都被毛泽东绑上了 “大跃进” 这架战车。这就造成了一种你追我赶，相互攀比，而同时又免不了要弄虚作假的局面。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人定胜天”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等歪风也因此大行其道。
那时候各级地方党委纷纷大办“打擂台”活动，开大会让各级干部上台表态，看谁的决心大、斗志高，提出的目标高。不管做得到做不到，首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表示了他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态度积极，这不但避免了被整为“党内右倾分子”的危险，运气好还有升官希望。而那些被逼上台表态的干部明明知道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也只能违心报一个高产数字，否则自己就有被当场打成“右倾分子”的危险。以粮食产量来说，当时我们上海地区水稻亩产能有八百斤就已经很好了，但表态时只能违心地说保证亩产一千斤。而第一个说了一千斤，第二个就只能说一千二、一千三，第三个就要保证一千五、两千斤。第一轮“打擂台”比下来，原来报一千斤的觉得自己报少了，心中不安，上级领导也来施压，于是再次上台，报三千、四千、五千，反正人人都不想落在人家后面。有的虽知道这样的产量根本不可能达到，但眼见形势如此，大家也都这样做，自己也只好跟风。这当然是一股浮夸风，但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所谓“气只可鼓而不可泄”，谁说泄气话谁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右倾”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当时各行各业的政治气氛，莫不如此。
“擂台”打过以后，上级也会经常进行一些评比、检查和验收活动。不过基层干部对应付这些也都是有办法的。以粮食产量来说，到了秋收是见真章的时候了。当初干部们都报了一个高产数字，现在秋收实际产量不可能那么高，怎么办？前面吹出去的“牛皮”已经收不回来，而且上级也不允许你收回，那就只能弄虚作假了。在这方面，那些基层干部是互通讯息，然后是“八仙过海”，根据各自的条件，采用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如有的在上级来验收产量之前，叫社员把几亩、甚至十几亩未收割的水稻，连泥带土挖出来种到一块田里，再当上级领导的面收割称重量。也有的在打谷场上把称量过的谷子先一担担挑到仓库里，再从仓库后门挑出来转到打谷场上再称一次。这样重复地称，可以源源不绝，要多高的产量就有多高的产量。那么上级是不是都是白痴看不出这是假的吗？当然不是。但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谁也不敢去揭穿它。揭穿了谁也不落好。于是大家装糊涂，把假的高产数字层层上报。而各地方报刊乃至中央《人民日报》也装糊涂，将这些“丰产喜讯”照登不误。所以，一九五八年的所谓“大跃进”、所谓“高产卫星”，实际上是一场从上到下都心照不宣的骗局。
当时，苏联放了一个人造卫星上天。因为人造卫星飞得比飞机还高，于是人们就把某地报了一个高产“喜讯”，说成放了一个高产“卫星”。我那时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从报上看到有一个湖北麻城县，先是小麦，后是晚稻，连续放了好几次“卫星”，从亩产几千斤到几万斤。一时之间麻城县的大名几乎人人知晓。而最后水稻“卫星”放得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竟然达到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我们那时候虽年少，也都被这么高的产量惊得有点发呆了。这个产量比我们这儿水稻正常丰收年的亩产要高出差不多二百倍，这还了得！可是，大科学家钱学森这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只要充分利用了光合作用什么的，水稻亩产万斤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于是我们原来不信的也只能信了。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因为实行了“农业八字宪法”，所以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还在“大跃进”刚开始时，报纸上就宣传一个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具体是“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个字。关于这个“八字宪法”，稍后我进了农业中学，学校有农业知识课，老师对我们有详细介绍，大意是说农业生产只要在土壤改良、合理施肥、保证水源供应、选择优良品种、密植、保护庄稼防治病虫害、改良农具和加强田间管理这八个环节上做的科学合理，就可大幅度提高产量。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农民具体是怎样种田的我不清楚，但当时报上确也报道过某些“卫星”田取得高产的经验，例如深翻土壤，增加施肥，增加光照和通风等，还有照片为证。记得有一张照片是某地“试验田”，当地干部在田头拉了电线装了大支光电灯泡日夜照田里的稻禾，说是增加光照量，可以促进作物的光合作用。还有一张照片是某地农村在田间装了大电风扇对着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禾吹，说增加通风可以避免作物倒伏和病虫害。当时我看了这些照片不怀疑这样做确实可以提高产量，但怀疑小面积农田可以用电灯泡增加光照度，用电扇增加通风度，但大面积农田怎么办？况且许多农村地区还根本没有通电呢！
那时候头脑发热、积极响应“大跃进”的不光是农业，商业、工业和手工业也这样。商业其实放不出什么“高产卫星”，因为那时社会上商品数量、种类有限，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也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商品销售额，但他们拼命搞评比，也把“跃进”的气氛搞得浓浓的。譬如我们镇上的商业，他们做了一面面小锦旗，上面分别画了老黄牛、船、自行车、汽油船，汽车、大轮船、火车、飞机、火箭等图样，展开评比。最先进的单位得“火箭”旗，最落后的得“老黄牛”旗。一个星期评比一次。商业的评比除了比服务态度，还比服务质量和技术改革。当时大众能看得见的一项技术改革，就是在商店内拉了许多条粗的铁丝，上面装了几个铁皮的夹子，售货员收了顾客的钱和票证后，把钱、票证和发票夹在夹子里，在铁线上传到账台；账台的会计核算以后，再把发票和找零的钱传回来。据说经过这样“改革”后，售货员不用在柜台和账台之间来回跑，“增加了工作效率”。
工业、手工业也搞“锦旗”评比这一套，因为他们有可以计数的产品的，所以评比更激烈。那时我们镇上最大的手工业是铁木竹业合作社。为了多出产品，他们天天挑灯夜战。木业工场里里外外装了好多一百烛光的大电灯泡，照的比白天还要亮堂。但他们具体放了些什么“卫星”我不清楚，我想无非是多做了多少家具、农具之类东西。他们也搞技术改革。多数改革成果是过去用人力做的活，现在能用电马达和发动机做动力的就改以马达和发动机做动力。比如用电锯分解木板，用电钻在木版、铁板上钻孔等等。这样人确实省力不少，工效也提高不少。但这件事我想与“大跃进”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只要电力供应充足，电马达、发动机等动力机械国家供应充足，而企业又有钱去购买这些设备，没有“大跃进”，相信大家也会做这样的改革的。
当时我就读的农业中学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办的。公社给了我们学校一些土地。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是“更大的跃进年”，所以这年春天我们也种了几块“试验田”。其中一块水稻就是按照“八字宪法”种的。关于这块水稻试验田的种子是怎样来的、优良不优良我不知道；改良农具，防治病虫害等措施对于我们小小学校来说也无从谈起。当时我们的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所谓改良土壤，二是所谓合理施肥，三是所谓合理密植。改良土壤的措施主要是深耕。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提出过“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卷）不过这个“三尺”标准很快就被打破了。当时我见过报上报道，有的地方提出了要深翻一丈的标准。我们学校老师开始提出要深耕七尺，每亩施肥百担。深耕这个任务交给农村来的几个年纪较大、身强力壮的男同学负责。我们年纪小的负责施肥，就是把割来的草，还有学校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塮等丢到田里，让深翻土地的同学把这些肥料压到土里去。以前农民春耕翻土不超过一尺，所以一尺以下翻上来的就已经是生土了。生土熟土怎么分？很好分。熟土是团粒结构，黑褐色的；而生土是板结在一起的，上面有明显的毛细水孔，颜色是青紫色的。这是因为练塘地区古早是由沼泽慢慢淤积成的，所以地下生土呈青紫色。也因为古早是沼泽，地下水位高，一般挖土一尺半已经有水。这几个同学挖到三尺来深，水已经没到膝盖，溅起的泥浆把浑身弄得像泥猴子。再挖下去就好像在挖水塘一样。老师看看无法深耕到七尺，但口号已经喊出去，他们也不好改口，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你们再翻深一点，尽量再翻深一点，”但已不再要求翻七尺了，结果就在三、四尺深度打住。二是合理施肥，我们这块一亩多的“试验田”究竟施了多少肥下去？我曾听一个老师在嘀咕，说前后施了几百担。三是密植。当时学校教农业知识的陈老师，原来是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他曾说合理的密植是三寸乘四寸，也就是间距三寸，行距四寸。《农业知识》的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可是这个规矩在“大跃进”中被打破了。我记得我们插秧时老师的规定是“三寸乘三寸”，又加了一句“只准密，不准稀。不到标准的要拔掉重插。”于是我们也尽量把秧插得密一些，免得拔掉重插。那么这块田的庄稼后来长得怎样呢？开始时，绿油油一片很喜人。到拔节时，稻棵长得很密而稻杆就显得很细，一点也不粗壮。到了抽穗前，稻棵就全部倒伏了。下一场雨，雨后太阳一晒，这些稻棵统统从根上开始朽烂，稻叶成灰白色，与陈年的烂稻草一模一样。正常的稻田，这时候是没有积水的，而且土地颇坚硬；可是这块田下面的土好象是烂泥塘，脚一踩下去要陷半尺深。这都是当初深翻和施肥都太过分了的缘故。收成自然是不要想了，颗粒无收，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当然，我们学校的“试验田”只是我知道的一个例子，而“大跃进”中类似的、因盲目狂热而做的蠢事，却是到处都有。后来想想，毛泽东的这个“农业八字宪法”看似有道理，但他的“深翻三尺”一句话就露了馅，说明他并不真懂科学种田。我想那个“八字宪法”很可能是他从哪里听来的或看来的，经他那个疯狂脑袋一发挥，竟然成了“科学规律”。
中共发动“大跃进”，希望加快速度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样的用意不能说不好。但是，就以我上述的一些“大跃进”的内容看，大家就不难明白：决心不能代表结果。不计成本，一味蛮干，揠苗助长，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而对于当年人们表现出来的对“大跃进”的狂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出于无知？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向往？还是因为担心落后要当“右派”、“右倾”，出于恐惧心理而不得不装积极？不同地位、不同处境的人各有各的想法，还真不好一概而论。但最关键的我想还是与五七年的“反右派”和五七年底五八年春的“反右倾”运动有关。如果说得再远一点，那么与中共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关。这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都告诉人们：凡与毛泽东提倡的、与中共提倡的“对着干”，都没有好下场。
“大跃进”造成的浪费有多巨大？这笔账后来中共只能用“交学费”三个字来搪塞。这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农业“大跃进”放了那么多的高产“卫星”，秋收后虚假的高产量上报以后，上级根据你们上报的产量，然后依照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要公社、生产队上交所谓的“余粮”时，问题就大了。生产队根本没有那么多“余粮”，拿什么去上交？可是，“高产”数字当初是你们自己报上去的呀，以前说粮食产量多得吃不完，怎么现在就说没有了呢？住在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不相信，可能一些省市的领导也不相信，或者相信也不能改口说当初的高产“卫星”是假的。而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工农业，与苏共领导“别苗头”，国家还正准备要在一九五九年继续“大跃进”，要求农民上交更多的粮食、棉花、油料作物来满足五八年急速扩张的工业、矿山和城市人口生活的需要呢！粮食收不上来岂不一切计划都要泡汤？而且，“余粮”征集不上来岂不证明了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假的，共产党的领导无能？于是毛泽东定调，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是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在抵制“大跃进”。言下之意很明白，谁不完成“余粮”上交任务，谁就是阶级敌人。于是广东省委就向中央报告，说农民说缺粮是假的，他们把粮食都藏起来了私分。因为这样，全国很多省市下令派民兵挨家挨户去搜农民“私藏”的粮食，结果把生产队留的种子粮、牲口粮和农民的口粮都统统搜了去。
按说，一九五八年原本的确是个丰收年，但是因为大炼钢抽调了农村大批青壮劳力，秋收农村缺乏大量劳力，因此这一年其实是丰产不丰收。又因人民公社开办初期提倡“吃饭不用钱”，“放开肚子吃”，普遍造成粮食浪费、计划超支。再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命令主义、瞎指挥、共产风盛行，不仅造成极大浪费，也侵犯了社员私人利益，从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又把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都搜了去，农民吃不饱肚子更没有力气生产。这样好多种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再加上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发生了“彭德怀事件”，本应纠左的会议反开成了“反右倾”会议，驱使全党在极左道路上更疯狂地狂奔，于是接下来的悲剧就是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全国六亿多人，无论城市、农村，几乎人人挨饿。有四千多万人饿死，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种田生产粮食的农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造成的大饥荒之一。而这个人祸的肇因，归根结蒂就是“大跃进”、大炼钢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后来中共把造成大饥荒的责任推到老天爷和“苏修”头上，试图推卸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干部的责任；又散布假消息，说“毛主席也三个月不吃肉，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试图以此来缓解民间的怨气。但文革后这些谎言统统被人戳穿。
2020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