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关于“七·七”的几点感想（上）
今天是七月七日。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扩大侵华战争，在河北卢沟桥挑起战事。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认为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誓言抗战到底，由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抗战。日军侵华对中国的前途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今日中共统治中国大陆这个局面，基本上就是由日军侵华造成的。日军侵华，对很多中国人的家庭也产生极大影响。我的老家本来是在江苏省（一九五八年后划归上海市）的青浦县城的，淞沪战役时日军飞机两次轰炸青浦，把老家房子炸掉，祖母不得已带领全家避难练塘，从此在练塘定居下来。而我后来也出生在练塘，成了地地道道的练塘人。回首前尘，想到抗战的种种艰难曲折，不由人不感慨万千。虽然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能忘记这个日子；对这场战争也不能不有一点感想。
（一）“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下决心抵抗日寇侵略。这个决心并不容易下。
日本侵华并不自一九三七年始，而是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开始。一八八七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就提出用武力攻占北京和长江中下游，将山东半岛和台湾、澎湖等岛屿划归日本的计划。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辽东半岛割让日本侵犯了俄国的既得利益，俄国联合德、法进行干涉，迫使日本退还辽东给中国。日俄为了争夺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遂在一九〇四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战争结果俄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将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部分利益转让给了日本，其中主要有对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财产和煤矿的所有权等。而清廷也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承认日本继承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利。自此，日军开始在东北地区驻军，大量日本人移民东北，开始长远的殖民计划。
对于日本的侵华野心，中国历届政府并不是不知道，但因为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两国军力悬殊，一直以来都对日本的侵略抱持得过且过的忍让态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也因为有得过且过的想法，下令不抵抗，结果使日军顺利地在一月之内便占领了整个东北。此后日方又积极推动“华北五省自治”（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企图逐步蚕食中国。
“卢沟桥事变”开始时，当时华北军政领导人宋哲元等人也有继续忍让保持和平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委员长看到继续不抵抗的结果将是中国全面的沦亡。他不仅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采取逐步蚕食的“温水煮青蛙”策略的危险性，他还看到这次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事，其背景与“九·一八”时已有所不同。一九三六年日本国内发生了血腥的“二·二六事件”，一批“皇道”派军人发动兵变杀害了好几名“统制派”政府高官。“二·二六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日本陆军中主张攻俄的“皇道派”势力大减，主张侵华的“统制派”势力大张。而日本陆军一直是能左右日本国策的强大力量。也就是说，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更明确了。所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信号。在这种形势下再不抵抗，无异于自甘亡国。此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威信不损反高，许多以前反蒋的军阀也纷纷表态支持蒋，尤其蒋在事变中已经承诺“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而中共也表示愿服从蒋介石领导团结抗日，在这样的情势下，似乎全国团结抗日的形势已经形成。因此，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他说：“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但是，“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 蒋委员长又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这样的宣告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恳切！古人曰：“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即此之谓。
我认为：蒋介石果断决定实行全国全面抗战，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但需要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正义感，需要有坚强的、百折不挠的斗志，还需要有仔细、敏锐的国际形势的观察力。他的《抗战宣言》就是在正确评估了民心，正确评估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劣势以后做出的正确决策。尤其他的《抗战宣言》，一洗中国政府自甲午战败后一贯萎蕤退缩、逆来顺受的陈腐软弱形象，代表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发出了不甘屈服的心声。
（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行不通。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就是先解决中共内乱问题和军阀割据问题，然后统一全国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这个策略对不对？应该说理论上是对的，因为不先解决内部的叛乱，不先解决心腹大患，便很难集中力量对付外敌；然而这个策略很难实行。原因有二：
第一：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政府斗争矛头不对外而对内，很难得到全国一致的支持。因为中国人传统的认识是“兄弟阋于墙而御于外”。在一般人的心里，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是兄弟，即使有矛盾，在外敌入侵形势下就应放弃矛盾，一致对外。中共当时的宣传就是这样说的。当然，蒋介石是知道这个所谓的“兄弟”并非一般的兄弟可比，也非一般的中国人了。因为他们是一群认为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人，是一批认苏联为“祖国”的叛国贼，是要消灭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大祸害。这是蒋介石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原因。但是，当时一般的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共产党的本质；国民党政府的文宣工作也不行，他们无法做到将这个利害关系向全国民众说清楚，并让全国民众接受。我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官”与“匪”斗争的那一套。这远不及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更能打动人心。而所谓“官”与“匪”的分野在一般老百姓心中也一直是不甚分明的：有句俗语叫“官逼民反”，在一般人心目中做“匪”的大多是被官逼得去做匪的老百姓；但“匪”只要接受了官府的招安，“匪”也就不再是“匪”了，甚至还可当官。如“梁山泊好汉”受招安故事就是一个民众熟知的例子。所以，当中共高叫“国共合作，共同对敌”，“枪口向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时，国民政府若坚持不肯“招安”，就反显得政府没有道理。这是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行不通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国民政府政令不能统一。虽然，中华民国自一九二八年底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名义上全国已统一。但实际上各地军阀仍是各自为政，中央政令不出江浙一带。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当时东北军只听张学良命令而不会听蒋介石之令。东北不抵抗是张学良不肯抵抗，这是张学良后来自己也承认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各地剿共，但各地军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剿共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觉得“狡兔死，走狗烹”，留着“狡兔”可以用来牵制、削弱国民党中央势力，这样他们就可以长期拥兵自重，割据下去。这从毛泽东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也可看出。红军在“长征” 过程中不乏地方军阀故意放红军逃生和暗中支持红军的例子；红军逃窜到陕北以后数十万国民政府军将陕北团团围住，却长久未能将红军彻底消灭，反而发生“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派兵增援华北，被宋哲元拒绝。以上种种都明白反映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所谓的国民党政府军，究竟有多少与中央是同心同德的。事实上，自国民党执政以来，从未真正有效对全国实行过统治。
人民不理解，各地军阀多有异心，试问“先安内”如何能成？
（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坚持了八年抗战不容易。
抗战爆发时，中国的国力、军力远不及日本。据一九三七年时的数据：日本年工业产值六十亿美元；中国只有十三点六亿美元。日本钢铁年产量五百八十万吨；中国只有四万吨。煤炭日本年产五千零七十万吨；中国二千八百万吨。日本年产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大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战舰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二吨；中国全部不能自产。
战争初期，日本海陆空军有各型飞机二千七百架；中国只有六百多架，而且因为缺乏零件缘故能投入战斗的仅有二百二十三架。日本海军有各型舰艇二百八十五艘，总吨位超过一百一十五万吨；而中国海军仅有六十六艘舰艇，总吨位五万七千六百零八吨，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五。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总兵力有二百万人，编一百八十二个师，但装备落后，官兵素质很差，且军令不能统一。日本陆军只有十七个常备师团和四个混成旅团、四个骑兵旅团、五个野战重炮兵旅团、三个战车联队（包括坦克、装甲车）、十六个飞行联队等，共三十八万人左右。日军数量虽然比中国少，但武器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而且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度，凡年满十七岁至四十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役，如果将后备役兵全部动员，可达一千万人。所以战争一旦开打，中国军队并不占优势。
以上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中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实力远不如日本，这仗不能打，打也打不赢，徒增牺牲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决策者，究竟是继续忍让还是明知在胜算不大的时候选择反抗，这是摆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诸多领导人面前最难以决断的难题。因为一旦抗战失败，国家、以及他们个人，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谁也不能不考虑、不担心。然而，在明显的弱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能在“七·七事变”后短短几天内即下定决心发动全面抗战，这是八年抗战中第一个不容易。
抗战初期，就总的国际形势看，中国除了从苏联那里还能得到少量的援助，在国际上几乎孤立无援。至于后来美国对日宣战，那是因为日本自己犯了错误攻击了美国的缘故，而且“珍珠港事件”是在“七·七事变”后五年多才发生的，当时谁也料不到五年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蒋介石在那种情况下以“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勇气，领导中国人民孤军奋战，屡败屡战，坚持抗战到底，这是第二个不容易。
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几乎是在以血肉之躯抵挡敌军的枪炮，伤亡极大。据说汪精卫就是看到战场的惨况，又认为以中国当时的条件不可能战胜日本，才动摇了抗战信心，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最后去了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汪精卫从国民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央最高层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他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因此汪精卫的降日对国民党坚持抗战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和考验。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坚不动摇，坚持抗战到底。这是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第三个不容易的地方。
可以说，没有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坚定的抗战意志，就不会有八年的抗战和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骨气，无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可惜，因为抗战后国共内战的失败，蒋介石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获得应得的名誉和历史地位。司马迁留下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后来被人渐渐弄丢了，变成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观。更有一批人为了一己私利，故意隐瞒蒋介石的历史功绩，故意抹黑他的形象，误导国人。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之耻。
（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促成所谓“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重要转捩点。中共因此盛赞张学良的功劳。我认为张学良之所以会发动“西安事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他在“九·一八”时不抵抗、不作为，结果丢了东北，丢了老家，心中难免悔恨而思有所补救；但又因年少气盛、头脑简单，行事难免走极端，于是弄出了个“兵谏”。二是长期受中共蛊惑，以为团结中共一起抗日是正确的方针，结果上了当。由于“西安事变”引起的结果对中国政治、历史影响深重，因此从事变发生的第一天起，张学良是历史的功臣乎、仰罪人乎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安事变”的后果基本上都一一显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功臣、罪人也可以下定论了。
以我看，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一时还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是否会决定立即发起全国全面抗战，不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从这一点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全国抗战似乎是有功的。但是，“西安事变”实际的后果是非常不好的。
第一，事变本身对蒋介石生命造成极大危险。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因为逃跑，黑暗中跳墙跌伤腰部。设若蒋在逃跑时因天黑不幸从山上摔下来摔死，又或捉拿蒋介石的人中有人乱中开枪打死蒋，这种事谁也不能保证必定不会发生。当时随蒋来西安的国民政府高官和重要将领有数十人被扣押在西京招待所，就受到杨虎城十七路军士兵的排枪扫射，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等当即中弹毙命。杨虎臣也是策划“西安事变”的首脑，据说蒋被抓后他竭力主张杀蒋，而张学良主张不杀。设若张不能说服杨，或杨擅杀了蒋，怎么办？此为“西安事变”危及蒋介石生命的第一种危险。“西安事变”由头至尾都有中共参与、策划。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就立即电告延安，与中共商议下一步行动。而毛泽东等中共首脑接到电报后欣喜若狂，主张一举杀了蒋介石。由于斯大林也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他从苏联本身利益考虑，认为当时中国唯有蒋介石才有团结全国、领导抗战的威望和资格，杀了蒋介石中国群龙无首，日本将可轻易占领中国。而日本占领中国后下一步就会将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因此他立刻下令制止杀蒋。如果当时斯大林动作慢了一步，或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电报阳奉阴违，则蒋介石极有可能就此被杀了。此为“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生命造成的第二种危险。“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和主战派蠢蠢欲动，他们企图以营救蒋介石和严惩西安叛军为名，派飞机轰炸西安，派军队进攻西安，置蒋介石生命安危于不顾。这个阴谋在宋美龄、宋子文激烈反对下才未得逞。宋美龄先请澳大利亚友人瑞纳飞西安探听张学良态度，然后亲飞西安与张学良谈判并接蒋介石回南京，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否则，一旦飞机轰炸西安，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开战，混乱中蒋介石随时有被炸死或被杀死的可能。这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面临的第三种生命危险。而一旦蒋介石真的在“西安事变”中丧了命，不要说今后会不会有八年抗战，当时就会爆发内战。届时各地军队或割据自保、或彼此混战，日本军队可兵不血刃占领全中国。
第二，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初衷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其实是中共提出的口号。从后来的事实看，中共表面上喊“合作抗日”，实际并没有真的向国民政府交心，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也没有真的抗日，他们不过是要通过此举来解除国民政府军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获得死里逃生的机会。自始至终，中共始终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视为真正的、唯一的敌人。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是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对打日本人不感兴趣，却专打国民政府军。所以在这点上张学良是上了中共的当。
第三，“西安事变”不仅使中共逃过被彻底消灭的危机，还使中共在抗战中获得发展壮大的大好机会。他们以抗战为名肆意扩张一党所有的军队，开辟一党所有、独立于国民政府外的“抗日根据地”，由此奠定了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争夺全大陆政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中共执政后以“阶级斗争”血腥暴戾手段统治中国，使数以亿计人民陷于中共独裁统治之下，至今不能解脱，则张学良的罪过就更大了。虽然，大陆沦入中共之手并非“西安事变”直接的后果，大陆人民受中共迫害也非张学良的意愿，但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大概率地不会有后来的境遇和发展，能否在抗战结束后四年就能夺取全大陆政权更是难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个间接的罪责张学良无论如何是逃不了的。
第四，张学良作为一个带兵将领，因为与国家统帅的政见不同，就敢悍然发动所谓的“兵谏”，置国家首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如此鲁莽灭裂的行为，与“爱国”两字根本背道而驰。若带兵的将领个个如此，甚至还被捧为“英雄”，是非黑白颠倒，则国将不国，还谈何抗日！
所以，尽管中共一直鼓吹张学良是历史功臣，我却始终认为他是历史的罪人。
（五）抗战发生前的形势，日本军力、国力、科技等方面都比中国强；但是，日本比中国幅员小，人口比中国少，各种战略资源比中国少。所以早在一九三七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军事家蒋百里就在他的《国防论》中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指出中国的抗战要坚持全民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的转变。他强调“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毛泽东也有《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时间上晚了一年。现在有人争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路是否来自蒋百里，我认为争论这个发明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清，在抗战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表面上实行的都是“持久战”策略，但实质上这两个党实践这个策略的目的和做法都是不同的。简言之，一个是真抗日、真持久战；一个是假抗日、假持久战。
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实行的是真正的对日寇的持久战。国民党政府军在八年抗战中先后发动了二十二次大会战役（指双方投入兵力十万人以上的战役），一千一百多次大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数万至十万）和三万八千九百多次小型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数千至一万），其余小规模的战斗不计其数。发动这么多战役，目的就是利用中国人多地广的优点，不停地缠斗日本小鬼子，在持久战中削弱敌人、进而打败敌人。从这二十二次大战役起迄的时间看，从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淞沪会战到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的湘西会战，国民政府军对日军的大规模作战从未停止过。为此，国民革命军不惜作出了伤亡三百二十二万多人的巨大牺牲，毙伤了日军八十五万九千多人，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凶焰，最后终于坚持到了抗战的胜利。因为国民政府是真抗日，国民政府军与日军进行的是实打实的战场较量，所以国民政府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将级以上军官就有二百多位。
但是，中共的持久战不是持久地对日作战，而是持久地利用抗战形势发展中共一党所有的军队，扩展一党所有的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中共持久地坚持一个目标，就是积聚自己力量，找一切机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时打倒国民政府，夺取全国政权。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洛川会议上就说得很明白。他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他还规定中共在抗战中的策略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而这“一分抗日”也并不是真的上战场与敌军作殊死搏斗，而是避重就轻，躲到敌后交通不便的地方去发展“根据地”，去进行所谓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的“洛川讲话”和“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方针，是他对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内部的指示，中共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并反说这是敌人的造谣。但是，我查阅过由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其中记录的、在抗战八年中由毛泽东、或以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名义、或以八路军总部名义发出的所有有关电报，其精神与这个“洛川讲话”和“七、二、一”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另外，当时参加了“洛川会议”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这次“洛川会议”的记载，其中张闻天、毛泽东的讲话与现在流传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也是一致的。还有，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至四五年十一月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和苏联塔斯社军事特派员身份派驻延安中共总部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他在日记中记录的、他观察到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基层军队对抗战的态度等种种反应，也都符合这个方针。所以，中共的否认不仅显得心虚，而且是徒劳的。
在整个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除了在抗战初期红军刚接受国民政府军改编时，林彪所率的第115师在阎锡山第二战区指挥下参与平型关战役，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胜利，以及在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四一年一月期间，由朱德、彭德怀发动的、为反击日军“扫荡”而进行的各零星小战斗，却被故意夸大了规模的所谓“百团大战”的这两次战争，其余时间八路军均遵照毛泽东的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指示，躲到战线后方日军轻易不到的偏僻山区去，对日军实行“游而不击”的“捉迷藏”游戏；同时在日军统治力量不及的真空地带，持久地发展中共一党所有的军队和根据地。至于新四军更是不像话，自成立以后基本上忙的就是收编土匪，攻击和吞併国民党小股地方武装，开辟所谓的根据地；此外就是专找国民党部队搞“摩擦”。他们甚至将从国民党部队手里夺来的城池故意放弃让日本人占领。中共是这样的抗战法，所以到抗战后期，中共军队人数从抗战初期区区三四万人迅速发展到了抗战后期的一百三十万；根据地从原来的陕北一个，发展到全国十多省十四个大型根据地。也就是说，中共是利用国民政府军和日军鏖战而无暇顾及他们的机会，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中共是假抗日，所以中共军队在抗战中损失很少，将级军官死在战场的只有一位，即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而这一位死在战场的左权将军其实也不是在主动攻击日本人时牺牲的，他是在逃避日军的扫荡时被日军的炮弹打死的。至于另一位也死在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他是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攻打忠于国民政府的地方民团时被背后飞来的流弹打死的，很可能是死于“自己人”之手，与“抗日”两字根本不搭界。
中共后来宣扬他们的抗日战绩，说他们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了多少多少仗，消灭了多少多少日军，这些数字最初是怎样来的呢？如果你读过由中共出版的《彭德怀传》可能就会明白。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前几天，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为应付记者团临时炮制出来的。这些数字不是杜撰的就是夸大了的。如若不信，可以叫中共把这些战斗的时间、地点、参战人数、毙伤日军人数等等详细资料公布出来，包括它大力宣传的“地道战”、“地雷战”的战绩，看它拿得出拿不出。所以，在抗战中真正实行持久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是国民政府军，真正为中国各族人民立下大功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个真相，现在是到了应该澄清的时候了。
（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二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出一个问题：“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然后他攻击蒋介石是“摘桃派”，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不浇，现在桃子成熟了就想下山来摘桃。他又说：“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这当然是无耻得再也不能无耻的谎言！前面我所述的事实已能证明：没有国民政府军队前仆后继的八年抗战，没有蒋介石坚定的抗战决心，中国是赢不来抗战胜利的。因此相比中共，这胜利的“桃子”理应是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来摘的。
不过，毛泽东既然提出了“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这个概念，那么从“人民”（不是从“解放区人民”）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所以，抗战胜利这个果实应该归谁，我认为第一毫无疑问地应归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归在抗战中做出牺牲、遭受了各种苦难的人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领导抗战有功，但真正的功劳是由无数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浇铸成的。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事例可讲，但我想只要引用《陈诚回忆录》（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中关于壮丁、即国民政府军兵源的一些片段就够了。据陈诚说：一九四一年七月，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呈给蒋介石一份视察报告，蒋梦麟在报告中这样说：
梦麟此次视察黔，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钲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例上渎，幸赐垂鉴：
1，落伍壮丁手持竹杖，发长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东行，盖其心必念家乡也，沿途所见者十余人。
2，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年约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询之，则以手画地作“吾伤风”三字。问其自何来？曰“宣化”。继曰：“头痛眼花看不见。”遂嘱同行医生以药物治之，并予以法币十元。翌晨见其已能起立。同地又见落伍壮丁倒卧街旁，以电棒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
3，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午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正对一死壮丁左臂大嚼。
4，渝筑路上桐梓县在寓所后面院子里，见壮丁百数十人正在训练中，面黄饥瘦，食时，见只给饭两中碗。旁观有一中央军校毕业之李上校叹曰：“天哪！ 这种兵怎么打仗？ 唉！办兵役的人啊！”
5，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挑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被执，坚拒不肯去，被殴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苏，送县署，询之，得知其实。”
6，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馀一人病愈逸去。
7，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馀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馀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人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8，据钲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9，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馀人，而此百馀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馀一百馀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10，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对于发生此种情况，陈诚在书中解释说：中华民国於一九三三年公布“兵役法”，但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开始实行。按兵役法，有所谓“三平等”的原则，即不问阶级，不论贵贱，凡役龄男子，均须服兵役；而征兵数目，依各地人口多少来分配；又凡应征入伍者，当免除或缓后其劳役。但实际上，大抵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可用种种方法避役，当兵的人大半是穷苦无告的农民。新兵入伍，为怕逃跑，用绳绑了，由老兵荷枪实弹押送。
又政府役使民夫，也有相关的规定。如当时的五战区规定军队役使民夫以十天为期，每日给民夫九角五分，发米二十两。但主管部门扣去一角五分，还扣去柴钱三角，每夫每日仅得五角。如此，每人服役一次，至少要赔累三十至五十元。而有的部队竟连这五角也不给，或只给三角或四角。征夫不到者，即加棍责，甚至有被枪毙的。五战区兵站总监部直属第一支部属下的民夫，因服役而死者今年（按：一九四三年）已达千馀人。
陈诚在回忆录中还谈到军队腐败情形。他说当时“假抗战之名，为争夺地盘扩大势力之实者，岂但共党为然，正自大有人在。不过条件机会各不相同，因而彼此的成就也就不得一样罢了。说中央不能容忍异己，这是在不知内情的话。据我所知，中央为了团结，确已做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抗战阵容在日寇投降以前，始终不致破裂者以此，终于使我们忍耐到胜利到来之日亦以此。容忍之义大矣！”他举五战区为例：“一九四二年湖北水灾严重，中央核定湖北代五战区购军粮稻谷九十万石，军麦六十万石，合计一百五十万石。这个数字比五战区要的数字少了一点，但比上年度核定的数字要多百分之五十。湖北要购齐这批粮，已是竭尽所能，置民食於不顾了。但五战区还说不够要在一百五十万石外再加购四十万石，才能解除部队的饥荒。实际上据各方报告，五战区人民吃的粮食好多都是军队卖出来的；五战区兵站总监私存稻谷一万六千石；五战区一训练机关盗卖军粮；部队长在各县购置田产，随县一处达千馀亩；老河口一处妓女即达五千馀人。 粮食的来纵去迹，由上述五事可以得知其梗概。”那么这个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是谁呢？从一九三八年至四四年底，一直是桂系首脑李宗仁。
从陈诚这个回忆中我们可以感性地体会到当时的政府还是那么落后、腐败，军队也是那么落后、腐败，整个国家的文化、制度还是那么落后、陈腐，从而体会到蒋介石作为政府首脑领导抗战的不易，更能体会到当时人民为抗战作出牺牲的巨大。八年抗战真正可用“惨烈”两字来概括；八年抗战中人民这条“长城”确实可说是用血肉筑成的！中国的抗战能够坚持到最后并取得胜利，这样的功劳，不首先归于人民，还有谁能当此首功而不感羞愧？毛泽东说这个功劳归于“解放区人民”，一口否定国统区人民的功劳，实质就是要把功劳归于中共，归于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贪天之功化为己有”，真正的窃国大盗！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还说：“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这又是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天皇在八月九日的御前会议上就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十日清晨即将投降决定照会中立国瑞士、瑞典，并经两国转告美、英、中、苏四国。此时苏联红军离日本远的有二千多公里，近的也有近千公里，中间还隔着一个日本海和整个朝鲜半岛，日本能因苏联出兵而投降吗？这不是笑话！事实是美日经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中途岛战役，日本军队的整体战力就每况愈下。美军逐步肃清了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后，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攻击。美军发动了一百多次空袭，包括五次大轰炸，对日本本土尤其是东京造成极大破坏。然而日本仍负隅顽抗不肯投降。美国为了震慑日本好战军阀，尽快结束战争，也为了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时的伤亡，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广岛市九至十六万人死亡，长崎六至八万人死亡。原子弹这种新型武器空前巨大的杀伤力，使日本天皇意识到再顽抗下去只是徒增日本人民的死亡，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才促使天皇在九日当天就决定投降，并在十五日正式下令全国无条件投降。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说：“交战已阅四岁，不拘于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最善，战局未必好转，世界大势亦不我利。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不仅招来我民族之灭亡，延而可破却人类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哉？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应于共同宣言也。”这《诏书》中所言“交战已阅四岁”，指的是与美国交战已经四年；而所言“敌新使用残虐爆弹”，即是指原子弹。所以天皇的《诏书》就已经明白告示天下，决定日本投降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不是苏联红军而是美国的原子弹。苏联参战不过是趁火打劫来中国东北大捞一把好处而已。
对于抗战胜利，我以为有一点我们中国人必须明白：中国坚持八年抗战是十分了不起的壮举。中国抗战给了日本沉重的打击，拖住了日军大量军队，严重地削弱了日军的战力，这些也都是事实。但是，日本战败主要不是中国打败的，是美国打败的。若不是日本自己犯错误，采取了与美国为敌的政策，主动攻击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再过若干年也是打不过日本的。因此过分夸大中国抗战对打败日本的作用，就不能正确评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正确评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容易导致“厉害了我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盲目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对于中国脚踏实地地崛起，没有半点好处。至于有人贪天之功，把自己说成抗战的“中流砥柱”，那更是无耻的无稽之谈！
2020年7月7-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