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述评

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述评

2008年04月17日 16:12《中共党史研究》【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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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会议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成都会议。它是在与南宁会相同的背景下召开的。成都会议是50年代后期“左”的指导思想形成，“大跃进”发动过程中又一次影响重大的会议。正如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同一些负责干部谈话时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

会议自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市金牛坝大楼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大部分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候补书记，大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中央部门的小部分负责人共39人。毛泽东于3月9、10、20、22、25日讲了话，并在与会人员发言时插了许多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都在会上发了言。3月9日毛泽东提出协作问题，第二本帐问题，平衡理论问题，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方法的比较等24个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39个文件。由于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人数没有超过政治局成员的半数，因此，毛泽东说，所有这些文件，都为政治局会议作了准备，要在那里通过。4月上旬，政治局会议分别批准上述文件并把大部分先后转发全国。

成都会议被称为一次整风会议，这是因为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央领导认为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革命出现了一天等于20年的变化，就连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一天等于20年的大变化。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中央以及省、市领导人的思想跟上这种形势，彻底扭转所谓右倾思想。毛泽东说，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振作精神，势如破竹，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空气，冲破党内的沉闷空气。因此，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树立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思想。围绕这个中心，会议还提出了破除迷信、个人崇拜以及阶级斗争等问题。成都会议使“左”的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为八大二次会议作了准备。

 

由于对革命和建设形势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突出地提出了速度问题。他说，党内存在两个速度的分歧，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这主要是我们跟邓子恢之间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就是1956年所表现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进派的分歧。还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河南的水利建设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从理论上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他说：“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主要是关于速度问题的分歧”，“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解决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四十条纲要，多快好省，十大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我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有了新的独立的语言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分歧，不管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估计。对群众估计不足，很多毛病就产生出来了。”陈伯达说，我很赞成、很欣赏上海报告中的那句话：“现在是跟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问题。”毛泽东插话，肯定同帝国主义争速度的提法，要求在我们的文件里加上这一部分，并说，假如帝国主义都平掉了，也存在两个办法：一个是在干劲十足，群众路线，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宋朝诗人李清照的一篇词，她是个寡妇，是以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以另外的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陈伯达说：“在全世界有这样最大劳动人口的国家里面，生产力睡了几千年，现在一下把它叫醒过来，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毛泽东插话说，左舜生他们叫“醒狮派”，因为他们出了一个刊物叫《醒狮》。我们才是真正的醒狮派。狮子一醒来，它就要发泄了。陈伯达说，毛主席关于几个“并举”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如果解决得好，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空前的，要超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超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插话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形象的口号，就是跟英国比。怎么叫多快好省呢？15年赶上英国。

为了牢固地树立高速度的思想，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一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并指出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为“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不公正的批评，损害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进一步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

 

一、高速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成都会议上，既然在建设速度这个核心问题（后来被称为总路线的灵魂）上统一了认识，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不只一次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初步形成了，它的基本观点已经有了，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如果工农业不出大乱子，路线就差不多可以说形成了。会上，陈伯达受命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点作了文字上的表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在中央重点工业的领导下，发展中央工业必须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在于力求促进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后来为八大二次会议所采纳。

制定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正确领导的需要。但是，这条总路线必须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从国情出发，不断地总结经验。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就曾经正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点，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考虑一切问题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列宁说过，愈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愈大。直到1955年初，毛泽东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9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1956年到1957年初，党中央曾经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如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双百”方针的提出，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八大一次会议关于阶级斗争、经济建设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法治、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的论述和决定，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都是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谈过，可以允许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说，这叫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一些正确的认识都被抛弃了。成都会议在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候，从主观愿望出发，把十分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简单地、武断地归结为一个速度问题，断言高速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的语言”，即中国的特色。这样，主观愿望代替了从国情出发，空想代替了科学论证，以为只要实现了以高速度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就可以很快赶上或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

 

本来在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各地区、各部门都着手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成都会议上在又一次批评反冒进，要求加快速度的气氛中，与会的部门和地区的负责人都纷纷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例如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说：“我们的任务是：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7页。】《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提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比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指标高得多，工业总产值由年增长13．9％提高到33％，粮食和棉花的增产速度分别从5．9％、6．7％提高到16．6％、24．8％。有的省委书记提出一年“四实现”，即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亩产400、500、800斤的粮食指标）、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有的省要争取5年完成10年规划，即粮食、棉花的产量翻一番，油料的产量翻两番，消灭四害，扫除文盲，其根据是“欲慢则不达”。

还有人表决心：“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某大区负责人表示：全区5年完成纲要四十条的主要产量指标，5至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中央有的工业部门提出：“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在这种热烘烘的气氛里，毛泽东一面告诫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必须稳当一点，要谨慎，要留有余地；一面又说，现在只是压缩空气，反冒进是一齐下马，现在不是下马，是如何搞出措施。毛泽东是欣赏这种“大跃进”气势的。他没有表示不相信上述高指标，反而说，今年如果能增加1000亿斤粮食，700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实际上，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只能增产粮食100多亿斤，就是30多年后的今天，在一般情况下，全国每年粮食产量也仅仅能增长二三百亿斤。可见，当时提出的那些高指标是多么脱离实际！正如谭震林后来在1960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成都会议的高指标，撒下了浮夸风的种子。

在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必然导致加快改变生产关系的问题。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5页。】这是农村生产关系向着“一大二公”转变的开端。会上，毛泽东还提出可以考虑一个省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可见，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成都会议上也已经萌芽。

 

二、关于破除迷信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要闯出一条“大跃进”这样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人们的思想就不应该继续禁锢在老框框里，要有新的思路，因此，破除迷信便成为成都会议的重要课题之一。毛泽东说，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那样迷信，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能抄书照搬：对于苏联的经验要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接受，不合者拒绝。这一观点正确的一面，是不要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在提出警惕教条主义的同时，没有号召人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这种片面性助长了干部不读马列著作的倾向。“大跃进”中人们做了许多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糊涂事，是同不读书的倾向有直接关系的。

毛泽东还说，不要怕教授；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头脑中总有一部分是不科学的。他说，进城以来，我们相当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认为人家有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也不行。马克思主义者不怕帝国主义，而惧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了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不要“自惭形秽”。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反复地强调“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推翻学问多的”，“外行比内行高明”。这些提法，可以说是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转了180度。1956年初，在毛泽东倡议下，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并作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知识界气象一新。成都会议上的突然转变，显然是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有关系的。经过这场风暴，便对知识分子作出完全相反的估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不幸。50年代到60年代，正是世界新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促使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相反地却鄙视、排斥、打击他们，致使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拉大了距离。

在谈论破除迷信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出工业化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观点。他说，不要那么迷信工业化、机械化。本来建设现代化工业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艰巨的事业，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努力掌握科学技术，学习世界先进管理经验，谨慎从事。但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却把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看作是轻而易举的事。在“大跃进”中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以为搞几次像大炼钢铁那样的运动，就可以把工业搞上去，结果却是违反经济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事与愿违。

毛泽东还号召要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他说，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说“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其实每人2．5亩地就够了，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这种人口观，脱离国情，脱离经济发展的规律，导致了我国人口失去控制的战略性失误。

 

1955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原则。其中有些观点，例如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等等，都是同中央的精神、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不一致的。党内不少人包括中央领导人都感到不理解，思想跟不上。现在，毛泽东又提出党需要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会上不少领导人反省自己为什么跟不上毛泽东的新观点，反省对个人崇拜的认识。有人说，我们在水平上和毛主席有很大的距离，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思想、观点、作风、方法都比我们高明。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倒不是“高山仰止”不可攀的。一位市委书记竞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对个人崇拜的发展，不能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肯定个人崇拜是成都会议发生的又一个大转弯。它不仅改变了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原则，也改变了毛泽东自己一贯反对突出个人的主张。

由于提倡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日益发展，逆耳之言难以听得进去。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张奚若的反批评，已表明国家民主生活开始受到严重损伤。1957年，响应党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著名学者张奚若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2页。】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善意的。应该说，党的工作从三大改造后期以来，确有好大喜功的过失，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对于防止和克服“左”的失误是有益的。但是，毛泽东对于张奚若的尖锐批评很不以为然，曾不止一次地予以反驳。成都会议上他又说，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

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6亿人民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反驳，无疑是压制了民主，阻塞了言路，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

 

四、关于阶级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是推行高速度建设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在会上说，阶级分析这个观点我们都是清楚的，不过要更清楚一点。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跟两个劳动阶级。什么叫两个剥削阶级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现在要加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叫“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右派现在反社会主义，我们就把他看作是敌人了。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就是90％以上的资本家、知知分子和80％以上的民主党派里头的人。工人、农民是劳动阶级。这一论断显然是同八大决议相悖时，它发展了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把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的行列，错误尤为严重。

从不正确的阶级分析出发，毛泽东批评说，有许多同志过去在资产阶级面前，精神不振，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几次运动无动于衷，对于《清宫秘史》、胡适批判、梁漱溟、《红楼梦》研究、《武训传》、胡风、丁玲等六七件事，对于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整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没有想全部灭掉，其实要灭掉它。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指出过：解决思想问题，解决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而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现在却一反常态，试图发动几次斗争，来解决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和错误的认识，混淆了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是完全违背党的思想工作方针的。

谈到党内的思想动态，毛泽东认为，要把它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首先抓起来。他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反党集团，如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就有，他们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另一种情况象四川那样，有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毛泽东这里列举的都是各省领导班子内部的问题。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论断，现在又把党内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不加分析地一律看作是阶级斗争，历史已经证明是十分错误的。

 

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党内有些人“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过去在民主革命中陈独秀主张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壮大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经过30多年，党内还有这样的人。好人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他在政治局里到处活动，企图分裂政治局，找他的朋友，要达到他的目的。他讲农民怕冒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表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说明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早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指责“四大自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第208页。】；1955年11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指名批评邓子恢，说“四大自由”，“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第208页。】。这些批评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邓子恢并不赞成“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他当时只是提出应当正确处理雇佣、信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138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主张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必要的、有益的。1921年列宁在阐述新经济政策时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就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交换的发展，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其所以是愚蠢，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其所以是自杀，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19页。】。1953年邓子恢关于农民应有的自由的意见，是符合列宁的这种正确主张的。

1953年邓子恢还讲过：不少地区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他认为这种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有的地区占63％，这些人不敢放手经营，只是维持现状，这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很不利的。为此，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怕露富的措施【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136页。】。邓子恢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及时的，并没有错误。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怕露富表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并主观地指责邓子恢为“解除怕冒尖的恐惧”而采取措施是“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误解。所谓“冒尖”，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不会妨碍共同富裕，还会促进共同富裕。可是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反对，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