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卫平：上海市“五七”干校的“牛鬼蛇神”们
人生有些记忆难以淡化，每每触及清晰如昨，比如当年作为知青身份的我，在上海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的一段经历。
1973年冬天，我从黑龙江德都县下乡地回沪探亲，回到了康平路的家里。踏进家门，原本其乐融融的六口之家，冰锅冷灶了无声息，因为文革政治运动，一家人分崩离析、天各一方：父亲从1967年初被“整”：审查、隔离审查、后被赶到上海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关牛棚，已经过去7年了。母亲去了崇明岛的徐汇区“五七”干校。哥哥66届南模初中毕业，去了苏北的大丰农场。三弟回老家江苏扬州插队。我67届南模初中毕业，因为父亲被隔离审查，我没有资格去黑龙江兵团、农场，去了黑龙江德都县离边境较远的靠山屯插队。大家庭只有小弟一人留守，分配在浦东一家工厂搞基建。
黑龙江冬季冰天雪地是农闲，有四、五个月没有活干，我想这些年和父亲聚少离多，不如去干校陪陪父亲，多少给他一点亲情的安慰，再则“五七”干校，关押着这么多“牛、鬼、蛇神”，我有机会与他们近距离接触，也是一番难得的人生经历。
（1964年，周总理来上海，接见上海市人委“四清”工作队队长范征夫（中）等人，市委书记陈丕显（右）在做介绍。）
1973年年底，文革（1966～1976）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我居住的康平路、高安路一带，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扑面而来，住在我们院子的王晓东（市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自杀了。离我家几十米远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自杀了。我家院子向南几百米远的高安路上，上官云珠（著名演员《舞台姐妹》主演）跳楼自杀。向西几百米远的康平路上，孙兰（上海市高教局局长）跳楼自杀。父亲被数次批斗，白天黑夜车轮战，身心憔悴，多次产生自杀念头，母亲苦苦劝他，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啊，你走了，我和孩子们怎么办？你死了还要背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
一、父亲得罪了张春桥，被打成“陈曹死党”，关进干校“牛棚”八年之久。
父亲1920年出生于扬州北郊的贫农家庭，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家乡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武装陈文部队，1940年到苏南地区参加了新四军，曾任安兴区、强埠区区委书记、区长。1949年随三野进了上海，父亲参加了接管上海市区工作。1956年调上海市人委（市政府）办公厅任副主任、主任，副秘书长兼主任。
文革前十年，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起草市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项耗心费神的工作，父亲因此时常失眠，有一段时间神经衰弱，经常难以入睡，起草前要召集各委、办、局开会了解情况，初稿完成后要先到市长办公会上讨论通过，最后还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接受审查。为了工作需要，曹荻秋市长要求父亲列席相关的市委常委会，便于了解各常委的意见，方便修改报告。
有一次柯庆施主持常委会，柯转身问坐在右后方的张春桥，“春桥啊，你谈谈看…”，张春桥面无表情，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冷峻，“报告里为什么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讲话…”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曹荻秋看不下去了，脸涨的通红，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柯老，这是市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几次了，已经通过了，这跟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系！”柯庆施一看这个局面，就打了圆场，“好、好，那就，就通过吧。”事后柯也觉得张春桥讲的没道理。
大约是1962年，一次陈丕显主持市委常委会，讨论人事问题。柯庆施、张春桥没有参加。会上有个议题，拟任命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担任新华社驻上海分社副社长。当时參会人面前都有一叠厚厚的材料，其中讲到李文静曾经叛变过。当时陈丕显问父亲，你看怎么样？父亲没有犹豫直接说，叛变过的人一般是不宜提拔的。于是李文静的任命会上没有通过。但总有好事者把消息通给张春桥，父亲又算是得罪他了。
1958年，张春桥发表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文章，此文因揣摩到圣意而在政治上扶摇直上，获得毛的器重。1958年底增补为市委常委，后来当上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张要父亲写文章呼应他文章的观点，父亲因不同意他的观点没有写，再次得罪张春桥。
徐景贤66年11月率上海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成为上海继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三号人物“徐老三”，他的老婆葛蕴芳解放初期曾任夏衍的秘书，后长期在文教办工作。她受张春桥指使，找父亲谈话 ，要父亲揭发陈丕显、曹荻秋罪行，并举例马天水、王少庸等揭发陈曹都被“结合”了，父亲回答：“我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于是张春桥派老婆李文静进驻市人委办公厅，指挥造反派把父亲打倒。
二、上海“五七”干校成为迫害老干部的集中营
“五七”干校来源于1966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1968年，黑龙江柳河县为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创办第一所“五七”干校，后全国纷纷效仿，办起了干校，其实是把走资派、老干部集中关押，政治上制造恐怖，生活上虐待，剥夺人身自由，使干校成为迫害老干部的“集中营”。
（从左至右：徐锡涛、范征夫、胡文治、刘夫畅、舒文、潘承嘉、章其凡、张民诚、王希昶、周清泉、朱俊）
1968年10月4日，上海在原“半农半师”学校旧址办起了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也叫104干校。造反派把市里被打倒、审查的干部集中起来，在学校的操场、空地上搭建了很多简易大棚，把走资派们关进去，揭发批斗，劳动改造。让这些人手臂上箍着黑色袖章，上面有编号，互相之间不准叫名字，只准叫编号。造反派用车轮战、强光照射、打骂、不准吃饭、不让睡觉等手段强迫干部们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稍有辩解就是一顿毒打，最后逼迫你在交代材料上签字画押（按手印）。造反派把关押老干部的大棚叫“牛棚”（牛鬼蛇神）。
三、“走资派”们
1973年年底，我跟随父亲在徐家汇乘上去干校的大巴，车开了二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位于奉贤东门港的上海市直机关“五七”干校。
父亲这批人住在一栋二层楼教室的底层，房间（原先是教室）比较大，里面摆着十几张双层床，人最多时里面住着二十多人。我去时双层床的上铺已经不住人了，堆放着杂物。看下来只有曹荻秋旁边的床位空着，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有幸成为曹伯伯的“邻居”，要不是去干校陪爸爸，我不会有和曹伯伯这么近距离相处，要不是这场运动，曹伯伯也不会进“牛棚”受尽屈辱，这一切说不出是酸楚还是荒诞，总之眼下我将和走资派们同呼吸、共命运，体验一番被关“牛棚”的滋味。
夜晚的灯光略显昏暗，父亲把干校的难友一一向我介绍：
杨西光（原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宋季文（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已被赶到我们康平路4弄的院子里居住，是我家邻居）
李家齐（原市委秘书长）
刘夫畅（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杨永直（原市委宣传部部长）
杨实人（原市人委副秘书长）
周原冰（原市委副秘书长，后华东内刊主编）
施平（华东局农办副主任）
舒文（上海科委主任）
钦本立（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苏醖（市委接待办副主任）
黄宇霁（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电管局局长）
张浩波（团市委书记）
张民诚（市级机关党委副书记）
还有潘承嘉、章其凡、王希昶、胡文治、周清泉、朱俊、徐先坤、闵孝思、吴敦宏、胡志洪、朱根富、任兆祥等。
当时这批人属于红九连（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记得红九连的连长是施安源，支部书记是王宝仁，班长叫徐锡涛。干校的革委会主任叫方杰。
写下这么多人名，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一场政治运动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处境，曾经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核心人物，而今身陷囹吾被关押在干校，接受审查批判，劳动改造。
四、曹荻秋为儿子当上工人自豪，杨西光烟瘾大，爱抽大前门香烟
这批受审查的老干部，他们的审查分几个阶段：一、隔离审查；二、解除隔离审查（性质结论仍不明确）；三、回班（基本不是敌我矛盾，但仍然留个尾巴）；四、解放（所有的大帽子都拿掉，留个小尾巴，安排工作）。至于彻底纠正冤案、平反昭雪，那是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了。
（1964年，父亲在上海协昌缝纫机厂担任“四清”工作队队长，曹荻秋在工作队????点时合影）
干校的食堂在宿舍的西边，吃完早饭提回两热水瓶的开水，就是一天的全部用量，喝水、洗漱、擦身等全部靠这两瓶热水。食堂中午、晚上供应菜品就那么几样，2角5分的大荤有排骨、红烧肉块、红烧鱼块加一点蔬菜。小荤一般是炒肉丝、炒肉片。5分钱的就是纯蔬菜，青菜、黄芽芽、卷心菜、萝卜等，翻来覆去就这几样菜。
大走资派曹荻秋、杨西光是不允许早到食堂的，每次等他们走到窗口，只剩下5分钱的蔬菜了（造反派有权，要杀杀大干部原先养尊处优的待遇）。我有几次买到了红烧小肉，就悄悄分几块给他们吃，他们就不声不响地吃了。在干校里，除了曹荻秋的爱人石斌，没有人敢和曹荻秋说话，吃饭也没有人和他坐一张桌子，造反派把大走资派彻底孤立起来，谁要和他们说话，就被怀疑通消息、串供、会被批斗。我到干校后，有时和父亲他们下地劳动，有时不去劳动，没人管我，比较自由，我就在宿舍里陪曹伯伯说说话。
曹荻秋是1973年1月解除隔离的，这时候他每天都在写东西，见他写累了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宿舍里来回踱步。后来才知道他在向中央写申诉材料。
曹伯伯的儿子曹嘉扬和我是小学同届同学，相互认识，曹家小女儿莉莉常到我们院子来玩。文革前十年父亲是曹荻秋市长的直接下级，也是最重要的助手，造反派给父亲一顶大帽子是“陈曹死党”，市里多次开批斗大会，父亲站在他们旁边陪斗，为此我们全家政治上都不得翻身，我在农村四次上大学被推荐到县城，都因政审不合格不让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几年才得到平反。
曹家三个孩子一起到安徽嘉山县插队落户，当时有关部门不同意三个人去一个地方。后来曹家说，不让去我们就不下乡了，有关部门只好妥协，同意兄妹三人一起下乡。下乡几年后有一个招工指标，姐妹俩把这个指标给了曹嘉扬。嘉扬到县里上班后，经济条件才有了改善，生活有了保障。
那些年，曹荻秋和石斌的6个孩子，有5个被赶到农村务农 ，只留最小的莉莉在上海。曹伯伯和我说起嘉扬当上了工人，神情很自豪，孩子能拿上工资，可以养活自己了，对于身陷干校“牛棚”的曹伯伯是极大的安慰。
杨西光性格开朗，文革前他是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文革初“有幸”被张春桥列入“陈曹魏杨”的打倒名单。不劳动时老干部喜欢下下象棋，杨西光抽着前门牌香烟在旁边观战，有时大声为一方支招。他的烟瘾较大，一天一包前门牌不够他抽，有时嘴里嘀咕：“香烟也不让多买，只准买一包”。干校的小卖部离住处比较远，走一趟不容易，走资派在墙内处处受屈辱，花钱买东西还受控制。这天我特意去了小卖部，见一年轻的营业员，我大声喊道：拿一条前门烟！营业员看了我一眼，这个年龄不可能是走资派，那就是造反派了，二话不说拿了一条前门给我。我回去交给杨西光，他顿时十分惊讶，“你本事倒是蛮大的，弄来一条？”我嘿嘿笑了，“杨伯伯，不是我本事大，我是打着你的旗号，是杨西光叫我来买的，他敢不卖！”杨西光脸上掠过一丝无奈：“不要瞎说！”随之大伙一片哄笑。
粉碎“四人帮”后，杨西光被调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主持和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檄文，为全党拨乱反正，摒弃文革余毒，推进了时代向前发展，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五、宋季文、杨西光先后解放了
宋季文一直是父亲的老领导，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华野供应总站时，就认识他，他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文革前十年他当常委、副市长，有一段兼任秘书长，是父亲的直接领导。宋为人正直，有一次一位副秘书长看见他，一个鞠躬，“宋市长好！”被宋季文训了一顿，“我告诉你，宋副市长就是宋副市长，你这样叫，柯老听到了以为我要夺他的权。”这位副秘书长非常尴尬，拍马屁找错了人。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批斗陈、曹大会，曹左面穿大衣的人是父亲）
1974年1月，宋季文解放了，但留下“留党察看两年”的尾巴。过了两个月，我在干校门口见杨西光拎着包从里面走出来，我和他打招呼，“杨伯伯，到哪儿去呀？”杨西光面露喜色：“我解放了，这次连尾巴都没有留。”看得出，杨西光的心情很舒畅。宋季文1975年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粉碎“四人帮”后调到北京，任轻工业部部长。
六、外出运猪饲料（豆腐渣），张浩波被敲竹杠
干校的劳动于我来说是轻松的，我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身强力壮，在黑龙江强劳力环境下锻炼了4年，干校的翻地、锄草、起菜，对于我来说十分轻松，况且我不是在编人员，没人管我，比较自由。
有一次，我跟车（两吨小卡车）去外面运猪饲料（豆腐渣），卡车开到十六铺附近的地方装车，那天车多排队时间较长，等开回到奉贤南桥镇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回干校肯定过了饭点，那就在南桥镇上找家小饭店吃饭吧。这天一共去了四人，司机、造反派、张浩波（原团市委书记）、我。进了一家小饭店，点菜的时候，那两个人不说话看着张浩波，张浩波只能识相，买了四菜一汤，四瓶啤酒，几碗米饭，花掉5元多。这种“请客”的场面令人尴尬、唏嘘。那时候走资派被停发工资，据说每月给20元生活费，这顿饭张浩波被敲掉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剩下的日子只能吃5分钱的蔬菜了。几年后张浩波解放了，并担任了上海宝钢指挥部的总指挥，宝钢是大型央企，生产的高端钢材在全国供不应求。我几次到张浩波家里去看望他，谈起当年一起去十六铺运猪饲料的经历，张指挥仰天哈哈大笑，昔日被造反派敲竹杠的“牛鬼蛇神”，现在是挑大梁的央企掌门人，著名企业家。
七、说说干校的杨实人、钦本立、黄宇霁
杨实人文革前是上海市人委的副秘书长，文革开始后被赶到我们院子里居住。他的资格很老，是黄埔军校五期学员、炮兵。曾经任北平地下党市委秘书长，杨伯伯的爱人徐福静名牌大学毕业当医生，早期在延安时帮领导们看病。解放战争时她是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解放后，是中南海最早的保健科的科长。1962年全家到上海，他们的儿子杨杏林转到我班读书，他瘦瘦的个子，喜欢举手发言。后来在吉林下乡读的医学院，子承母业现在是颇有名气的老中医。
钦本立平时不爱讲话，他曾经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作过，后在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八十年代初，在当时的市长汪道涵的支持下，自主集资创办了《世界经济导报》，这份报纸办的有声有色，无论是影响力还是经济效益都非常出色，可惜在1989年被迫停刊。
（父亲范征夫1974年在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门口前）
黄宇霁，我在干校见到他时，他是不声不响的。他个子很高，喜欢手背在身后来回散步。因为他的几个孩子我都认识，所以比较关注他。记得74年1月初，北京的王树声大将去世，打电报请他去参加追悼会，这时黄宇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九连队委章其凡听到让黄去参加追悼会的消息，大吃一惊，用苏北口语说：“看不出来哦，黄宇霁是老资格了，王树声去世还请他参加追悼会。”后来才知道，王树声大将解放战争在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兼一纵司令员时，黄宇霁是一纵的敌工部长。黄宇霁长寿活到100周岁。
八、施平向孙大雨伸出援助之手
几天前刚去世的老前辈施平，也是我在干校期间认识的，他高寿活到113岁。晚年他长期住在华东医院南楼，我多次去看望他，他身体很好头脑也清楚，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为原华东师大的学生王申酉平反；二是收留了著名教授孙大雨。施平30年代在浙大读书时，孙大雨就是该校著名的教授，尤其对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著作的研究很出名。孙大雨40年代到复旦大学，同时担任了上海大教联的代理主席，带领大学教授和国民政府斗争，给美国总统特使写信揭露国民政府的黑暗。解放后上面撤了他大教联的领导职务，后来该组织也解散了。孙大雨开始骂人，骂潘汉年、李正文、曹未风等，后他被戴上三顶帽子：反革命、诽谤罪、右派分子，还曾经被毛泽东点了名。粉碎“四人帮”后两顶帽子摘掉了，但右派帽子摘不掉，原因是三级党委不同意。80年代初，在孙大雨当年的学生胡乔木的关心下，上海市委统战部决定为他摘帽。父亲受组织委托在衡山饭店找他谈话，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他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接收他，说孙大雨回来复旦就要乱了。无单位接收如何落实政策呢？在这关键时刻，时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的施平伸出援助之手，欢迎孙大雨来华师大，施平是有眼光的，也是宽厚有雅量的，孙大雨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成就斐然。
九、干校上下掀起“批林批孔”热潮。农事春耕近了，我该离开干校了。
1974年春节过后，干校又开始“批林批孔”，动员大家要紧跟形势，大造声势。王希昶的排笔字写的好，他叫我帮忙一起写。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规定我们弟兄每天临帖一页大楷字。记得文革开始后，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成为潮流，有一阶段，见到有的大字报是用漂亮的书法抄写的，大家的注意力似乎不在内容，转移到欣赏漂亮的毛笔字上了。
干校刷大标语是用白报纸，排笔蘸了墨汁写上去，都是围绕“批林批孔”的内容。反正上面刮风，下面就跟着落雨。
（1975年，我插队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来上海看病时合影（左面是笔者）
时间到了1974年4月底，黑龙江该是冰雪消融大地化冻了，我也该回去参加春耕农忙了。走出干校大门，别离我与“牛鬼蛇神”们朝夕相处4个月的日子，走资派等待着解除隔离被结合，明确结论不留尾巴，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和家人团聚。我的前途在哪儿，一辈子在那个落后的靠山屯做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内心不由一片迷茫。
结束语：我短暂的干校生活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每每和朋友聊起依然心有波澜。大约六七年前，我向人打听奉贤上海市直机关干校的遗址，告知，没有了，找不到了。是啊，半个世纪的变化太大了，上海市“五七”干校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文中大多“牛鬼蛇神”已经不在了。愿文革悲剧不再重演。
文字整理：盛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