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犹太人”传奇故事的源头——“三大碑”

倚天立:“开封犹太人”—嫁接在中华信史上的一段龌龊伪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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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百年来，有段神话一般的“历史”在世界各地传扬，说是在中国北宋年间，有一个包括十七个姓氏的犹太人族群从天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献给宋朝皇帝一种“西洋布”，皇帝龙心大悦，勉励他们要“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然后把他们“留遗汴梁”。后来，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这帮犹太人在开封建寺，到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犹太人又在开封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之后数百年内，这帮犹太人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融化在了中华民族大大家庭中，据说，在犹太人的数千年大流散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起被同化的特例。

在中国史料的浩瀚海洋中去搜寻，我们发现，在近现代数百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开封犹太人”这段传奇历史，在西元1601年前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上，居然没有任何证据！

而在1601年以后的所有证据，竟然全部起源三块突然出现在明末清初的石碑，也就是说，整个“开封犹太人”的历史体系完全是建立在这三块石碑的基础之上，除了这三块碑，“开封犹太人”在中国的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存在的痕迹。

这实在让许多拼命鼓吹“开封犹太人”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从时间跨度上来排列，奠定“开封犹太人”伪史的这三块石碑排列如下：

1、《重建清真寺记》碑（“弘治碑”）

2、《尊崇道经寺记》碑（“正德碑”）

3、《重建清真寺记》碑（“康熙碑”）

无论是“开封犹太人”的《三大碑》，还是连续造假两次的《创建清真寺碑》，还有那块神秘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都无不强烈地提醒着我们，耶稣会进入中国之后，只要是跟他们直接、间接沾边的许多历史事实，就必须要进行重新考察、重新研究，迷雾重重的明朝中、后期历史是这样，而像汤若望这样的传教士直接进入了钦天监、官达正三品的清朝前期的历史，就更是如此。

第一个问题：“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纪年方式为何如此古怪？

第二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到底是何时来到开封？

从元朝开始，开封又开始叫做“汴梁”。因此，在北宋期间，开封府是不可能被称作“汴梁”的。

第三个问题：到底有多少“开封犹太人”来到了北宋？ 

第四个问题：“开封犹太人”的事迹为何在中国史籍中无迹可寻？

“开封犹太人”的事情，不仅不见中国正史、地方志，甚至连《东京记》、《墨庄漫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大宋宣和遗事》、《齐东野语》这样的私人笔记，可以把“梓州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大相国寺外南门大街有一家唐家金银铺”、“曹婆婆肉饼做得香”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可在里面却依然找不出“开封犹太人”的半点影子。

第五个问题：该有的确有记载，不该有的确实踪迹难寻

宋朝时候，“开封犹太人”没有任何一点记载，相反，对同样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的记载倒是屡屡见诸官野资料。

第六个问题：《宋史》中“僧你尾尼”的记录，与斯坦因、伯希和在新疆发现的“希伯来文书”，以及《元史》中的“术忽回回”等，算得上“开封犹太人”存在的证据吗？

1926年，法国人普瑞浮宣称在洛阳找到了三块叙利亚犹太人所使用希伯来文字体书写石碑的拓片，其时代属于东汉时期，这是犹太人从汉代起就进入了中国的最有利的证据，结果，这些拓片被证明是佛教徒使用的佉卢文，跟希伯来文毛关系都没有，立功心切的法国人普瑞浮只不过又演了一出闹剧而已。

第七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在“留遗汴梁”之后，为何过那么多年才来建设他们极度重视的精神家园“犹太教堂”？

那么有钱的一大群犹太人，而且又那么热爱自己的宗教，他们拖了37—165年之后才来建设他们的“犹太教堂”，其中没有别的原因，这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第八个问题：“开封犹太人”是怎么逃过1233年蒙金血战的？

从上面所述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来看，“开封犹太人”这个外来族群要逃过1233年的那场战火兵燹，以及安全度过伊斯兰教徒占上风的整个元代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弘治碑》的碑文记载混乱、前后矛盾，而且只是一个孤例，在丰富翔实的中国史料环境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和其他旁证，所以，完全可以判断其碑文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刻意编造出来的伪作。

“正德碑”的作用——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

“康熙碑”把犹太人到达中国的时间提早到了周朝，建祠于大梁，那么，似乎就可以把时间范围缩小到公元前365－公元前256年之间。

怎么样，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跟“弘治碑”中那个古怪别扭的“周朝146年”和“周朝613年”遥相呼应起来了？

当然，耶稣会实际上也意识到，仅仅炮制出“康熙碑”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康熙碑”之前的系列证据，于是他们在“康熙碑”之前，又提前造出了《弘治碑》和《正德碑》也好，来作为“康熙碑”的铺垫和过渡，目的都是为《康熙碑》的横空出世埋下草蛇灰线、打好伏笔基础，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条”，让《康熙碑》不至于显得太突然、太过于夸张惊悚，吓坏了严谨认真的中国史学家们。

（联想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曾经准备在中国哈尔滨建国的“河豚鱼计划”，我们相信，假若历史条件具备，开封将会成为犹太人的第二个耶路撒冷。）

5、整篇碑文，抛去那些表面上的信息，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以下这两段：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

“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这一段文字最重要的，实际上都归结到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这四个字上。

在诞生了三部伟大名著的明朝，史料丰富，笔记小说极其众多，其中特别有一部《汴京遗迹志》（作者李濂，开封人，生卒于1488到1566间），然而，最起码在1601年前的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一处提到过“开封犹太人”，也没有一处提到过与其相关的事物。尽管“康熙碑”里反反复复提到那所“犹太教堂”，从宋朝开始，历经元朝和明朝，存在了有整整五百年，但搜遍宋元明所有的历史与笔记小说，都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踪影。

难道宋朝、元朝和明朝的三代文人都瞎眼了吗？

实际上，宋朝、元朝和明朝三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没有瞎眼，因为最起码在1601年之前，他们不可能看到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1601年，这是鉴别“开封犹太人”历史真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这一年，“开封犹太人”伪史的总编剧和总导演利玛窦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十年，从那以后，“开封犹太人”伪史便开始兴风作浪，正式登上中国这个大舞台。

道理非常简单。

传教士们知道，中原一带是中华文明的龙兴之地，如果在开封一带虚构出一个“犹太人族群”来，就有机会把“犹太教”这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当做木马，植入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上去，所以，在开封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才有利用价值。

其二，中国南方的犹太人，一看就是很晚才到中国来的商人，无法让他们来实现耶稣会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就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因此自然进入不了传教士们的视野。

其三，十七世纪后期，当“开封犹太人”对“十三部经”的证明价值完成之后，欧洲传教士们对他们再也没有了兴趣，任其自生自灭，这就充分证明了耶稣会虚构出“开封犹太人”这出伪史的最真实的目的。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会花了一两百年的时间，虚构了“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不是为了讴歌中华文明的强大同化能力，而是为篡改和夺取中华文明的最终目的服务。

 

近二三十年来，从“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起源埃及”、“中华文明起源犹太人”等歪理邪说甚嚣尘上的趋势来看，那些中外文贼，里应外合企图化夏为“胡”，古今呼应达五百年之久，难道背后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支持？

 

看了这些资料，你会不会背上冒出一层冷汗？你还会认为耶稣会企图把“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异想天开吗？

 

我们知道，天下布满盗贼，有盗财的，有窃国的，但是，居然还有打算要盗窃一个伟大的文明的。

 

耶稣会真是古往今来最有想象力的最优秀的盗贼集团，真心为他们“点赞”一个。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看见一双双绿色的狼眼，躲在我们身后，熠熠闪亮着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