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请你拿出证据来。反方的证据如下：

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232]。杨继绳调查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1958-1961年的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230]。历史学家冯客也指出，大饥荒时期的许多水灾并不是由于异常天气所致，而是大跃进期间大规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233]。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称，中共政府试图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然灾害（将其称为“百年难遇”）并努力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脱责，但自然现象本身无法解释中国北部和东部受灾地区对政治和经济管控的崩溃，此外亦有大批地方干部甚至省部级官员被作为“替罪羊”遭到撤职和清算，以体现“毛主席永远正确”^[126]。还有学者指，“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7] 此外，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234][235]。

•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约为负30％、属一般干旱，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236]。作为对比，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而且恰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一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237][238]。涝灾分为一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有重要影响，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也不算大，没有出现超常低温。^[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