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饥饿记忆：山东郓城的三年灾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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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饥饿记忆：山东郓城的三年灾害时期

潘永修新三届

2021年05月03日 11:03

作者简历

潘永修，山东郓城人，1948年生，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曾出版小说集《鲁西南的风》，长篇小说《山东汉子》《十年情书泪》《大槐树移民》，散文集《乡村情感》，纪实文学《根在洪洞》《三年困难纪事》等。2007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原题

留住记忆

作者：潘永修

一、清晨的响声

1948年10月，我出生在山东省郓城县常庄南潘庄村。

1958年，我十岁。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算是比较殷实的小农之家。勤俭、节约，是我们家的本份。那时候，我家有8口人：奶奶（义祖母——我爹的干娘）、我爹、我娘、哥哥、姐姐和我。嫂子是1957年娶过门的，1958年夏天新添了小侄女。那时我爷爷已去世，我的亲奶奶在我伯父那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虽然比较殷实，可不年不节从来没舍得吃过纯白面的干粮。连我的义祖母（她是我们家的恩人），也只能吃黑白面掺在一块的窝窝头。

可是，到了1958年的夏天，一切全变了样，家里天天吃白面馍馍，晚上擀白面条。这种有悖于常情的事，起初令我很是不解。后来我偷偷地问过母亲，娘说：“就要归大锅了，不省了，省了也白搭。”至于什么叫“归大锅”？那时候，我还不甚了了。

到了六七月间，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突然，“咣当”，一个响亮的声音把我惊醒。接着是一阵争吵声。声音是从我邻居家传来的。出于好奇，我赶紧爬起来，到门外去看热闹。原来是邻居王姑奶奶家与村干部们争吵。起因是一口小锅。就在这天清晨，家家户户的锅都被收缴到生产队仓库里。姑奶奶家大锅已经收上去了，另外有一口小锅，姑爷爷想留下来自家用，不料与村干部们发生争吵。一个叫三关兵的干部，夺过小锅在门枕石上摔了。那声音就是从这儿发出的。

就从这天清晨开始，队里正式吃大锅饭了。

我们家的所有细粮粗粮、陈粮新粮，全部缴到了生产队里。包括谷糠和麦麸，都交到了生产队饲养棚里。听说，别人家有提前私藏一点的。可我们家全部交上去了，一点也没留。这是因为，那时候我哥正好在大队里当会计，我父亲那年身体稍好一点，临时当了队里的仓库保管员，一大串钥匙在他腰带上挂着，全队里的粮食都归他保管，我们家还有什么必要私藏粮食呢？谁能料到，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那时候，作为一个刚刚十岁的孩子，我很高兴。几乎每天去大伙房领饭的都是我。领来的饭，最初也全是白面馍馍。中午有炒菜，晚上有米汤。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的确确很幸福。

二、大炼钢铁

那年我正在邻村的李垓小学读三年级。

一天下午，全校的师生都聚集在院子里，干什么？大炼钢铁。在操场的南端，用砖和泥垒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土炉子，下边架上木柴，把从各家各户收缴来的大小铁锅都砸碎了，填到炉膛里，大火烧起来。没有木柴，就把多余的课桌、木凳当柴烧，也从村里伐了不少树木作柴禾。我们的分工是：四年级的负责砸锅，劈劈柴；三年级以下的拉风箱，喊口号，为他们鼓劲。一直炼到天黑，也没见有什么钢铁流出来。最终把锅铁炼成了一个个铁疙瘩。老师说：“这就是大炼钢铁了。”

至于那几个铁疙瘩，记得在院子里放了很久，也没人要，最后还是当垃圾深埋了。

大炼钢铁（网图）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光是郓城县，就抽调了两万多名民工，在县里干部的带领下，兴师动众，步行数百里，开赴到枣庄大炼钢铁。为什么到枣庄去？一是因为枣庄有露天煤矿，可以烧；二是说峄山有铁矿石。于是，鲁西南各县都组织大批民工到那里去炼铁。一去就是几个月，从秋到冬，为解决吃和住的问题，前前后后耗费了大量资财。结果怎么样？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搞成，真真是劳民伤财。

三、秋收

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夏秋作物长势非常好。小麦丰收就甭说了。大秋和晚秋作物也都丰收在望。可是到了收获的季节，正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搞深翻的时候，大批的劳动力都集中到李垓东洼里搞深翻土地。据说：地能挖多深，小麦的根系就能往下扎多深，产量就可以成倍增长。人们都忙着搞深翻去了，顾不得秋收，只留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在家里负责收割，十成当中连六成也没有收到仓里。

我清楚的记得：那年的豆子、谷子、高粱什么的，成熟以后，根本就没认真收割。有的即使割下来了，也就原样一堆一堆码在地里，好长时间不往村里运。当然也没人去拿，那时候是不会有人去偷的。谁要那破玩艺呢？大伙房里大白馒头有的是，谁还稀见那东西？任凭风吹雨淋，霉的霉，烂的烂，就那样不了了之。

最倒霉的是地瓜，我们叫它红薯。那年的红薯长得特别旺，特别好。刨红薯的时候，正好是中秋节。男壮劳力都抽调去挖水库了，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往村里运，只有那些个头大的地瓜，被运到食堂里，大锅煮了，各家各户去领。红薯这玩艺，最初吃着好吃，吃来吃去就腻了。领到家里的，上顿吃不了，下顿退回去。伙房嫌是剩的，拒收。怎么办？有的白天不收，就等到晚上，趁伙房没人，偷偷地倒进大锅里。这还是有点觉悟的人，有的人干脆一古脑儿倒进臭水坑里。反正没人要！吃又吃不了，不倒咋办？这就是那时候的逻辑。

那些个头不大的红薯怎么办？刨的时候，镢头只刨一下，看着行就要，不行，干脆刨都不刨，把秧子一割，红薯原样埋在土里。有的刨是刨出来了，堆也堆一块儿了，可往下就没人管没人问了。就那样白白地烂在地里。

也有的把来不及往家运的地瓜切片晒干。这倒是后来行之有效的储存方法。可是赶巧那年秋天阴雨特别多，切片大都是在地里或场里切，就地摊晒。当天晒不干，一经雨，很快就发霉，里外长醭，变得乌黑，又牙碜又苦，形同垃圾。那年的公粮很多都是用这种又黑又脏的地瓜干充数。看起来是坑了国家，实际了最终还是坑了农民自己。当然这是后话。

四、秋种

1958年的秋种说起来比秋收还荒唐、还作孽。这也怨不得农民自己，是上头逼的。

那时候，到处都是红旗锦标，红旗满天飘。到处是漫画，到处是大字报。“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正是继承了1958年的传统。那时候的漫画多是评比台：最上边画的是坐卫星坐火箭的，其次是坐飞机的，下边是坐火车的、坐汽车、坐轮船的，再往下是骑马的，骑牛的，最后是坐蜗牛的。坐蜗牛的，通常叫“拔白旗”，拔了谁的白旗，谁就算倒大霉了。不仅名字要上大字报，还得整天挨批挨斗，甚至大冬天拉到雪地里挨冻。

在这种强压下，人们谁敢不听话？所以，那时候是千人万人一个口径，吹大气，吹得越大越神乎越好。不信，你到档案馆找几份当年的报纸看看：整版整条的套红印刷：某县某村某队粮食亩产几十万斤。谁信？可是那时候谁又敢说不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条后来被千万人当笑柄引用的口号，在当年确实铺天盖地。有了这口号，吹牛的人便有了理论根据。于是，各种各样的谬论纷纷出笼。那年种小麦的时候，就有人这样推算：种一粒麦子就能收获一个麦穗，一个麦穗至少打三四十个麦粒。（这还没算分蘖）也就是说，小麦的产量是以1：40的比率来收获的。照此推算，如果一亩地里种上1000斤种子，那么就能收获1000乘以40的产量。按数学法则一点不错。于是，这种论调大大盛行，各村各队都种试验田。其中，我们村里就有大胆如法炮制的。幸亏还比较保守，每亩才播种一百来斤。结果怎样？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年的收割，那麦子像牛毛似的，有的有穗，有的没结穗，即使有穗的，也没长成麦粒儿。一亩地里几乎没有收成。从那以后，才有了这句话，叫“因地制宜，合理密植”。这对庄稼人来说，真是血的教训。

我家有一位三伯父，他曾是摇耧的高手，又是贫农出身，当然最听上级的话。那年照上级的指示，每亩地至少要播80斤。可他把耧门舌头拔下来，让麦种可着耧门往下漏，最终也没播够标准。最后剩下的麦种又不敢往家带，只好在地头上挖坑给埋了。回来跟队长汇报说全耩完了。这不是作孽是什么？

五、搬家腾房

1958年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原来的常庄社并入杨庄集，合称杨庄集公社。新成立的公社没有公共设施，如医院、敬老院等都必须借用民房。

活该我们潘庄村倒霉。

潘庄村子虽然不大，但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周围十几个村庄，我们村正好处于中心位置，如众星捧月。不知是哪位领导看准了这一点，一声令下，叫我们全村人都搬到明楼村去，把所有房子都腾出来，提供给公社的医院、敬老院、青年突击队等作公共场所。

如此一来，可苦了我们村。短短的十几天内，必须把所有房子腾出来。那时候，人们也真听话，说叫搬，谁也不打折扣，果然十几天内，乖乖地搬到明楼村去了。

那时候，我还年少，根本不知道搬家的辛苦，只是觉得换个地方住，新鲜，好玩，还一天天穷高兴呢。

搬家过程中，好多大件的东西，如：准备建房子的木料、盛粮食的大囤、大瓮什么的，只好留在原地。可是，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到老家去看看，呀，我们家里成了公社医院了，我爷爷奶奶的瓦屋成了医院办公室，磨房成了伙房，我们家的堂屋成了中西药房。原来留在家里的所有东西，全都不翼而飞。我想到堂屋药房里去看看，却被拒之门外。我们自家的房子，公家连个招呼都不打，想占就占了。那时候，连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莫非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真是匪夷所思。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也被拆散了。我两个奶奶都住进了敬老院。哥哥是大队会计，吃住都在大队里。嫂子带着小侄女长期住娘家。姐姐进了青年突击队。我父亲本来是小队保管，到搬家时，一是因为队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二是潘庄两个生产队的仓库、食堂，什么都合二为一。所以，父亲的保管员职务也自行罢免。在家里吃饭的平时只有父母亲和我三个人。

刚起步的公共食堂（网图）

搬到明楼村之后，食堂里已经没有了面食，连煮熟的地瓜也很少，主要是那些又黑又苦的地瓜干子，经大锅一煮，跟牛粪似的，打到家里也没人吃。记得我父亲送嫂嫂回娘家，回来路上，在地里捡了一些发霉的豇豆角。有一段时间就是靠吃这些霉豇豆打发日子。母亲幸好留了一口小锅，就用土坯支在堂屋门后边，以清水煮豇豆粒吃。

尽管每天打回来的地瓜干不能吃，但我还是坚持顿顿饭去领取那应得的一份儿。主要是因为我放学回家没事干，每到开饭的时候照样端着盆子去领饭。那时候，新家的东南角有一个废弃的猪圈，猪圈里有个大条筐。我每次打回来的黑瓜干，都撒开倒进条筐里，等它自然风干。就这样，日积月累，积存了满满一大条筐。事后，母亲经常夸奖我的英明。多亏了这一条筐的黑瓜干，才在第二年春天当成了我们全家的主食，不至于被生生饿死。这也是后话。

六、清锅断顿

1959年元旦的前几天，大伙房里连又黑又苦的地瓜干也供给不上了。每顿饭发放的数量越来越少。少就少吧，反正又不能吃，所以也就没人跟他计较。阳历年的前一天，忽然刮了一场大北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阳历年那天中午，我放学后，去伙房打饭，竟然连黑地瓜干也没了。大锅里煮了一锅胡萝卜汤，萝卜是那种切成条条的，用清水煮了，只放一点醋，连油星也没有。我端了一盆萝卜汤回了家。到了家里，母亲给我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哥哥已验上兵，下午就要离家去当兵了。其实，好多天前哥哥就报名参军了，因为怕家人阻拦，他一直封锁消息，直到要走了，才告诉家里人。

我是个孩子，还不懂什么，下午照样去上学。我父母也能想得开，没加阻拦。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义祖母。哥哥是义祖母来到我们家后出生的，奶奶一直把他当心尖肉。要拦只有义祖母会拦住他。那时候，我两个祖母都在敬老院里住着。至于哥哥是如何说服两个奶奶的，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哥哥真的当兵走了。我娘常说：哥哥是有福气的人，大锅饭掀不开锅了，他也当兵走了，一天也没挨饿。这还不算有福气吗？

自打哥哥走了以后，天寒地冻，地里即使有胡萝卜也刨不出来，连最后的一点点胡萝卜汤也供给不上了。干脆队长宣布：大伙房停火，清锅断顿。

从这一天开始，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饥荒拉开了序幕。这就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伊始。

等候食堂供饭的村民。（网图）

大伙房清锅断顿以后，吃什么？拿什么下锅？母亲整天发愁。为了搞点吃的，我也像别的同学那样，向老师请了假。趁天气晴朗，拿着铁锨，提着篮子，跟随大人们，到明楼村东大洼里挖萝卜。到地里以后，地冻得当当响，根本挖不动，只能等到晌午化冻以后，才能贴着地表皮，铲下一层来，铲下的萝卜看上去像一块块棋子儿。一下午也就铲那么半篮儿，以此作为第二天的三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坚持。

那时候，母亲听人说：有钱的人家，可以到常庄供销社饭店里挨号买杂菜汤。所谓“杂菜汤”是指：有点儿牛杂碎和烂菜叶及粉条儿，在锅里一煮，清汤刮水的。就那五毛钱一碗，还得早起五更去排队挨号，每天排队的有几百号人。有的人吃了上顿，就接着排下顿的，一天排三次号，三顿饭就打发了。可我们家没钱，再说也没那个功夫呀！所以，一次也没去过。至于那杂菜汤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只能凭想象觉得一定很好喝，却始终没机会去品尝。

七、东奔西逃

几乎是在同时，全县各个村庄的大伙房纷纷清锅断顿。那时候，各级政府还沉醉在“五风”的余波里，等到他们彻底醒悟过来，发放统销粮和救济粮的时候，已经是春节后三四月份的事。我记得从59年的阳历年到春节后这段时间，农村里基本上是没人管，没人问。有提前私藏点粮食的，就靠这来凑合。真没辙的，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各奔东西。

一天晚上，母亲带着我来到表姐家。表姐家就在明楼村。我的舅母正在那里。一见面，舅母就哭了。听舅母说：她们全家很快就要下关东了。原来，我三表哥赵延勘于三年前去了黑龙江，他有点文化，被安排在铁路上当一名工人，并把表嫂带了过去。最近，他从来信中得知家里情况，便急如星火般地赶回来。

他原准备只把舅父母接过去。可到家一看，家里可吃的东西啥也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全靠出卖棉衣、棉被换几个钱，到饭店排队挨杂菜汤喝，这日子没法过。于是决定除舅父母外，再把大表哥、二表哥每家选一个男孩，跟着一块走。目的是为各家保留一个根儿。有了根，将来可以传宗接代。至于留在家里的，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去吧。

但三表哥还特别嘱咐一句：要真的饿死，宁肯先饿死孩子，再饿死大人。为什么？孩子太小，大人死了，剩下孩子也活不长，没爹没娘的孩子更可怜。当然，也可以把孩子送人，但一定要送给熟识的人。将来不死，还可以作亲戚。

舅母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与女儿和我们一家告别。舅母一哭，表姐和母亲都哭了。这一别，将来还会不会见面，谁也不敢说。

事实证明，三表哥的决定是正确的。

事后，舅父母一家第二天晚上就动了身。大表哥的独生子庆聚、二表哥的长子庆池跟随舅父母上路。庆聚15岁，庆池刚满10岁。离家时，一家人哭哭涕涕，走走送送，拉拉扯扯，离村好远了，还在黑暗中大声嘱咐着什么。那情景真叫人肝肠寸断。

从赵家垓到郓城，30多里地。舅母脚小，走不动，差不多走了一整夜，东方发亮时才到郓城汽车站。坐头班车到了济宁。济宁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拖老带小去东北逃荒的。在车站外广场排了一天一夜的号，才买到去三棵树的车票。上车时，光在车门口又挤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还是从窗口爬进去。车里更挤，人挨人镶得死死的，想转身都不能。一行五个人，分在三个车厢里。庆池年龄小，光是哇哇哭。一直站到北京，有下车的，表哥好歹为舅父母寻了个座。一路上，不断地有乘警查盲流的。幸亏三表哥穿一身铁路制服，要不，还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岔子呢。

到东北后，表哥四处奔波，好容易为舅父母落下户口，领了购粮本。刚领一个月口粮，领第二月的时候，庆池不懂事，贪玩，把购粮本弄丢了。那年月，丢了粮本，这不是塌了天、要了命吗？三表哥赶紧去粮站挂失，被人家熊了一顿，还罚三个月不给口粮。

这三个月几乎全是以菜充饥。烂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甜菜叶子，都是人家丢了不要的东西，捡回家来白水煮了吃。舅父母牙口不好，连半饱都吃不到。为了糊口，庆聚、庆池跟随当地的孩子爬火车到60里外的庄稼地里拣发霉的豆子、玉米，一天拣上四五斤，回来轧碎掺上烂菜吃。那时候高价粮3块钱一斤，而三表哥的工资才50多块钱。只能买一提包冻鱼。要买玉米，只够买20多斤。

为了挣钱，15岁的庆聚去铁路上当盲流，干重活，推石子，扛大木，一天挣个三块五块的。我舅父那年已六十多岁，偷偷把胡子刮了，也要去扛大木。被我表哥再三劝阻，甚至跪下来哀求，才答应不去。但后来还是偷偷去了，干了三天，累病了。而做了错事的庆池，整天吓得跟小老鼠似的，躲躲藏藏不敢见人，吃饭也不敢吃饱，瘦得皮包骨头。

就在我舅父母去关外之后不久，我的大表哥赵延歧、二表哥赵延作和明楼村的表姐夫明传清，先后与人搭伴去了新疆。有的当了伐木工人，有的修路，我二表哥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伙夫为人做饭。那时候，各处都是定量供给。因为吃不饱饭，闹水肿病的就很多。二表哥曾认识一个河南开封人，是个大个子，长得五大三粗。有一回，吃过晚饭后，那人仍在旁边坐着不走。就在我表哥刷完锅准备把泔水倒掉的时候，那人站起来说：“好兄弟，你那刷锅的泔水留给我吧！”表哥说：“你要那做什么？”那人说：“我澄澄渣，喝了它！”表哥说：“你不是吃过饭了吗？”那人说：“我饭量大，吃不饱哇！”从那以后，每次打饭的时候，表哥都是有意多给他打一点。因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那两年，像我舅父一家那样闯关东、下新疆、去内蒙古的，多得不计其数。哪村上都有十家八家的向外走。那时候的人好比候鸟，一听说哪里有口饭吃，哪里能找到工作，就一忽拉往那里奔。后来，直到改革开放后，菏泽地区率先实行责任制，农村经济状况好转了，才陆陆续续返回来。

八、回家过年

自打阳历年清锅断顿之后，公社驻村的干部和大小队的头头们，明知自己做了亏心事，自知理亏，都像霜打了一样，逢人就躲，见人就藏，最怕人们跟他们要吃的，往日那种气冲牛斗、趾高气扬的样子全都不见了。

干部一蔫，群众的不满情绪就直往上升。再加上饿极，家家户户没有吃的。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何况是饿急了的人呢！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同样是挨饿，何必非得饿死在异乡。于是，回家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起初，是一家两家偷偷摸摸往回搬，看看干部们也不怎么干预，后来就大胆公开地搬。在临到春节的前两天，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全村人一齐行动起来，大车小辆地往回搬。大小队干部连一个过问的也没有，而且，他们也在悄悄地做着搬家的准备。

就在除夕那天晚上，一夜之间我们把全部家当搬了回来。别人搬回来能住进自己的房子，可我们家的房子被公社医院占了。我们只好把家安顿到邻居的空房子里。不管怎样，总比在明楼好。搬完最后一车，已经是三更天了，一家人什么也没吃就睡下了。第二天就是春节，拿什么过年呢？一家人吃什么呢？这是母亲最发愁的。那时候，姐姐所在的青年突击队解散了，嫂子带着刚刚半岁的小侄女也从娘家赶回来过年，只有奶奶还暂时住在敬老院里。

按照传统，大年初一总得吃顿饺子吧？可是，拿什么包饺子呢？既没有面也没有馅呀？天明了，母亲和姐姐、嫂子商量，最终决定先把喂小侄女的一点面粉拿出来，加上一些糠麸揉在一块儿，再用胡萝卜缨子加点葱盐当作馅儿，好歹包了一碗杂面饺子。一家人就以这一碗饺子，打了打牙祭，也算是过了一个最难过的年。

九、年好过，春难熬

从春节过后到新麦下来，这一段时间叫春脖子。1959年的春脖子显得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春节过后，敬老院就解散了。义祖母回到我们家；亲祖母则由我们和伯父两家轮流侍候。春节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救济粮。看看生活没有指望，能走出去的，相继走了出去，走不出去的便只好在家里一天天地熬。

记得最先发挥作用的，是我在明楼期间从大伙房领来的黑地瓜干子，这时节终于派上了用场。虽然它又黑又苦又难看，满满的一大条筐，看上去跟一堆烂牛粪差不多，但在饥肠辘辘，全家人毫无办法的时候，只有它成了救命的稻草。最初是挑拣黑得比较轻一点的，直接下锅清水煮了吃。虽然有点苦，但还多少有点地瓜干的味道。到后来，那些经过挑拣数遍剩下的，又黑又烂实在不能吃的，便只好用清水浸泡了，再反复淘洗，直到把苦味冲淡了再煮了吃。或者拿到碾盘上轧碎了，掺上面菜，蒸成团子吃。那种味道自然是无法下咽。

有一天，竟然有几户人家用竹竿绑上笊篱，从伙房后面臭水塘里往上捞东西。我走近了一看，圆圆的，黑黑的，仔细一看，是煮熟的大地瓜。没准儿是他们当初扔进去的，过了几个月了，现在想起来了，再捞出来吃，那种滋味儿可想而知。这真叫“自作自受”呀。

也有的爬到大伙房屋顶上，把当初当作垃圾扔到房顶上的红薯巴、红薯皮扫下来，用水淘淘吃。

有的把目光转到了地里，那些秋天丢在地里发霉了的地瓜秧、地瓜蒂、地瓜叶，如今都成了宝贝，一星一点的捡回来吃。

那时候，10元钱只能买3斤地瓜秧子。记得有一次，常庄理发店有个麻子老板叫慕真的，姓什么记不起来了，他对我父亲说，家里有地瓜秧子，愿意以3元一斤卖给我们，但白天怕人看见，要到晚上没人的时候才能交易。父亲记在心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带领我和姐姐，悄悄地来到理发店，在昏暗的灯光下，过了秤，交了钱，匆匆拉回家来。可到天明了一看，全都是发了霉的。想退回去，没门儿，只有自认倒霉。后来也不管霉不霉，全部吃光了。

为了抵挡饥饿，什么东西都往肚子里拾掇：准备喂鸡鸭的米糠、谷秕子、高粱壳子、玉米芯子、萝卜缨子、白菜疙瘩，凡是能下咽的，不管好吃不好吃的，都往肚子里填。我最讨厌吃谷秕子，难以下咽不说，每次吃完，牙床上扎的满是小毛刺，还得照着镜子一根根往下拔。

听人说，旧皮革也能吃。父亲就把不用的皮绠、皮井绳剁成一段段，在水里泡了，再搁锅里反复煮。吃的时候，那种难闻的硝味和碱味，让人恶心。

直到渡过严寒，开春化冻，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地里，有的挖胡萝卜根根，胡萝卜不怕冻，吃起来还是原汁原味，这是最好的食品。然后就是烂在地里的地瓜。地瓜最怕冻，而秋天收获的时候马马虎虎，差不多有四五成地瓜烂在地里。化冻之后，再从地里挖出来，竟完全变了模样：外皮长了白醭，里面像烂棉絮一样，软溜巴几的，拿不成个儿。闻着有一种刺鼻的酸腐味。就这玩艺儿，挖到家里也当成宝贝。先用清水把发霉的醭子洗掉，剥去皮，然后摊到碾盘上轧成糊状，加上菜，和成团，蒸熟了吃。1959年春天，光是挖这种烂地瓜，前后持续了两三个月时间。直到青草发芽，树上长叶。

提到树，最先倒霉的是榆树。树榆皮去掉外层，里面发白的一层像鸡胸肉一样的，去掉纤维，可以当饭吃，而且没有异味。这是一般性的常识。不仅可吃鲜的，如果把它剪成段，晒干，在碾上轧碎，过筛，面粉可以做面条，还可以做粘合剂，掺着野菜吃，是一种不错的食品。正是因为它的知名度太高，还不等解冻，不出正月，就把全村大大小小的榆树皮扒光了。等到长榆钱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榆树是成活的了。

开春后，最先长出来的是杨花，又叫杨叭狗儿。我们村上的杨树多。清晨起来，杨叭狗儿落了一地。奶奶吩咐我把落地的杨花扫起来，浸泡到大盆里，泡上一天一夜，把花絮淘洗干净，再把硬壳儿揪掉。剩下淡黄色的花芯儿，用刀剁碎，用面粉或者榆皮面粘成一团，蒸熟了吃，虽有一种苦味，但勉强可以下咽。如果用蒜末调了吃，倒是一种美味。

然后就是杨叶、柳叶、槐花、槐叶，都一一吃过。一般树叶，都带点儿苦味。唯独槐叶不苦，但又不可多吃，吃多了脸肿。有一句谚语：“老嬷嬷吃槐叶—肿脸难看”就是从这里来的。杏叶也可吃，但必须是甜杏仁的，苦杏仁的不能吃。

说到了杨树叶，还有一段故事。

离我们村西南四五里路，宋金堤上有一段绿化带。其中有一片杂交杨，是从加拿大引进的，因而叫加拿大杨，也叫它插杨。这种插杨的叶子比大杨树叶好吃，而且都是人把高的小树苗儿，叶片嫩，又易采摘。但白天有人看守，必须晚上去。不知是谁提供了这一信息，我姐我嫂子夜间与人搭伴去采了两次。后来我一位邻居大娘知道了，非要跟着去。可她脚小，没力气，远远地落在后面。当时也没在意。等回来的时候，大娘也跟着一块回来了，看上去也摘了好大一包。回家来连夜就煮了。

天快亮的时候，忽然传来邻居大娘的哭声。姐姐赶紧过去，问怎么啦？大娘说她采来的叶子不能吃，又涩又臭。姐姐一看，这哪是杨叶，是八宝株的叶子。原来，在堤上跟杨树林挨着，有一片八宝株，看上去跟插杨树差不多。但八宝株的叶片厚，有一层绒毛，有臭味，不能吃。是大娘错把八宝株当成插杨了。姐姐啥也没说，回家把我们家的杨叶分一半给了大娘，大娘才不哭了。

至于野菜类，那更是五花八门了。开春之前，先是刨茅根。茅根剪成段，晒干了，轧成面，蒸了吃。惊蛰一过，率先长出来的是水荠菜、米米蒿。清明节后，就有萋萋芽、灰灰菜、牛舌棵、富民秧、镰头棵、蓖麻叶、蓖麻花、洋姜叶、葵花叶、马蜂菜等，可吃的野菜就多了。一般的野菜，经热水一焯，就可吃。唯独萋萋菜，有止血的功能，不可多吃，吃多了能致贫血症。记得有好几天，我们全靠萋萋菜果腹，倒也没见患上贫血症。那年夏天，屋顶上生了好多的马蜂菜。有人说，房顶上的马蜂菜不能吃，吃了头疼头晕。其实并不，那年我父亲从屋顶上铲下好多的马蜂菜，都蒸着吃了，也没见哪个头晕，倒是肚子越来越饿。

没有吃的，连烧的也奇缺。我们搬家去明楼的时候，院子里有父亲的小花园，周围全是用准备盖屋子的梁檩圈起来的。等再搬回来时，院子里一无所有。那时候，农家做饭还不兴烧煤炭。没有柴禾，为了烧饭，后来把新整整的粮食囤、织布机、门槛子、床、桌子、板凳都劈开当柴烧了。

十、终于来了救济粮

大约到了1959年3月中旬，政府才发下来救济粮。但数量少得可怜。每人每天二两到三两（16两制）。最少时，发过半两（五钱）。但不允许直接发放到户，都必须由大伙房做了吃。经过队长、会计、司务长、炊事员的多吃多占，最后，真正到群众肚里的，就所剩寥寥无几了。那时候，有这样的顺口溜：“一天给一两，饿不着司务长。”“一天给一钱，饿不着炊事员。”

“食堂办得好，生产劲头高”宣传画

三两二两的定量怎么能行？各级政府为此的确动了不少脑筋，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如：除定量外，额外的又增加了好多的代食品。印象最深的是麦秸饼干：将麦秸发酵了，粉碎成糊状，做成柿饼大小的圆块，再烘烤干。看上去，米黄色，与真正的饼干相差无几。乍一闻，好像有点儿甜味；吃起来，就味同嚼蜡了。毕竟是麦秸做的，又粗又涩，难以下咽。推行了一段时间，放弃了。其次是糖渣。

我们县有个叫郭春林的，当时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一次探家中，得知家乡闹饥荒，回去后立即调拨了一车皮糖渣和高粱壳子，支援郓城人民。到现在，好多老年人还时常念叨郭春林的好处。庄稼人就这样，谁要是给他们点好处，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另外，县里领导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知从哪里运来了一些榨油的下脚料豆饼、棉饼、花生饼，这些饼类都是上好食品，可惜数量不多。还有一段时间把花生壳粉碎了做成团，蒸了吃，却因无法下咽，又不好消化，吃了一段就不吃了。再后来又从河里捞了不少苲草，因为苲草有股难闻的腥味，好多人吃不下去。不管怎样，这些代食品都相继在那场可怕的大饥荒中发挥过或大或小的作用，功不可没。

那时候，因为长时间的饥饿，人的肠子饿细了。偶尔吃多了食物反被撑着，这样的事例屡屡发生。我们村子东街有个叫小瓜的，比我年长五六岁。小伙子长得魁梧，又懂事，见人总是笑嘻嘻的。有一次，队长安排他跟着会计去红门厂粮站拉救济粮。看着黄黄的大豆，小瓜喜不自胜，禁不住往嘴里填。生豆子虽然不好吃，但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挡不住诱惑的。回来的路上，他一直不停地吃。到家之后，又喝了不少水，接着就肚子疼。明知是吃豆子撑的，可又不敢对人说。就那样忍着，直到胀肚子胀死。

那年月，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死一个人就如同死一只鸡，一只猫，来不得半点惊讶，就过去了。我们胡同最北端的潘玉山，论行辈，他是我们村里辈份最高的。人又老实，生得五大三粗，1959年春天，早早地就饿死了。村子东头有个名字叫河的人，那天中午正在常庄赶集，饿了走不动，就瘫坐在集头上死了。

那时候，饿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最先饿死的，大多是身高马大的，又是正当年，上有老，下有小。人高饭量大，消耗多，吃进去的东西不够消耗的，要不了多少天，身体就耗垮了，饿死的大多是这样的人。那时候就开始出现水肿病、干瘦病、营养不良症，但真正死人的高潮是1960年的春天，而不是1959年。

人要饿死了，牲畜怎么样？

说起来，也很惨。记得刚入社的时候，我们家投入进去一头大老犍和一头歪角牝牛。别人都说我家冤，投进去一头就足够了，为啥投两头？也有人夸我爹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反正那时总觉日子过得很有劲。可是到了1959年春天，从明楼往回迁的时候，那牛就瘦得不成样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队里就首先想到了卖牛。那时，牛是生产力，不能随便宰杀，即便卖，也要一级级开具证明信，否则，食品站也不敢接受。由于牛多，又暂时没有活干，于是就把那些老弱者率先卖到公社食品站里去。我家那头歪角牝牛就是第一批卖掉的。于是也就有了前边说过的供销社饭店的牛肉杂菜汤。后来，大锅饭一停，牲口也断了给养，连草加料都紧缺。人还没饭吃，它牲口能吃好了吗？

到了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间，那剩下为数不多的牛一头头瘦得更加厉害。饲养员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实在拿不出东西喂它们。光吃草，不吃料，牲畜一天天消瘦。再后来，牛趴下就站不起来了，需要用绳和杠子给它加一把力，才能站起来。每天清晨和傍晚，队长都要喊男劳力到饲养棚里抬牲口。牛牢牢地趴在地上，七八个人围着它，用绳索从肚皮底下拴好了，喊声号子，一、二、三，一齐用力，牛才趔趔趄趄地站起来。这在当时也成为颇为壮观的一道风景。

那时候，直接饿死在饲养棚里的牛也有过。就是那样，也必须将死牛送到食品站里，生产队里无权动刀。尽管人们对牛身上那不多的肉早就垂涎三尺，可是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总之，那三年因为饿死的牛太多，无法耕种，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到了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级部门又分别从内蒙、浙江购进了几批蒙古牛和水牛，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生产队，用以补充缺失的生产力。

十一、继续吃大锅

虽然1958年种麦时经过了深翻土地，但是光深翻不施肥，照样是长不好。再加过分密植，春天又忽视了管理。那时候，既没有化肥，又无法灌溉，小麦当然长不好。大田地里产量不过八九十斤。试验田前边说了，比大田地里更差。再加不等成熟，就有成片成片的小麦被偷。所以，1959年麦季的收成非常差。打下来，交完公粮，留完种子，一般平均每人达到四五十斤，就不错了。少的只合二三十斤。郓城西关一生产队收完麦子，打完场，磨成面粉，每人只分到两张饼。这就是整个麦季的全部收成。

我们村还好，合到七十多斤。但是，上级有规定，不许分到各家各户，仍旧吃大锅饭。每人每天的定量是4小两，折合现在的二两半，充其量只够蒸一个小馒头。没办法，只好每天中午到大伙房领那一个馒头。早晚两顿不开伙。大多数家庭为了能裹上菜吃，领了馒头以后，再把它搓碎，跟野菜掺在一块，重新下锅蒸了，再吃。就这样，还不到大秋作物下来，小麦早早地就吃光了。剩下的时间怎么办？主要靠野菜充饥。

那时候，全村的鸡鸭鹅狗都没了，所以村前村后的荒地全部长满了野菜，如扫帚菜、灰灰菜，有的是人种的，有的是自生的。（1959年雨水大，大田里也发生了草荒。）我们家院子里的灰灰菜长到一人多高，一茬茬的菜叶全部吃了，到秋后又结了不少种子。种子轧成面，又可吃。那年的野菜确实救了不少人命。那时候，村头荒地也大都种上了庄稼，如茭草、黍子、蓖麻等抗碱的作物。尽管上头大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但干部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

1959年秋天，我们村西有个叫堤河子的地块，由于地势低洼，存了不少水，庄稼都淹死了，长了大片大片的水稗子草。到了秋天，大水下去，水稗子草结了籽。一天清晨，我和奶奶挎着篮子，跟随邻居们到堤河子里捋草种子。捋了一整天，收获了一笸篮草种子。把草种子磨碎，在锅里贴饼子，在当时来说，倒是一种很不错的美餐。光靠吃草种子，就维持了好多天。

到了八月中秋节，春地瓜下来了。下来之前，就被人偷了不少。那时候，人是饿极，不管老少，得手就偷。虽然每个地块都安排了护秋的，但护也白搭。有的干脆监守自盗。那时候就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那时候的偷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偷，只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只要偷的是集体的，（一般不偷自留地的）那就不叫偷，叫拿，不拿白不拿。但也有脸皮儿薄的。我们胡同里的潘耀春，一天下地割草时，扒了几个地瓜，藏在粪箕里，被护秋的翻出来，说晚上要开会斗他。他回家后就上吊了。幸亏被家人发现，割断绳子，又捂了过来。

接受上年冬天挨饿的教训，春地瓜下来之后，驻队干部要求一开始就“瓜菜代”，把鲜地瓜剁碎，掺上地瓜叶，一块蒸熟了吃。高粱、谷子都不能净吃，必须加入代食品。但说归说，伙房里的炊事员嫌麻烦，不听那一套。再说，人们对大锅饭实在是深恶痛绝，之所以维持下去，全是上头压的，迫不得已。做也是为了做给驻队干部看看。等交完公粮后，粮食就偷偷地分了，驻队干部一走，伙房就永远关门了。

但是，由于1959年整个收成不好，收获一季吃一季，直到吃光为止，一点积蓄也没留，未来的冬春两季怎么办？靠什么填肚子？国家的粮站经过1959年的统销，仓储的剩余已十分有限，不会再有太多的统销粮。这些因素一条条摆在面前，稍有点眼光的人都晓得：一场更大规模的饥荒就要来临了。

十二、肥城逃荒

1959年秋收之后，有眼光的人纷纷向外走。说白了，就是逃荒要饭。讨饭，在我们那里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事，除非万不得已，稍有点生路的人，是决不会走上这条道的。许多人在万恶的旧社会，都没有讨过饭，可是到了新社会，却迫不得已掂起了讨饭棍，走上了乞讨生涯。这都是“刮五风”造成的。

在我们那一带，那时候把肥城作为逃荒目的地的首选。肥城县属泰安专区管辖，离我们那里有二百多里路。我至今不明白肥城县农村为什么比我们那里好？难道那里没“刮五风”？难道那里的干部有远见卓识？还是那里的土地多，管理好？反正，凡是去过肥城的人，都说那里比我们郓城好多了。

去肥城的时候，往往都尽量多带一些土布、被单、絮棉、线子以及旧衣服之类。据说肥城因为历史上不种棉花，所以布类奇缺。带去的布匹和絮棉是用来交换食物的。有的十几天就来回一趟，换来不少的地瓜干、玉米之类。也有的拿布票直接去换，很实惠。另外，肥城还盛产一种叫“毛地粒”的东西。它属于野草类的根茎。圆的，有山核桃那么大，黑色，外部有毛，皮内雪白，打皮后切片晒干，轧成面，即可食用。那一年，从肥城回来的人，谈论最多的就是有关毛地粒的话题。

我们村里去肥城逃荒的人家不计其数。我远门有位二叔，曾给我讲过去肥城的全过程：

二叔推着独轮车，带着十四岁的女儿秀秀，与邻村七八个人搭伴去的肥城。到的地方叫林马庄，在肥城的西南角，与东平县搭界。庄前有座破窑，旁边有三间闲屋，屋顶露着天，七八个人就挤在这座破屋里。白天带着土布、线子到附近村里换食物。在这之前来的人太多，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好换。换不来吃的，就顺便向人家讨碗饭吃。有时候连半饱也吃不了，一到夜里，就饿得睡不着。离窑不远有一块胡萝卜地，实在饿极了，就到萝卜地扒根萝卜吃。

到了大年初一那天，原说好的，这天都不出去，让人家过个清静年。天明了，二叔醒来，听得附近村上有稀落的鞭炮声。心里想：自己不在家过年，跑到这里来，睡在露天地里，忍饥挨饿，想着想着就哭了。女儿秀秀也醒了，问他：“爹，你咋啦？”二叔把脸转过去，不让女儿看见。

同来的有个瘸子大叔，说：“好歹也是个年哩，咱哪怕每人吃上一个饺子，也不枉白长这一岁。我去讨讨试试。”秀秀听说瘸子要去讨饭，也要跟着一块去。瘸子大叔自然明白带着个可爱的小女孩去讨饭更有利，所以也同意带她一块去。可二叔说什么也不让女儿去，最后还打了女儿一巴掌，秀秀哭得跟泪人似的。

傍晌午的时候，瘸子大叔拄着棍子回来了，解开怀，掏出一个粗布手帕包儿，打开，十个水灵灵的白面饺子展露出来，一丝香味儿直往人鼻眼里钻。十个人十个饺子，一人一个，瘸子大叔不吃，让给秀秀吃。秀秀流着泪吃了下去。二叔把饺子含在嘴里，嚼来嚼去咽不下，心里想：他这边父女两个还算吃了个饺子，可家里的妻子儿女怎么样了？心里惴惴不安。

过了正月十五，从林马庄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你们有会什么手艺的吗？”二叔记得讨饭时见村里有个木工组，就说：“我会点木工。”瘸子大叔赶紧说：“我会刷漆。”第二天，人家就把二叔和瘸子安排到木工组。二叔拉大锯，瘸子凿木榫儿。其他人也大都派上了不同的活路。从那就不用讨饭了，都跟着吃大锅饭。虽然吃不饱，但要比讨饭好多了。

过了一段时间，二叔惦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老想回家看看。他不想带秀秀，想把她托付给瘸子大叔。可秀秀听说后，哇哇大哭。二叔安慰女儿：“我回家把你娘叫来不就行了吗？”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也没个簧儿：谁晓得妻子还活没活着？要是没妻子了，他回来怎么向女儿交代？再说，到那时候，他还有力气回来吗？这许多问题令二叔为难。最后没好法，还是带女儿一道回家。

幸好二婶还活着，只是像好多人那样，得了水肿病。两眼肿得合了缝。小儿子瘦得没了人形，脖子跟麻杆似的，光显着头大。二叔心酸得直流泪，狠狠心把全部家当都变卖了，只留着一个桐木风箱，领着全家四口人又回到了林马庄。木工组的人都很友好，专门为他腾出半间屋子，叫二叔全家搬过来住。二婶临来带了点土布，连被里子都拆了下来，跟村里人家换了玉米和地瓜干，磨成面掺了红薯叶子吃。

就这样，一住住到挨麦口。二叔带来的东西都换着吃完了，就剩了那口风箱。二叔起初不舍得卖，最后还是扛到集上卖了。刚卖了，对面走过来一个干部，问二叔：“卖的啥东西？”二叔说：“一个破风箱。”“卖了多少钱？”二叔说：“八块钱。”那人说：“掏出来我看看？”二叔不知是啥意思，就掏出来让他看。那人接了钱，点了点，随即装自己衣兜里了。二叔说：“咦，你这人好不讲理，俺刚卖的风箱钱，你咋装兜里？”那人说：“你是哪里人？”二叔说：“郓城。”那人说：“知道你是郓城，我问你是哪个村的？姓啥叫啥？”二叔这才注意到对方也是郓城口音，于是照实说了。那人掏出小本子记上，说：“回去到杨庄集公社领去吧。家里的麦子都黄了，中割了，快走吧！”

没法子，叫回就回呗。在那之前，女儿秀秀已嫁给当地，是托木工组的组长作的大媒。找了个富庶人家，小伙子老实敦厚，又识几个字，当着小队会计。那时秀秀才14岁，还像个孩子。当秀秀听说父母要回老家的时候，光是瞪着眼看二婶，啥话也不说，像个木头疙瘩。直到二叔婶子要上路的时候，秀秀才一下子扑到娘怀里，撒泼打滚地哭。二叔费了好大劲才算把她娘俩分开。二叔回忆说：那时候，他心里并不难过，因为秀秀起码能吃个饱饭，不会再挨饿了。

二叔回来的时候，跟赶羊似的，前边有带路的，后边有压阵的，中间一大帮，拖老带小，像押战俘。走一程歇一程，路上还设了几个接待站。走了五天才到家。二叔到公社里找到那人，果真要回了八块风箱钱。第二天，就开镰割麦子了。

那两年，因为出外逃荒要饭，我们村发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如：为了糊口，有的忍心把女儿卖了，有的把自家老婆嫁给了别人，多少年后老婆又逃回来，来个二夫争妻。刘家有个一岁多的女儿，死去多少天了，还捂在被窝里，目的就是为了到食堂里多领一份口粮。全村近百户人家，1959到1960年两年间只出生了一个孩子，还是教师家属。那时候，妇女断经，男人水肿，哪里还有生育能力？

十三、水肿病院

公社医院就在我们家安着，至今我还记得白头发的中药师叫申明荣（鄄城人），西药师叫魏翠云（女，戴眼镜，菏泽人），药房会计叫李瑞杭（刘官屯人，年轻有才，却在后来的“一打三反”中吊死），院长姓倪，转业军人，带家属，就住在我们南屋里。他有个儿子倪景琦，与我同岁，又在同位上学。医院的司务长叫王连富（黄安人，后下放回家）。不论年龄大小，我全都叫他们叔叔，他们则管叫我“二孩子”，医院的所有人都与我家相处很好。

在我的印象中，大规模的水肿病是在1960年的春天。在这之前，来医院看病最多的不是水肿病，而是大便秘结，拉不下来。那时候，有一种蓖麻油，是专门用来润肠的，特效。但是又不可多喝，喝多了则腹泻不止。所以，医院显得特别吝啬，每次只买给你一点点的蓖麻油。

到了1960年的春天，大量的水肿病人涌现出来，医院里应接不暇，全公社二十多个村庄的水肿病人源源不断地涌来，全村家家户户的闲屋都住满了水肿病号。那时候的卫生院几乎成了专科水肿病院。

人的肌体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淀粉和脂肪的滋养，便容易患上这种水肿病。水肿病是遍身浮肿，尤其是面部和腿部。有句民谚：“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说：男的先腿肿，女的先肿脸。女的脸肿得好大，两眼肿合缝。男的先是腿肿得老粗，用手指一按一个凹坑，半天起不来。严重的水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会持续恶化，尤其是腿部，皮肤会裂开，流黄水，再到溃烂化浓，直至死亡。其实，这种营养性水肿的治疗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药物，只要稍稍加强营养，多吃豆类、各种面粉，适当地加点油脂，或者说，只要吃上几顿饱饭，这种病不治自好。

那时候，来我们村住院的先后达数千人。多是中老年人，其中又属男性居多。有的拄着棍子，有的被儿女搀扶着，有的扶着墙走路。有好多病人来医院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腿肿得好粗，像大象的腿，脚面肿得像发面馍馍，穿不下鞋，只能趿拉着。有的腿肿得流黄水，已经糜烂，气味熏人。一旦到了这种程度，护士就不得不一次次地给病人抹紫药水。紫药水有拔干、祛湿的功效。但不抹还好，一旦抹了紫药水，皮是干了，可里边的毒水渗不出来，憋得发胀发疼。有的病人疼得大声呻吟，疼得睡不成觉，成夜的叫唤，搅得四邻不安。

记得病人用的最多的药，是饮茵陈汤。生活上适当调节一些，如绿豆汤、红枣豆沙包子、花卷，也有黄面窝窝。每到开饭时，医院附近各家各户院子里，长长的胡同道里，树底下，各处都是水肿病人。有的围成圆圈，有的排成长队，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席地而坐，也有的半躺半卧，或倚在墙上、树上，呻吟的，呼爹叫娘的，各种怪腔怪调都有。那些人吃完了饭，并不立刻就走，有的是走不动，有的是等着拣拾别人丢下的残渣剩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把枣包子吃完，把枣核儿吐在手心里，饭后再一颗颗含到嘴里，反复咂磨那点儿甜味。还有的干脆把枣核儿嚼碎咽下。

经过治疗，大部分病人都能康复出院。也有的回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住院，甚至反复多次。院方虽有怨言，也毫无办法。那时候，因水肿病治疗不及时，死在医院里的事经常发生。我曾亲眼见到一个，那是一天中午，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突然因中暑而昏迷（其实是因饥饿虚脱而休克）。

那时，医院有个王医生，叫王晓光，刚从县里调来不久，很受院方器重。在王医生的指挥下，很快地将病人抬到我家大门洞里，由王医生为他做人工呼吸。足足做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能把病人挽救过来。以后，我每次从大门洞里经过，都吓得咚咚心跳。

十四、在死亡线上

1960年的春天，对于我们那一带的人来说，那真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们村上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人死去。那时候，死个人已变得像死个鸡鸭一样平常，因此，活着的人也不怎么悲伤。因为死的人太多，丧事也就因陋就简。人死了，就穿随身的衣裳，往灵床上一架，盖上蒙脸纸，点上长明灯，通知几家重要的亲戚，来几个人吊唁一下，哭上几声。那时候，既没有孝服，也不请什么响器（唢呐）。既不兴“停三天”，也不兴“放排五”，当天死的当天埋。既不用棺材，也不用木板匣子，从床上揭领秫秸簿，囫囵身一卷，找几个人抬到南北坑里一埋，完事大吉。那时人们常说的话是：死了是福，死了，就不挨饿，不受苦了，听着很有点佛家学说的味道。也有的说：早死了好，早死的还有人抬，晚死的恐怕连抬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话绝非故意耸人听闻。与我们村邻近的红门厂村，是一个两千多人的大村子，1960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连有力气抬丧的人都找不到，孝子只好满街上磕头，求人帮着抬丧。这样的事例在别的村上也很普遍。

我的亲祖母1959年冬天就得了水肿病。我的三个姑母来看她，都带着当天从伙房领的干粮—野菜团子。那时候，母女亲情也显得异常浅薄，自己的饭给了母亲，自己这顿饭就得挨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在饥饿和死亡面前，连母女间的亲情都显得是那么单薄和苍白。类似的事例太多太多。

我的亲祖母、父亲都因水肿病住过病院。父亲更是三进三出，是他们的老病号。亲祖母好容易熬到1960年4月，终于撒手西去。她老人家本是穷苦出身，体格本来不错，如果稍有点吃的，也不会死去那么早。我的大姑母也在那年秋天因饥饿而死。

我父亲到了1960年的年末，人瘦得皮包骨头，临死的时候，想吃个鸡蛋，我们都无法办到。不是不舍得花钱，而是有钱也没处买。父亲嘴馋，想吃甜东西，可是无法买到糖，只好喝胡萝卜水，由此造成便稀虚脱。人绝气之后，下身还不断地排出稀便。父亲死时才49岁，属于正当年。

那时，我哥哥在徐州6057部队当兵，当他得知父亲的死讯时，已经是1961年的春节之后了。哥哥请假回来，在爹和奶奶的坟头上哭得很痛。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家会饿死那么多人。那时候，我母亲也一度患上水肿病，我也成天四肢无力，中午放学后，饿得回不了家，趴在地里吃麦苗子。就因为那几年挨饿，我落下了饿伤症，用医学名词叫低血糖。每到饥饿时，便头晕眼花，虚汗淋漓，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因此，无论到哪里去，我衣兜里都忘不了带着饼干糖果这类，以备不时之需。

在那以后，我们全家多亏了我的姐姐。姐姐那年才17岁，平时干活出力挣工分都是她，姐姐成了我们全家的顶梁支柱。记得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水肿病院里病号越来越多，光靠粮站供应的面粉远远不够。于是，改为从粮站购进原粮，再加工成面粉。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粉碎机，所谓加工，就是找人推磨。

正好我们队里有一盘石磨，姐姐和另外三家邻居搭伙，每天晚上为病院推磨。粮食有小麦和杂粮，起初由医院的司务长王连富监工，磨完后再支付工钱。后来，王连富嫌麻烦，直接把原粮秤好，由姐姐她们去磨，磨完了再过秤，并把最后剩下的磨底子（糁子），折合成钱，抵消一部分工钱。其实，工钱并不重要，我们最稀罕的就是那点少得可怜的糁子。虽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糁子本是渣质，已没有什么营养，但它毕竟是粮食变来的呀。用它作辅料，加上糠菜做成菜团子，至少可以充饥呀。

姐姐每天从天一擦黑，一直磨到午夜两点后，才能磨完。那磨棋足有一尺来厚，四个成年人刚刚能推得动，推一夜磨，第二天还要按时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我真佩服姐姐的忍耐力和奉献精神，就那样的日子，一直坚持了一年多。无论再累，姐姐也毫无怨言。姐姐是最具有牺牲精神的人，为度过那场大饥荒，姐姐为我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姐姐她们推磨换取的报酬，我真不知道我们几家如何才能熬过那场可怕的大饥荒。

十五、县长成囚犯

1958年夏天，全国各地都处于“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盛行的时候，山东更是不能例外。麦收过后，菏泽专署领导赴河南参观，受河南的影响，“五风”愈刮愈烈，小麦产量从120斤不到，一下子猛增到300斤。地里的大豆还没成熟，就估报产量2000斤。当时的宋江（城关）公社竟然报到亩产5000斤。因此，上级发给宋江公社卫星大旗一面。国务院向郓城颁发了“全国亩产双千斤县”元帅大旗一面。由此，郓城县名声大震，全国政协参观团要来郓城参观。

就在这时候，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1940年参加工作、1943年入党、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立下不少功勋、时任郓城县县长的鲁成同志，深为时下的“五风”盛行而焦虑，夜不能寐。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不能人云亦云，听任事态的发展。经过几天几夜的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向党中央写信，反映一下郓城的实际情况。1958年8、9月间，他用化名分别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连续写了6封信，反映郓城刮“五风”和“六多”（领导干部瞎指挥多、搞浮夸说大话的多、讲话的干部挨批评多、地里草荒多、牲畜瘦弱多、农民逃荒多）现象。可没料到书信没到中央领导者手中，却被转到菏泽公安处。

很快，一场清查“现反”的运动一夜之间兴起，经过核对笔迹、开会检举揭发等多种途径，最终一场灾难落到鲁成同志头上。先是大会小会，接二连三的批斗，当年10月11日，由于全国政协参观团要来郓城，参观团里有个梁漱溟，因为担心鲁成会向梁漱溟反映真实情况，县里拍板立即将鲁成逮捕入狱，罪名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此，鲁成同志面临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县城召开万人大会，拿鲁成当靶子，掀起打右派的高潮。城乡大街小巷张贴鲁成的漫画及他的六封信。

但在民间，“鲁青天”的美誉却不胫而走，鲁成为民请命的感人事迹在郓城大地上广为传颂。郓城多义士，许多人仗义执言，自发的为鲁成鸣冤叫屈，有的上书省委，有的反映到中央。后来这些无辜的干部、群众、青年学生也相继被株连开除、撤职或批斗。直到1959年4月，山东省公安厅在审查郓城县公安局的工作总结时，才发现鲁成县长未经省里批准而逮捕入狱是错误的，因此强令放人。但最终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长期劳动改造，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他的妻子、孩子、所有亲属都因他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1986年才被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原职级待遇。

谁也不会料到，一个从抗日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一个近百万人口大县的县长，只因为抵制“五风”，为民请命，向上级反映了一点实情，说了几句真话，竟遭遇26年的厄运。是非曲直，谁人予以评说？

十六、食人事件

写下这个题目，我又犹豫了。我知道下面一节的内容，是一件不仅现在，就连当时来说也是一件惨绝人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首先，我要声明，它是完完全全的真事。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历届的政治运动我都亲眼目睹过，我知道这件事的事关重大。所以，我才如此地犹豫再三，到底是写还是不写？如何写？是按这个事件本身的发生顺序，还是按我本人是如何耳闻目睹的？最后，我还是决定用后者。

本来，在我们县，类似这样的事情，总共发生了三起。其它两起，由于我没有去亲自访问、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暂且搁置不提。只说我多次接触到的大樊庄一起。

大樊庄位于城东七八里路，属戴老人公社管辖。戴老人公社1958年“五风”刮得最厉害，因此后来饿死人也最多。这是全县人所共知的。本来，在1960年春天，就听到大人们议论大樊庄吃小孩的事。那时候，我还年少无知，只是感到骇怕，并没意识到什么。

后来，1971年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单位郓城县土产公司有个叫樊祥生的，他是公司的业务经理，他的家乡就是城东大樊庄。平时茶余饭后，他曾多次提到发生在他们村上的那件事：一个中年妇女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了。但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对待。

1981年，我调到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1984年，新调来一位副馆长叫王彩银，他的爱人叫李作帅，刚从县人武部退休，我们是近邻。他对这事讲得较为详细：1960年，他在县委宣传科。那年冬天，戴老人公社党委书记王云亭（梁山县虎台庙人）和社长宋廷诗（现住郓城馆前十一巷）报上来一个案子：他们所辖的大樊庄有人煮小孩吃。那时候，县委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拿不出意见来，只好报告给驻县的山东省工作队。省工作队立即派了几个人下去，经过调查了解，确有其事。

这女人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三儿子饿死了，她不是扔掉，而是煮熟了以充饥。这女人不疯不癫不魔，看上去精神正常，就是因为肚里饿极了，才做出这样的事。这件事虽然令人震惊，但由于煮的是已死去的孩子，况且是她自己的，因此就不好定判什么罪。省工作队也拿不出处理意见。后来，就不了了之。因为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所以就把这事记下来，并且专门访问了宋廷诗，得到证实。又骑车到大樊庄实地采访了一次，村上人说，这事是真的，但因为名声不好，说起来都是含糊其辞，甚至不敢说出真实姓名，更说不出具体细节。

直到两年前，我的岳父大人去世，安葬在城东逸安园公墓（墓地所占土地都是大樊庄的）。立碑那天，天气很冷，看守逸安园的老人樊作运把我领进接待室，一边围着火炉取暖，一边聊天，无意中才得到详细情况：樊作运正是大樊庄人。1960年，他任大队团支书，那个煮孩子的事情恰好是他首先发现的。

他说：那天大队委员们都在大队部里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会。他从屋里出来，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那时候，家家都揭不开锅，哪里还会有肉香？他感到奇怪，就顺着香味飘来的方向寻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第六生产队的樊兆祥家。那时候，樊兆祥已经逃难去了新疆，只有兆祥家老婆在家里。喊了半天门，兆祥家才来开门。樊作运问她：锅里煮的啥这么香？兆祥家低头不语。

樊作运就直接到厨房里察看，屋里点着煤油灯，锅里还冒着热气。樊作运把锅盖掀开，就看见一个蜷曲着的小孩，锅台上还放着扒下来的小衣裳。那时，他完全惊呆了，觉得心惊胆战，还一阵阵恶心。他怒不可遏，问她为啥煮孩子？那女人说：那是她的小三儿，下午饿死的，她已有两三天没饭吃了，家里已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肚里饿极，就想把小三煮了吃。

大队班子立即将这事报给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后来，这事传开了，樊兆祥家遭到人人唾骂，在家里待不下去，就全家迁到新疆去了，至今未回。

这就是大樊庄食人事件的始末。说起来惨绝人寰、耸人听闻，但细细揣摩，在当时饥饿到极点的情况下，当事人似乎又是出于一种无奈。

附：《郓城县乡村志（2004年编）概述》摘录：

……1958年公社化之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刮起了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的“浮夸风”及生产上的瞎指挥风，使经济发展遭受了惨重挫折，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949年的水平。盲目上马的大炼钢铁、吃食堂，砸烂了所有农民的锅碗瓢勺，大批青壮年农民因饥饿外逃到东北、新疆等地谋生，许多年迈体弱的农民及孩子患了水肿病，不少农民因饥饿死亡。村庄街道长草，墙倒屋坍，田地荒芜，牲畜全无，景象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