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标题里漏了分析两个字，今天加上。经过一天，不知道你们把这个问题考虑的怎么样了，可能有许多人不愿意或者不值得回答吧。但回答的几个明着说看不出来。那好我把我的分析公布一下。
其实用常识来分析这里面有许多破绽，这些破绽是杨继绳在编造的时候留下来的。既然是编造的，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所以就有破绽留下。我们就要像警察破案一样，把这些破绽找出来，从而证明杨继绳是一个骗子。这里面的破绽有很多，我这里只列三条，其它的就留给大家了啊。
1. "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 看到这几句话，作为一个读者，几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伯父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领养他？ 为什么不等到断奶以后？他的亲生父母哪里去了？在这本书里杨继绳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没有提一个字，为什么？他们此时去世了吗？两个人都去世了，太巧合了吧。既然去世了，为什么不提一下给读者一个交代？既然没提就说明他们没死，也没有别的什么变故。在中国农村亲兄弟都住的不远，一般不会超过100米。那杨的亲生母亲为什么不喂奶了？听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哭着要奶吃的时候，这位母亲是怎么想的？她就不心疼？动物都不会如此，何况是人？杨继绳在编造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自己无意之中间接地诋毁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不然他就不会这么写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杨继绳在这里提了他的亲生父母，他这个谎言还有可能编下去吗？所以他就不提了，但作为读者，我们不能不想啊，对不对？
2.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可能城里的人不知道，有过农村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个水缸需要4~5担水（也可能更多，看水桶的大小）才能装满。煮稀饭有一担水就绰绰有余，第二担都是多余的。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在救人，时间就是生命，需要分秒必争。还有必要把水缸挑满吗？此时杨继绳已经年满18岁，是学校里的高材生，他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一年后他又是如何考上清华大学的呢？
3. 把水缸挑满了还没有完！杨继绳"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杨继绳已经从学校里提回了三斤大米，还有必要去刨花生芽吗？刨了回来也没见他把花生芽洗干净煮在稀饭里。杨继绳这么左磨右蹭，就是不赶快煮稀饭，他到底是在干什么？是救人还是在磨洋工？看起来他不是回家救“父亲”，他是到了一个陌生人家做好事的。
好，这三条都是致命的，是无法抵赖的，所以杨继绳就是一个骗子！
这里面还有许多破绽，请大家自己找吧。我提示一点，"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在现在不适用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适用的。
杨继绳在《墓碑》的一开始就编造谎言，他这本书还能有多少是可信的？事实确实如此！在其它的章节里也是谎言比比皆是，当然需要用心去看，用常识来思考才能看出来。他这本《墓碑》就是一个谎言的大集合！
下面就是杨继绳在《墓碑》中描写“父亲”饿死的段落，大家自己看，自己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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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 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 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 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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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道。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