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一九五0年—）
一九六九年，陈菊毕业于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由于父执辈的渊源，陈毕业后成为时任宜兰台湾省议员郭雨新的秘书。郭雨新当时是中国青年党籍，陈因此也加入过青年党。陈活动力极强，在担任郭雨新的秘书期间是联系党外中生代及新生代的关键人物，她还成为党外与美国的重要联系渠道，把许多台湾的消息传递到美国，是美国掌握台湾国情的重要来源。她同时是许多禁书的重要来源，等于是个流动地下图书馆。陈当时被人称作“党外小妹”。
一九七八年初夏，因为将一份政治犯名单通过特殊管道送交给大赦国际，警备总部在六月中旬搜查了陈的住处，一周后在彰化天主教堂将她逮捕。这是自《自由中国》事件之后，台湾新一波民主运动中的第一个逮捕事件。根据当时警总的纪录，警总搜查她住处是因为接获密告说陈在自己宅中复印林正杰与张富忠写的“选举万岁”一文，同时收藏有雷震的反政府文件。郭雨新为了营救陈，向美国国会议员求助，在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之下，陈被逮捕后数日，美国大使馆就向台湾政府查询案情。美国介入的重点是要求台湾当局保障陈的“司法人权”。据说美国大使把国军的武器采购清单放在写字台上压了好几天不予理睬，他告诉党国，不应该抓陈菊。对台湾当局而言，就所查获的资料要指控陈为“共匪”或“从事台独”也实属牵强，但又认为轻放陈可能造成威权统治的破口。最终当局不得不在以台美外交大局为重的考量下，回避了对陈的审判，并以上宾规格招待陈参观十大建设项目与金门战地等作为下台阶。在囚禁十三天并被迫写下悔过书后，陈在七月六日被释。
陈一时成了蒋经国的心头之患。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到八月之间，蒋经国日记有以下记载：
六月二十八日：“处理陈菊案。”
七月九日：“美国问我政府有关陈菊案所采取的蛮横态度，令人痛恨，无可忍矣！美国人的做法既恶毒又愚蠢。”
七月十日：“陈菊案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处之以轻则将使国内反动分子益趋狂妄，处之以重则将引起美国之政治干涉，不论是轻是重，皆应以国家之利益为先，内奸外贼皆足以害我国也。”
七月十四日：“为陈菊案，美国对我加以压力和恐吓，其行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益增余深爱我中国之情操。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
八月二十一日：“美国大使竟在其使馆接见我国之罪犯，行为之卑鄙可悲。美国私通国内反动分子并予支持行之多年，美国所做之事无不害人害己，不知我将忍至何时，呜呼痛哉！”
据已解密的档案，情治单位当年其实有意吸收陈菊，但根据警总的评语，陈菊是自大、自狂、自傲、自豪及毫无亲情的冷酷人物，对事物常无情批判，而陈菊自信自己是领导者，不愿受人支配，属“泼妇”型女性，善于虚应伪装，喜怒无常，自命不凡，如果“疏处不善，危害性更大”，“陈女思想中毒太深，似难短时转变，应作长期疏导”。
一九七九年，陈担任《美丽岛》杂志社编辑委员暨《美丽岛》高雄市服务处副主任。
十二月，陈因美丽岛事件被捕。她以为将被枪毙，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给台湾人民的遗书”：“愿所有受苦、被受缚、被压迫的人早日得到解放，愿我深爱的故乡—台湾的人民早日享有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祈法律能象征代表正义，而非只是统治的工具。”
一九八0年三月，因为党国感受到了党外运动的实质性威胁，于是陈被判了十二年徒刑。
在监狱里，陈跟吕秀莲曾被关在同一牢房。
陈服刑六年又两个月后在一九八六年假释出狱，赴美探望友人，回国后继续投入政治犯救援行动与人权工作。
一九八六年，陈是民进党建党十人小组成员。她属于新潮流派。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陈竞选高雄市第二选区国民大会代表并当选。
一九八六—一九九二年，陈历任东亚人权协会理事、台湾人权促进会办公室主任、秘书长和会长。
一九九四年，陈创办了台湾菊工作室。
一九九四—一九九八年，陈被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陈水扁任命为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
一九九八—二000年，陈应高雄市市长谢长廷之邀担任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局长。
二000年，陈取得国立中山大学管理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管理学硕士学位。
五月，陈担任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二00五年九月因高雄捷运泰劳弊案辞职下台。她是民进党执政以来任期最长的女性内阁部会首长。在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内，陈主持通过了许多重要的劳动法案，建立了有关的政策机制，包括1）建立就业安全体系，通过“就业保险法”，推动多元就业方案，协助弱势劳工就业，强化就业训练、就业服务，建立失业补助制度；2）建立劳工退休保障和年资可携带的劳退制度，解决劳工的工作年资因改换工作而中断的问题；3）创造有尊严的工作环境，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防止性骚扰，建立育婴假制度，推动“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和“团体协约法”，保障劳工的集体协商权；4）改善劳工职场安全，通过“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等等。
陈曾任长荣大学冲突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客座副教授。
二00六年，陈以一千一百十四票（不足百分之零点二）险胜而当选为高雄市改制前的市长。
二00七年六月，高雄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陈在高雄市长选举中的当选无效。七月，陈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十一月，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二审宣判选举无效部份维持一审判决，当选无效部分改判陈当选有效。选举官司至此定谳。
二00八年五月，陈就任民进党中常委。
二00九年五月，陈以高雄市市长的身份出访大陆，成为当时访问大陆的民进党最高行政长官。陈会见了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北京市市长郭金龙、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和上海市市长韩正等。
八月，陈与南部七县市首长共同邀请西藏宗教领袖及流亡政府领导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赴台为八八水灾的灾民祈福。台湾省随后表示同意。月底，达赖喇嘛抵达台湾，陈在桃园国际机场迎接达赖喇嘛。
二00九年十二月，陈参加高雄县市合并改制直辖市后的市长选举，在党内分裂的情况以八十二万一千多票、百分之五十二点八的得票率击败前民进党籍高雄县县长杨秋兴与国民党籍的黄昭顺，当选为高雄县市合并后的首任市长。
二0一二年，因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为总统大选失利而辞去主席职位，陈从三月至五月代理该职。
二0一三年八月，陈赴天津、深圳、福州和厦门四城市参观访问。
二0一四年十二月，陈以九十九万余票、为竞选对手杨秋兴的得票数的两倍多而顺利连任。陈在高雄市执政长达十二年，为台湾地方自治史上仅次于国民党籍的胡志强连续担任同一地区地方首长的第二长者。其任期持续至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提前离任为止。
二0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深夜至八月一日凌晨间，高雄发生多起石化气爆炸事件，造成三十二人死亡、三百二十一人受伤、多条重要道路被严重损坏，这是陈在高雄市市长任内曾面临的最大考验。
陈在市长任内致力于打造高雄为海绵城市，共兴建了十五座滞洪池，理论上蓄洪量达三百二十六万吨；她还兴建了凹子底森林公园（二00九年竣工）、卫武营都会公园（二0一0年竣工）、中都湿地公园（二0一一年竣工）、双湖森林公园（二0一八年竣工）和少康森林公园（二0一九年竣工）等大型公园；陈与中央合作兴建了亚洲最大规模的国际级演出场地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陈任内最重要的施政工程为亚洲新湾区，她对高雄港区进行改造，努力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港区，塑造高雄为海洋首都的形象，包括将旧库区改建为驳二艺术特区，在岸边兴建高雄展览馆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引入邮轮访问高雄。她并兴建了全台第一条环状轻轨捷运，作为发展高雄观光的重要运输工具。
陈成立了高雄人权委员会，设立了人权学堂以推动市民的人权意识。陈坚信“相爱是人权”，她首创了同性户政登记制度，核发了“同性伴侣证”。
二0一八年四月，陈受邀担任蔡英文的总统府秘书长。事先陈被记者询问是否有意愿接任总统府秘书长，陈说：“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在总统府秘书长任内，陈协助促成了政治档案解密。
十一月，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失利，陈请辞总统府秘书长，被蔡英文慰留。
二0二0年五月，陈在蔡英文、赖德清分别就任第十五任总统、副总统前宣布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转任监察院院长。她坚持监察院应是人民的靠山、弱势者的依靠。陈还兼任了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
每年的二二八，陈几乎都会到位于宜兰的林家墓园凭弔四十四年前蒙难的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以及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们。她在二0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脸书”上说，“在山坳里讴歌，唱出心中的哀戚与伤痛、坚定与响往，抚生慰死，愿憾事不再，愿真相早来，愿和解共生，愿铭记不忘。”
陈没有结过婚，她常常笑说自己早就嫁给了“台湾”。陈有过不少追求者，谈过好几段恋爱，但都以分手收场，不是个性不合，而是陈自十九岁就投入政治，双方话题一旦论及婚嫁，男方都会要求她淡出政治，洗手做羹汤，不能还是一天到晚往外跑，而且好像做的都是冒险犯难的事。陈的选择是放弃爱情。她说：“我的一生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感情的事是要很自然，如果没有很好的机缘也许擦身而过，当然这是我人生的缺憾之一。”
党外娘子军
美丽岛八位被军法审判的“叛乱犯”中的两位女士吕秀莲和陈菊的“革命”辈份比现在所有民进党台面上的人物都高，她们是自由派的新女性。党外娘子军的主力还有在美丽岛事件后投入政治的“叛乱犯”的夫人们。
美丽岛审完后，蒋经国决定在一九八0年底恢复两年前暂停的“中央民代”的增额选举。
党外在大审判中宣传了理念，创立了美丽岛这个品牌，但是，党外不光是伤筋动骨的问题，而且是十室九空，美丽岛事件后没被抓的党外大佬康宁祥曾经说过：“现在党外只剩下了阿公和孙子”。
可是康宁祥忘了，时势造英雄。
在一九八0年底的选举中，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和张俊宏的太太许荣淑不顾党国的种种刁难，投入了选战。
周是富家大小姐出身，原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但是，周披挂上阵，生生哭出一个选举模式来。下面摘自张富忠和丘万兴所著的《绿色年代－台湾民主运动二十五年，一九七五—二000》：
“选举在极度紧张和不确定中展开。第一场演讲会在一个小公园举行，开始的时候，群众甚至担心特务等干扰而躲在树丛角落里，不敢靠近演讲台。但是，当周清玉上台以如泣如诉的感性音色讲出第一句话：‘我是姚嘉文太太……”之后，在台上就哭了起来，四周的群众都围了过来，全部听讲者都陪着她掉眼泪。”
周的演讲从第一场一直哭到最后一场，结果在台北市以第一高票当选国大代表。同时许荣淑在台中当选为立法委员（黄信介的弟弟黄天福也在台北市当选为立委）。
一九八三年，林宅血案后带着唯一抢救过来的女儿出国的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返国竞选立委，在宜兰当选。
这样美丽岛被军法审判的八人里，有三位的夫人投入选举并当选，这个模式于是延续了下来，日后党外以及民进党的多位政治人物在被抓入监服刑或是依选罢法失去参选权时，就由夫人上阵，知名的还有吴淑贞代陈水扁选立委。这个模式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司法系统已被社会大众认定不公不义，让夫人代打有了正当性；二是存在基本的民主条件。
夫人们在借助丈夫的名望当选之后，就直接被选民认可与授权了，不过这种授权是有时效性的，选上后就不能再靠丈夫的名望混，不然下一届就选不上了。
几位夫人做得基本平淡。当时立法院是党国的压倒多数，全面主导议案，党外没什么空间，只能议论与抗议。三位女士不是富家小姐就是文静淑女出身，没有后来民进党草根女士们那么彪悍。
但立法院以外，女士们多有建树。许荣淑创办了《深耕》杂志，招揽了吴乃仁与丘义仁两位年轻干将，成为后来新潮流系的晶种。一些其他党外的人才也借夫人们从政而展露才华，包括奇女子陈文茜，她曾帮周清玉、许淑荣竞选，还曾担任方素敏竞选立委的文宣负责人。
周清玉参选前的专业是社会学，当选国大代表后，不但发挥专长办了一个以人权议题为宗旨的《关怀》杂志，还接手了另外两位党外活跃分子创建的美丽岛受刑人子女夏令营。美丽岛事件四十多人被关在监狱里，这个夏令营“吻干他/她那思爹的泪花，安抚他/她那孤独的心”是雪中送炭的经典。
小朋友里有一位叫丘议螢的小女孩，就是后来立法院里的“漂亮宝贝”丘议莹议员，她曾与国民党议员李庆华在立法院里干过一架。李是党国大佬李焕的儿子，干架这种事，官二代不是狱二代的对手。
不是所有狱二代都去从政，夏令营里另一位小女孩叫姚雨静，她是姚嘉文与周清玉的女儿，姚小姐没有走政治路而是随妈妈关注社会议题，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她曾是喜憨儿基金会下属专业照顾智障儿童的台湾新北市乐山疗养院的院长。
姚雨静在念高中时就是情治人员跟监的对象。不论她在学校上课，或到要好的同学家写作业，所有接触过的人，必遭情治人员盘问，导致她在学校遭师长以异样眼光看待，也曾受到同学的排挤，被骂是坏人的女儿。姚雨静每当说起父亲不在的日子，总是泪流满面。
由于父母亲的政治立场，让姚雨静在成长过程中跌跌撞撞，但她没有怨言，当母亲竞选立委、父亲获提名考试院院长时，她挺身而出，卖力地为老爸老妈拉票，认同父母为台湾努力的信念。她说，她自己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剪报，催两位老人家吃维他命，保持健康，并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律师参政
美丽岛留下的政治空缺，主要由大审判时的辩护律师们填充了。十五位律师中有多人投入了一九八0年底起恢复的选举，其中六人先后当选而从政，尤清于一九八一年初当选为监察委员，后来担任了两任台北县县长；苏贞昌于一九八一年底在屏东当选为省议员（一九八六年九月民进党成立时，苏贞昌被选为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及组织部督导，为“十八人创党小组”成员之一）；谢长廷与陈水扁于一九八一年底在台北市当选为市议员；张俊雄和江鹏坚于一九八三年底分别在高雄市和台北市当选为立法院立委。
那些党外的律师把民主的热点集中到议会的问政上。
议会本是政府的一部分，定法律、编预算、审项目。可是，那时党国包办一切，议会的功能非常有限，于是党外的议会政治就是找碴挑毛病，而挑毛病是律师们的长项。
一九八四年十月，在立法院，立法委员江鹏坚质询行政院长俞国华，问他党国“一党独大”，与大陆有什么不同？
俞派内政部长吴伯雄代答，吴说：“中华民国在复兴基地三十多年来，无论是中央及地方的选举，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以及无党籍人士，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公开、公正地作竞选活动。目前我们地方自治实施程度已日益进展，民主宪政的运作也日益成熟。共产党在大陆上虽有八个附属党派，但却没有自由竞选的权利，中共也从未办过地方自治选举，他们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都是由共党中央提名的人选。”
吴还说：“在中共政权下，没有一个国会议员能够像江鹏坚委员那样说话。”
吴用了一个技术性比烂蒙混过关。
在进政坛的诸多律师中，陈水扁与谢长廷最抢眼，他们是台北的市议员，职位最低，问政挑毛病挑的都是最草根也最能引共鸣的民生议题。
台北市警察局在一九八0年代初邀请华盛顿警察局长杰弗逊（B.Jefferson）来台，事后报销花费三十一万余元，引起了议员们的注意。市警局提供的资料说，杰弗逊携“未婚妻”同来，而外交部的公文则记载为杰弗逊“夫妇”。陈水扁质问市警局真相，主计主任承认确是杰弗逊的“未婚妻”。陈水扁说，招待外宾的太太理所当然，外宾的“未婚妻”无合法名份，花费大可不必，他认为应扣除这位外宾女友的机票及招待费用才合理。陈水扁接着往深处挖，让市警局把三十一万的细账通通交出来，结果在所列花费项目中，所赠礼品包括钢笔、旗袍、别针、国画和玉戒指等十一项，总价两万五千元。陈水扁指出，赠送外宾礼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即可，购买十一项，分明是在“拍马屁”。他并指出，接待外宾的筹备人员竟在事前吃了五顿便餐，莫非要排练招待事宜？前往高雄参观时，来回高速公路沿途过路费应该只有十八张，明细表却载明二十张，显然与事实不符，他指责市警局利用办“国民外交”的机会“揩油”。
一九八四年三月，台北市建设局长汪彝中到市议会备询，谢长廷质询，谢要求汪说明由万华至木栅可搭乘几路公车和何处可购买公车行驶路线简介等，汪均支吾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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