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乔虹
从广播大楼西门正对的那条小马路一直往西走，是多数中央 广播事业局职工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途经铁道部宿舍、北 京人民广播电台、粉楼(广播文工团、卫生室、对外部食堂 等)、育民小学，有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广播局家属院——老 302宿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马路的两侧搭起了草席的大蓬， 上面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当时我还是三年级的小学生，经 常混在大人中间看这里贴的东西，文字基本看不懂，漫画可 以看个大概意思，有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也有批判广播局 领导的......不论看得懂看不懂，只要从这条路走，视线都会 被其吸引。
文革初期，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开始停课闹革命，大点的学 生参加红卫兵闹革命去了，作为小学生的我们，天真无邪，单 纯无忧，每天除了玩还是玩，也捎带着用我们的视角观看这 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
我跟着院里的孩子们，在小马路南侧的粉楼里看批斗侯宝林 ，会场时不时被他搅得轰然大笑。有时在小马路北侧看批斗 资本家，红卫兵给他剃光头、抽钢鞭，那人被抽得嗷嗷叫。有 次对外部食堂大门里面悬挂了一双高跟鞋，据说是广播局工 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夫人穿的，我们这些好奇心极重的小孩少
不了跑去观看，高跟鞋被拦腰切断，悬挂在门框上方。最后听 说李敦白夫人提溜着高跟鞋、哭着、光脚走回了家，她的家就 在我们居住的院——老302宿舍北院。有一天听我妹妹说，院 门口和食堂门口都有红卫兵把守，进出都要背诵一段毛主席 语录。当时我姥姥紧张得要命，她岁数大了怕背不下来，我 们赶紧教了她几段字数少的语录。然后我就去院门口试验一 下，果然，那里有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的红卫兵把守，已经有人 在背语录了。我走到那，用我那又尖又细的嗓子和极快的语 速说:“要斗私批修”，红卫兵就让我出去了。我转了一圈又回 来了，“要文斗不要武斗”，马上就进来了。回家看见我姥姥还 在断断续续的背语录，就告诉她:不用紧张，进出都背“要斗 私批修”就行了。
那时我们几乎天天都能看见广播局的“黑帮”:梅益(广播局局 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丁来夫、李哲夫、李伍、卢 克勤、康普(卢克勤夫人)......，他们排队走在那条小马路上， 有几位被剃了阴阳头，女士为了遮盖被剃的乱七八糟的头发 ，只好戴着帽子。广播局还有一个“牛鬼蛇神”队，有侯宝林， 白凤鸣、刘宝瑞、郭起儒、马增芬......文艺界名人。这些“黑 帮”队经常从我家阳台下走过，在小马路两侧吃力地挖坑种 树。文革之后，我跟爸爸提起看见他们挖坑的事，爸爸讲了 件有趣的事:这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挖坑种树非常吃力，一 镐抡下去一个白印，半天挖不出一个坑。他们中的卢克勤(原 来是技术部门的领导，后来是广播局副局长，夫妻俩和我爸 妈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头脑聪明，动手能力还特强，他当时发 明制作了挖树坑的机械，大家像推磨一样，随着钻头的旋转， 一会儿挖一个坑，省力省时，效率大大提升，就连监督他们的
造反派也被这神一般的速度惊呆了。听了爸爸讲的趣事，我 哈哈大笑，对这些叔叔阿姨敬佩得不得了，在文革这么黑暗 的时期，他们还能乐观地面对现实，开动脑筋，利用科技，解 放自己。让我们看到了“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那时经常听到，谁的父母挨了批斗了，谁的父母隔离审查了， 谁的父母是“反革命”，谁的父母是“特务”。广播局华侨特别多 ，所以“特务”也特别多，我和妹妹的同学里有几位的爸妈都被 抓了，不是“苏联特务”就是“日本特务”。
我爸妈也经常神秘兮兮地小声说话，生怕我们听到。有一次 我问爸妈:你们挨过斗吗?他们赶紧说:没有!没有!我说 “谁敢斗我爸爸、我妈妈，我就跟他拼了!”我还挥动着拳头。 爸妈吓得齐声呵斥我:不许胡说!要不要命了!我还不服气 ，跟他们顶嘴，他们晓以利害，我才冷静下来。
停课闹革命让院里的孩子们天天在一起玩，小孩嘛，免不了 打打闹闹，吵吵嘴，一会儿你跟我好，一会儿我跟她好，这些 都是家常便饭。有一天，我们楼里的一个女孩跟大家闹了意 见，开始是女孩间的吵嘴，后来就变成了互相攻击对方的家 长。那个女孩说某某的父母是反革命，立刻就有人反驳她说 :你爸爸是叛徒!女孩突然愣住了，她应该是不知道这事，看 样子这事对她影响不小。我是多数孩子一方的，但吵架的事 从来不敢往前冲，因为嘴巴跟不上。那个女孩愣了一会儿突 然看见了我，说:你爸爸也被打倒了，广播大楼北门，一进大 厅正前方的墙上就写着“打倒乔明恒”!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这种说法，顿时愣住了，而且还傻了，脑子里都是想象中的墙
上用黑色的墨汁写着的“打倒乔明恒”!(50多年过去了，这个 画面仍然刻在脑子里)我神情恍惚地回到家，静静地等着父 母下班。爸爸、妈妈终于回来了，他们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 ，招呼孩子们吃饭。好不容易挨到晚上，趁只有父母在他们 的房间时，我赶紧钻了进去，把楼里女孩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爸爸很轻松地说:“嗨!这不算什么事，墙上一会儿写打倒这 个，一会儿写打倒那个，他们愿意写，就让他们写去吧。”我对 父母的不在乎感觉有点疑惑，还是有些担心地问:你们到底 挨过斗没有?爸爸说:我主要是陪斗。我问:什么是陪斗?爸 爸说:“就是陪着主要人物一起挨斗呗!一般站前排的是主要 人物，级别比较高，问题比较严重，以批斗他们为主，站后排 的多数是陪斗人员，大于90度的弯腰，一直到批斗大会结 束”。我又问:那为什么要你去陪斗?爸爸说:我也有错误，工 作没做好呗。比如只抓业务，不抓政治，搞修正主义那一套。 爸爸看我没再追问，说我给你讲件逗事:“有一次陪斗，那是 下过雪之后，台上台下都是踩的溜光的雪。台下的群众发言 踊跃，群情激愤，喊着口号，一位革命群众越喊越激动，说: 把乔明恒揪到前面来。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冲上主席台，刚走 到我前边，冷不防脚下一滑，跐溜摔了个大屁墩，四脚朝天， 非常狼狈，后来我把他拉了起来，他的气势立刻全无，不好意 思再揪我，自己灰溜溜地下台去了。”听了这件事，我轻松多 了，父母又极力安抚，证明他们确实没什么严重问题，我心中 的阴霾才全部散掉。
爸爸还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文革中的事，有一次要求干部下 放到基层劳动。他是中控室副主任(文革中必须由军代表担 任正主任)，近水楼台，他就下放到了中控室的录音科。文革
中经常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新华社 的消息等发表，通过电台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全中国、全世 界。这类重要文章都不是由播音员直接播出的，而是先录到 磁带上，保证没有任何错误，再用磁带对外播放。那时毛主 席、党中央的指示总是突然下达，从新华社取来稿件后，就要 用最快的速度录制出来，播放出去。
在那个年代，录音设备的体积都是很大的，电台使用的都是 进口设备，有德国的、美国的，旋钮、按键上都是外文。有一 天，新华社的稿件突然传来，需要尽快播出。我爸爸正好值班 给葛兰阿姨录音，第一盘顺利录好了，第二盘正要录制。平时 电台为了抓紧时间播出，经常采用这样的方法:播音员在录 第二盘的时候，那边就把第一盘拿去播放了，这样可以提前 很多时间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传达出去。这个方法对播 音员的要求高，对录制人员的要求也高。我爸爸正好下放在 这个重要的岗位上，他平时在中控室不具体操作，真到操作 的时候，一个机器一个样，外文又不熟。当时，我爸爸录第二 盘时，按错一个键，心里就慌了，越弄越糟糕，此时第一盘已 经开始播放，第二盘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录制好，就无 法在第一盘播放完毕时正好衔接上。此时时间已经不够了， 葛兰阿姨果断地说:“不录了，一会儿我直接播。”葛兰阿姨沉 着冷静，直播了30多分钟，一字未错，顺利完成。我爸爸悬着 的心才落回原处。现在的人们可能不能理解，在文革中，录 制、播出这些重要文章是不能出错的，出了错就是大错!是 政治错误!上纲上线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葛兰阿姨的人品、 专业技能，太让人敬佩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妈妈的年轻同事来我家做 客，他们无所不聊，一会儿聊到了文革。一位同事对我妈妈说 :听说您在文革中挨斗还做了飞机。我妈妈说:嗯，主要是因 为父亲的问题。此时，我的耳朵特别尖，挨斗!还做飞机!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做飞机”，就是由两位红卫兵 ，他们每人用一只手从后面拉起反革命的手，从后面使劲向 上掰，红卫兵的另一只手按住反革命的后脖颈，使劲向下按， 使反革命的头低到接近脚面，屁股撅着。这是押解反革命常 用的一种方法。)等同事走了，我立刻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 妈说主要是姥爷的历史问题，现在都过去了，你们孩子就不 要再打听了。为了尊重妈妈的意愿，我只好不再追问。
有一天爸爸在收拾家里的废旧报纸图书杂志，准备把没用的 卖掉，其中有一小捆，捆的都是笔记本、信纸之类的东西，大 约有七、八寸高，爸爸打开翻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捆上说，这 捆不要了。我说这是什么?伸手就去拿这捆东西，爸爸急忙 抢过来说:这是我写的检查。我说可以留纪念呀。爸爸说:再 也不想看到它们了。于是，我也不再抢这捆东西了。我想，爸 爸很不容易，有很多事情，他不告诉我们，他和妈妈都自己承 担了。我只能从粗浅的认识中去理解他们:中控室是广播电 台的要害部门，爸爸几十年在这里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文革又让他们这些热爱工作，兢兢业业工作的人受到了政 治、精神、肉体等多方面的迫害与折磨。现在文革终于结束， 他真想把这些忘掉，再也不想回忆起这些惨痛的经历了。
随着改革开放，爸爸妈妈也度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
爸爸在76岁时得了肝癌，他做事严谨，性格坚强，配合医生， 积极治疗。他用技术人员的思维、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分析 自己的检测数据，确定治疗的最佳时机，与癌症作斗争。当然 ，人类在许多疾病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爸爸在78岁时进入了 肝癌的晚期，也慢慢进入了肝昏迷的阶段，他大部分时间已 经不能说话或含含糊糊，别人很难分辨他说的是什么。有一 天，他坐在床边，突然很神秘地对我说:“某某某是坏人，他斗 人，他还打人。”爸爸看我的眼神像个孩子，特别认真，说话声 音不大，但能听清楚。我把耳朵凑近，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嗯 ，他是坏人!”
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会难过的流眼泪。文革对人的打击怎 么这么大!几十年都过去了，文革后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 但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闪现的居然是文革中挨斗和挨打的画 面!爸爸带着这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当然也有世间的美好，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