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记忆（九） 周柯江

原创作者：周柯江

最初的记忆（九）

1949年初，GMD兵败如山倒，溃兵一批一批从袁家汇码头上岸，闯进沿街的店铺和住户，到处找吃的，开始老百姓都逃到山里避难，后来发现溃兵只抢东西并不伤害人，也就陆续回到家里，人总要睡觉的啊。一位士兵从南货店里找到一抽屉的桂圆，他干脆把抽屉抽出来，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塞桂圆，他刚走出店门口，“叭”的一声枪响，士兵倒在血泊之中，桂圆滚了一地。“抢劫百姓，就地正法！”他的连长握着手枪对士兵们说道。袁家汇商会的头头们吓坏了，出了人命后面再来部队找他们算账怎么办？连长从兜里取出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交给商人：“不要怕，人是我枪毙的。”“长得很标致的一位小伙子，可惜了。”外婆伤感地回忆道。后来陆续还有溃兵经过，外公干脆全天不上门板了，一个士兵闯进来找东西，外公跟在他身后，说：“老总啊，真的没有东西了！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拿走了。”士兵还是继续找，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一个手按式的不要电池的手电筒，士兵没见过这东西，高兴得一边按着手电筒的发电机一边哈哈大笑地走出门去，九岁的二娘舅哭着跟在后面：“这是我的呀！这是我的呀！”这手电筒是我大姨父送给二舅的礼物。我听这个故事气得浑身颤抖，问外婆后来又问妈妈：“这个士兵后来去了哪里？”妈妈说应该去了台湾。1982-1983年我在广州看到这种手按发电机的电筒，就买了二个，我陪妈妈回湖州见到二舅，把一个手电筒递给他：“二娘舅，我到台湾帮你把手电筒抢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小娘舅有天带我到楼上，搬出一个方盒子，打开盒子放上张黑胶片，上好发条唱机就响了起来，这是大姨父送给外公的舶来品。我叫大姨父“上海爹爹”，但大姨妈就叫“大姨姆妈”，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她“上海姆妈”。上海爹爹祖籍也是湖州人，他父亲原在袁家汇经商，后来到上海闯荡，经营照相材料有所成就。俗语说“自己的儿子自己教不了，得别人教。”上海爹爹他爸让儿子到朋友店里做学徒，一天朋友责备了上海爹爹几句，上海爹爹当年只有16岁，血气方刚，拿起店里了招牌就向老板扔了过去，然后逃走了。上海爹爹他爸找朋友要儿子，朋友捂着红肿的眼睛说：“侬要我赔儿子，侬看看吾个只眼睛！”上海爹爹逃到苏州，被日本兵抓住了，日军见他还是一个孩子，就让他帮着看仓库，时不时还给他瓶啤酒咪西咪西，上海爹爹就这样学会了喝酒。后来上海爹爹找到机会逃了出来，逃到了湖州正逢天降大雪，天寒地冻又饥肠辘辘，看到一家还没有亮就在开工的早餐店，上海爹爹就到店里的灶头烧火取暖，店主看他可怜给他点吃的。上海爹爹到了结婚年龄回袁家汇娶亲，大姨妈端庄秀丽，上海爹爹文质彬彬，他俩的一套上色的结婚照至今我家还保存着。在解放前夕，外公经历困境，上海爹爹动足脑筋，帮岳父渡过难关。我二岁时在上海上过二个月的幼儿园，但我完全记不得了，据说三位表哥和邻居都喜欢抱我，喜欢我胖墩墩傻呆呆的样子，他们拍我头我会说“弗痛！弗痛！”1978.10初我到上海上学先到大姨妈家，三表哥叫住了路过家门口的一位个子不高的大姐：“喂！侬进来！柯江来了，侬再抱抱伊！”

我的学龄前数学是比我大十岁的小娘舅教的，全部的内容就是从1念到100，在家里二楼的楼板上，小舅用湖州话念着“腰、尼、散、四、嗯、喏、七、卜、九、十……”。小舅有次带我去钓鱼，先挖蚯蚓，钓鱼也不用鱼竿鱼钩，就用一根棉线绑住蚯蚓，放到外婆经常洗衣服的湖趺漾边，一会儿一条小鱼就咬住了蚯蚓，小舅一拉就放到桶里，一会儿就有小半桶，都是好小的那种，那时的鱼可真多啊。小舅后来上山下乡做知青，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屋里，比能住知青点的人惨得多，农忙时三四点起床，自己准备早饭。一起下放的知青陆续回城了，他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向他索贿“三大件”：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蜜蜂牌缝纫机，杂牌的还不要。“三大件”要360元，还要凭票供应，当时我妈妈的工资是36元。小舅和哥哥姐姐们商量，可每个人都是低工资，都有一大家子要养。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妈妈脸朝墙壁而泣，爸爸想安稳妈妈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小舅想和大队书记还下价，书记说：“你大哥大姐都在上海工作，怎么可能办不到？”WG期间“开后门”流行全国，败坏了社会风气，大队书记大队队长向知青索要贿赂的不是个别现象，这些人WG之后从来没有被清算过。小舅是全体知青回城时最后回来的，也没有好的工作，就在隔壁的“和孚刀具厂”、也就是我小时候躲我爸妈的铁匠铺里找份活干，32岁了找对象也没得选择，兄弟姐妹凑了点钱，外公把抽了几十年的烟（1角6分的雄狮牌）给戒了，给小舅办了婚礼。小舅郁郁寡欢，52岁就得肝病挂了。我去给他扫墓，看到是块单人墓碑，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在那个世界也将是形影相吊。我用手掌抚摸着墓碑，一根刺刺痛了我的手指，我觉得那是小舅深深的怨恨。外婆一直在照顾我，我抢走了本应该属于他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