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龄童”
我想，凡在我们镇上长大、现年七十岁以上的人，大约都还会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七龄童”的人。他不像陈云、吴开先那样因为做过共产党、国民党的高官而被人知晓；他只是一个平民，但受到镇民普遍的尊敬。因为他从小就习得一手好字，七岁就被父亲带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去卖字，被镇民目为神童。
据镇上大人们说，“七龄童”的名是这样得来的：“七龄童”的父亲也会写字。常常父亲写字时年幼的“七龄童”就在旁边观看，等父亲离家出门去后他就也拿了支毛笔学着父亲的样子写字。对此，父亲一直不知情。五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出门去后“七龄童”又拿起笔学写字。不料父亲因事突然又回家，隔着窗子看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也拿了毛笔在写字，且似模似样，心中就暗暗赞许；及至进去一看，这字居然写得颇有章法，大为惊奇，直觉这个儿子在这方面有天才。从此，父亲就开始有意识地教他书法，到七岁，已经卓然有成。于是父亲将他带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去“卖字”。当然，“卖字”只是一个借口，实在是以此来显扬儿子的才能。而这个孩子居然也由此一举成名，蜚声沪上，从此得了一个“七龄童”的雅号。
我小时候见过“七龄童”本人，是一次在街上看到的。那时他大概已有五十来岁。印象中的他好像穿一件浅颜色的长衫，一张端正清癯的脸，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谦谦君子，但神情落寞。在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曾来我们学校当过一天代课老师，可惜不是教我们年级。那天消息传出，整个学校学生都轰动了。中间课休的时候大家都拥到教师休息室去看他，但没有看到。有人说他今天教课快下课时，有学生要他写一个一笔“虎”和一笔“龙”，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给学生看了。于是我们又拥到那个教室去看字，可是黑板已被擦干净。大家失望得很，期望着第二天再能见到他。可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学校里出现过。
虽然，“七龄童”的字我在学校没有见到，但他的字我是确确实实见到过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毛笔字而不是粉笔字。那就是挂在我家附近隐真道院大门西边的“中区救火会”的那块匾。那时我们镇上设有东、西、中、南四个救火会，里边放有水泵、水枪等消防设备。这“中区救火会”五个大字就是他写的。那是颜体大字，笔画浑厚有力。听懂字的大人说，“七龄童”写这块匾的时候正值年轻力壮，所以字字中气十足，笔力千钧。从这块匾上的落款和盖的印章，我还知道了“七龄童”的本名叫钱能夏。除了这块匾，据说镇西湾塘附近大酱园外墙上用砖砌成的“酱园”两个大字也出于他的手笔，但不能确证。这个墙至今犹在。据说来镇上旅游参观的人见到这两个大字，都会由衷地赞叹。
然而，大约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或五六年的上半年，“七龄童”被政府逮捕了。听人说，这次逮捕的行动是在半夜进行的，全镇一下子逮捕了好几十人。大逮捕的第二天，我在街上看到几大张用毛笔写在整张白色油光纸上的布告，上面公布了我们镇上在这次行动中被捕的四十多名“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以及他们主要的罪行。钱能夏的名字也在布告上。逮捕“七龄童”的理由，“布告”上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但对当时镇上大人们怎样说的还记得一些。据大人们说，“七龄童”在抗战时期曾去南京汪精卫政府做过事，属于“汉奸”。也有的说，“七龄童”是因为毛笔字写得好，被南京政府请去当抄写文件的文员的，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又有的说，“七龄童”去南京做事不过是为了谋一口饭吃。他字虽好，但光靠卖字养不活家，正巧南京政府招聘抄抄写写的文员，他去应聘，就被录取了。至于真实情形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次大逮捕，后来我长大了见到了一些有关资料，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比较清楚了。说起来，这次大逮捕不过是一九五〇年“镇反”运动的继续罢了。一九五〇年，中共曾发动过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捕了许多属于旧政权的人。因为那时正在搞“土改运动”，“土改”也杀了许多人；还有“朝鲜战争”又在那时爆发，一时间人心惶惶。其时中共政权初建，还未稳固，为了安定人心，毛泽东指示不宜“四面出击”。因此之故，中共决定对那些罪行不严重的，还有过去为汪伪、国民党政府做过一般性事务的人，暂时不予处理。中共对这些人说，只要主动向政府登记坦白，一般都会获得宽大处理，既往不咎；但若隐瞒不报，一旦政府查明，则必将严惩不贷。估计“七龄童”这些人在那时都向政府登记坦白过。孰料几年后中共政权稳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有了余力，就开始重翻这笔老账。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把几个本来也是中共队伍中的文人，因为对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有不同看法，就把他们打成“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随后趁势开展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于是“七龄童”这些人就在劫难逃了。其实，“七龄童”等这些被捕的人，在中共执政后绝大部分都是老老实实做人，不敢乱说乱动的。比如在那批被捕的人中，我还认识一个姓李的修理无线电收音机的。他就在我小学上学必经之路的芮家浜桥边开一家修理电器的铺子。那时我家有一架五灯收音机，有几次坏了就是我拿去交他修理的。看“布告”上公布的原因，他被捕是因为他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内当过少尉衔的电报员，此外就好象没有其他罪行了。对于中共这样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做法是否符合道义，这样做是否必要，我现在不想辩说。但我想中共若是真如他们说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社会治安，处理这些人是为了将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则完全没有必要逮捕他们。即使需要“改造”，难道留在社会上就不能改造，非要将他们逮捕判刑不可？另外我还一个疑问：像“七龄童”那样的一个伪政府小文员都不放过，似乎是体现了中共的“执法严正”、“除恶务尽”；但是，另有一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坏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有一个叫吴化文的，他本是封建反动军阀，日本人来了投降日本成了大汉奸，后来还参加汪伪政权，做到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日本战败后他又投靠国民党，一九四八年九月国共济南战役时，他又率军阵前叛变投向中共，导致国民党军队失败。似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变色龙”，一生不知残害过多少人民，可是中共建政后非但不清算吴化文的汉奸罪，还让他担任政府高官，试问这根据的又是哪一门子的“法律”？公理、公正何在呢？难道就因为吴化文有这点阵前起义的“功劳”？（我之所以举吴化文为例，不是因为只有吴化文一例可举，而是因为我认识吴化文在美国纽约的女儿“邓太”，比较了解吴化文的历史。）这不又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历史重演！当权者让“窃国者侯”，并不是当权者真的大度，那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为了一己或一党的私利；但“窃钩者诛”，则纯粹是出于当权者小鸡肚肠的报复心理，甚或乃是出于一个十分肮脏的阴谋。如凡心术不端的人往往会装得比君子还要君子。中共也是这样。他们在这些方面故意表现得民族大义凛然，就是想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中共是坚决抗日的，从而掩盖他们在抗战时期勾结日寇，夹攻国民政府军的卖国罪行。
到了六十年代初，那正是所谓“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听人说“七龄童”已瘐死狱中。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无从证实。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益的，那就是从“七龄童”被捕的那一天起，他就永远地在我们小镇上消失了。
“七龄童”的夫人我也见过。那时候“七龄童”已经被捕在劳改，他的夫人在镇东红木桥堍一个原来叫“公诚染坊”的大门口摆一个香烟摊，靠卖烟谋生。这种生活自然是十分清苦的。但“七龄童”的夫人仍十分注意仪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无形之中透出一种尊贵来。
“七龄童”有一个弟弟在镇上颜安中学当校工，因为上班要经过我家门前，我倒是常看见的。他戴一副眼镜，虽然跛一足，也是十分斯文的样子。我不是颜安中学学生，但听说他在学校的职责主要是刻各种课程试卷的蜡纸和印刷试卷，工作从不出差错。尤其他不懂英文，但从不刻错英文试卷，而且刻的英文字母十分漂亮。由这点来看，“七龄童”的弟弟其实也有点书法天才，且做事细心认真。
一代英才就此淹逝，不能不令人伤怀。近读《章练续志》（曹修伦汇订、石中玉整理，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其中“寓贤”类中有“钱景宣”条，细读之下才知道钱景宜者即“七龄童”之父，亦为善书兼有德之人。始悟“七龄童”幼年即有杰出书法才能，除了天分，与其父亲的教导绝然有关。所谓家学渊源，成功岂侥幸哉！往往人才之成，固非一代之功。然所谓人才者，亦并非刻意培养就可成功，更多的要靠天赋。不信，我们可以选十数几十名小孩，从四五岁起就教其书法，到七岁甚至十七岁，看看能有如“七龄童”成就者否？此人才之所以可贵也！古人说“得英才而教之，不亦乐夫！”。以“七龄童”为例观之，为师者第一需善教，第二需慧眼识英才，两者缺一不可，始能育出英才来。而具此两条件者，钱景宜者当之无愧。今将《章练续志》上之“钱景宣”小传附录於下，以表对钱景宜和“七龄童”父子的敬意。
钱景宜，字仲陆。世居钱盛村。幼时随其父青浦岁贡晓洲先生侍读横溪。过目成诵，年二十一，入学松江府庠。科举废，家居课徒，四方来学者，书舍不能容。兼研岐黄，又精地理，布施医药，岁有常期，盖以服务人群为宗旨也。为人潇洒，尤善书法，凡颜柳欧褚，能得其髓。是以求书者踵相接。民国六年，父殁，景宜呼天抢地，哀毁逾恒。自是岁时祭祀，常动风木之悲，涕流不止，终身如是。其长子七岁时能书擘窠大字，名噪一时。人但知七龄童之书法精劲，而不知出自家学，大有渊源在也。厥后乡间盗贼横行，掳人劫物，不能安居。为避地计，遂于十七年之秋，迁居练塘镇。性仁厚，凡属公益事，无不热心扶助。在鄉三十余年，操履严明，遇贫苦亲朋，极肯週恤。而乡中寡居，赖以全节者，时有人焉。村间茶肆赌博，相戒弗起。而农人亦安耕度日，无逋租之习，皆景宜感化之功也。其走入歧途之乡人，即用好言规劝。其贫苦而无告者，资助之；不足，则为其尽力劝募。故移家之日，村人至涕泣相送，而依依不舍者。二十二年初冬病殁，年五十七岁。有诗文、尺牍、医案各一卷。元和庠生曹漱石为撰序。父讳步瀛，行事节略，已载青邑《续志》。亦有遗著一编，皆进德修业之语，亦由曹漱石序之，是可补邑志之遗也。
2020年6月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