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三）

三，道士阿小

 

我记忆中阿小的第一个印象，是在一个早晨。他穿着一件青色的道袍，拿着一条长柄竹扫帚，叉开双脚正在扫道院大门口的地。这个道院叫隐真道院，我们当地人习惯叫它“圣堂”。阿小是“圣堂”中的青年道士。他有高大的身材，白白胖胖的脸上有一对牛眼一样的大眼睛，二十多岁年纪，贸然一看倒也是颇为神气的。不足的是他有一条腿粗肿得像象腿，所以走路是拖着一条腿走的。据大人说这是得了丝虫病的缘故。在我们家乡，我曾见过好几个这样的病人。得了这样的病，人也差不多属于半残废了。

阿小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在道院内第二进吕祖殿里印经签。经签刻在一块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木板上。一块木板上大概又分刻了六张或八张不同内容的经签。阿小用一把小的棕毛刷帚在装有墨水的碗里蘸一下，在经板上均匀地刷一层墨水，然后用一张黄色或红色绿色的油光纸平平地覆盖在上面，另用一把干的大棕毛刷帚在纸上刷几下，一大张经签就印好了。印好的经签摊在地上晾干，等干后用小刀裁成一条条长条形的经签，分门别类归置在一只分了好多格子的木盘内，这印经签的大功就告成了。来烧香求签的人，点了蜡烛烧了香，跪在神像前木板做的拜凳上用签筒求签，等签筒“壳、壳、壳”地掉下一根竹签，捡起递给守在香案前的道士，道士就根据竹签上的文字，挑一张经签给他。这个道士有时是道观主持人的老婆，有时就是阿小。然后求签人再将经签拿到一位坐在殿门边一张小桌子前长有白胡子的道士那里，请求解说神的指示。完了，就捐一笔香油钱。我们几个住在附近的小孩常到“圣堂”里玩，因此有机会看到阿小印经签。当时小镇上很少有适合小孩子玩乐的地方，见到这种机会就不肯错过。几个小孩团团围在阿小身边看，而阿小或许是觉得我们妨碍了他的工作，或为了显示一下他的威风，有时会鼓起牛一样的大眼瞪我们，并大声呵斥赶我们走。我们也就一哄而散。但我们并不怕他，不一会我们又会走拢去观看。

阿小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三个印象是某年阴历七月半中元节。每年到这个节日，道院里会大摆经堂，展出好多演示神话故事的木雕泥塑。这些泥塑都塑在一只只三尺来长，二尺来宽的红漆木盘内，摆在走道和神殿前的院子里供人观看。木盘里边的人物、战马、旗帜、山水树木、亭台楼阁，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估计不是《封神榜》就是《三国演义》、或《目连救母》之类的故事。展出一共有三天，引来四方乡民前来烧香、瞻仰。在那几天，道院里的香火特别旺，吕祖殿里和三圣殿前从早到晚烟雾缭绕，红光满堂。许多一年难得上镇几次的村妇村姑都会结伴摇了农船来烧香。道观大门口摆了一只笆斗，香客们纷纷将小额的钞票丢到笆斗里，不一会就可以将笆斗装满。连镇上饭馆茶馆、卖零食小吃的，以及卖花粉胭脂小铺的生意也都被这批香客给带旺了。那几天，道院的住持夫妇和他们的大儿子阿la以及阿小特别忙碌。此外还有几个平时在家种地的道士也会来帮忙。这个道院一共有四进，最后一进是一排平房，在三圣殿后面，阿小和那几个来帮忙的道士都住在那儿。这样的“摆经堂”盛事，我小时候共见过二次。

因为中元节，正在盛夏，镇上居民有一个习惯，就是等白天喧嚣过了，晚上行人少了，吃过晚饭洗过澡，大家就会搬个凳子、椅子到自家门前街上乘凉。那天当然也一样。吃过晚饭，我就和母亲搬了小凳到街上乘凉。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如水的月光将整个小镇沉浸在一片静谧、祥和而又有点神秘的幽光中。除了偶尔有人用扇子赶蚊子，发出轻微的“啪啪”声，简直万籁俱寂。我已有点昏昏欲睡了。突然，有一种悦耳的、袅袅的丝竹声传来。我抬眼循声寻找，借着朦胧的、银灰色的月光，我看到有四五个人坐在离我家不远的道院大门外靠东边的一口井旁。他们一边乘凉，一边各自在吹拉一件乐器。吹奏什么曲调那时我还不懂。后来长大了知道了几个江南丝竹的曲名，才猜想他们当时演奏的就是江南丝竹中最流行的紫竹调。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吹奏水平肯定是不怎样高明的，但在那样静谧的夏晚，在样谜一样朦胧的月光下，这声音就犹如天上的仙乐一样动听，让人心旷神怡，杂念全无。我悄悄起身走近察看，原来就是阿小和这几个来帮工的道士。他们有吹箫的，有拉二胡的，还有一个好像是在弹琵琶。说实在的，我真没想到过这个不起眼的阿小原来还会玩乐器。这是我认识的另一个阿小。

那段日子也许是阿小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了吧！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大约在一九五三年、五四年，中共开展破迷信运动。地方政府以“圣堂”主持的儿子阿la宣扬鬼神迷信为由，发动一批人把“圣堂”砸了。其实，那时的阿la也只有十八九岁，年轻人不懂事口没遮拦，说出点什么神神鬼鬼的话来，本是不足奇的。砸“圣堂”那天，我父母不准我们小孩去看热闹，我就站在家门口远远地瞧。只见一批人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地从道院里往外搬东西。由阿小印制的一叠叠神签，撒得遍地都是，风一吹就像彩蝶一样飞起，有的飘飘扬扬一直飘到我家门前。据地方志书记载，这座道院始创于赵宋，经明、清两代扩建重修，算起来到砸掉它时已有七百多年历史。顺带说一句，我们镇上的城隍庙好像也是同时期被砸掉的。这是我们镇上两座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宗教场所。如果那时候不砸掉而留存到现在，当为小镇开发旅游业生色不少。

“圣堂”被砸后随即被政府封掉。阿小自然也被赶走。一段时间镇上人不见其影踪，听有人说是回了乡下种田去了。然而过了几年，他又回到镇上来了。我猜大约是他从小不种田，已经吃不了那份苦了；况且，我们那边的田都是水田，他那条肿如象腿的脚确实也不适宜常年泡在水中劳作。但回镇上来他又能做什么呢？如果在一九五六年前，托人安排他到商店做一个售货员，那倒也是可以胜任的。一九五六年以后能进商业的都是原来就是在商业上做的人，以及那些被“公私合营”了的小商小贩。于是他就只能到镇上的装卸队卖体力了。装卸队动不动就要扛二、三百斤重的货物，他显然是扛不动的。装卸队是多劳多得，但因为工价低，即使强劳力的人收入也仅够糊口，他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回镇上来以后，原来住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后来住到我家隔壁一个大宅门里。这个大宅门里共住了八九户人家。最里边的一家是一个姓“卜”的。那个卜老太太常来我家与我母亲聊天，我母亲有时也会去她家看她。这个大宅门我平时很少进去，但有一次我因要去卜老太太家找母亲，于是不但进了那个大宅门，还经过了阿小的居处。阿小人不在，我就特意去张望了一下。这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房间。它只是一条长走道边的一个小灶间放柴火的地方，最多三四个平方米大小，阴暗潮湿。里边有两条长凳，上面搁一块门板，算是床了。门板上铺了一只草垫子当床褥，草垫子上堆着一条破烂发黑的棉絮。这就是阿小的全部家当。床前横梁上挂一个草包当门。门前是个旧的单眼灶台。灶台前面是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小天井。若非天井有光照进来，这里白天也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实在来说，这个家比猪窝也不见得好多少。因此我又想，就算阿小收入低，但也不至于将生活搞成这样子啊！看来这个人也是够烂料的了。

时间很快到了一九六〇年春。那年浙江嘉善方向有许多逃荒的人来到我们小镇，一批又一批，来过好几批。但他们并不在我们小镇停留，一二天后又从我们这儿流向其他地方。那时我们这儿的饥荒也早开始了，但没有浙江那边严重。有一个从浙江逃荒经过我们小镇的妇女，不知怎的被阿小一个女邻居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居然愿意留下来给阿小当老婆。阿小喜出望外。听人说那天他花八分钱买了八粒水果糖分给同一个大宅门内的邻居当喜糖。因为给了“新娘”一粒，自己嘴馋也吃了一粒，结果每户一粒也没有分全。不过大家并没有计较。但芙蓉梦短，这个中年妇女只和阿小过了三天，就受不了他的贫穷而又远走他方了。这个妇女我在那个大宅门前见过一面，是一个面黄肌瘦、病恹恹的中年人。显然，她是走投无路了才愿意留下的；但凡阿小的生活稍微像样一点，想来这妇女也不会三天就走。这段短暂的露水婚姻，大概是阿小一生中仅有的“春天”！

然后时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六年我家被镇商业红卫兵抄家，房子也被镇房管所没收，要每月交十元（八元？记不清了。）房租才准许我们继续居住。一次不知是真的要改造街道，还是房管所有人看中我家门面那一排落地的木铺板，总之是要将木门板拿走，改用砖砌一道墙，墙一边开一个门口，墙上再按一个窗子。对于这种改造，我们当时已是“租户”身份，当然无权提出任何异议。那天安窗户，有人背来了一个十分破旧的窗框和窗子。我母亲一看那人是阿小，这才知道阿小原来到房管所去做小工了。这窗框和窗子不知是哪里旧房子拆来的，已经陈朽不堪，劈了当柴烧还差不多，装在街面上实在不像样。我母亲心中嘀咕，却也不敢说。正在这时，一个房管所管事的走来检查，发现这旧窗子后就大发雷霆，训斥阿小为什么不拿规定的、统一尺寸的新窗子却拿了这个旧窗子？他要装窗的泥瓦工将刚安放到墙上的旧窗子拆下来，责令阿小立即回去换一个新的来。我母亲这才明白原来这是阿小在故意使坏。后来我回家休假母亲告诉我这件事，口气中犹有些不忿，说她从没有得罪过他，也极少与他打交道，想不到他竟然这样坏良心！我则因为经过家中被抄家的风浪，对世事人情已有些看开，知道这世上穷极无聊的人不知有多少，总是“憎人富贵嫌人贫”，喜欢做“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却损人不利己的蠢事。我估计阿小也是这样。只是上天也不帮他，难得有机会弄一次权，中途就被人破坏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或二年，大概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的冬天，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突然听到后窗外远远传来狼嚎似的凄厉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整夜不得安眠。第二天我问母亲有没有听到这怪叫声。她说这几天天天有。我问是什么叫声。母亲说就是那个道士阿小的叫声，是被冻得在极叫。我听后很感震惊，脑海里顿时冒出小时候看过的《三毛流浪记》内的插图：冬天三毛没有棉被御寒，用报纸御寒。第二天街上有好多冻死的人。阿小用破棉絮和草包御寒，他能熬过这个冬天吗？母亲又说：文革前她当街道居民小组长，知道每年冬季镇政府有一批旧的棉衣棉被分给街道里的困难户御寒过冬，阿小是年年有份的。但这几年文革冲击的面越来越广，镇政府、街道干部都被批斗了，冬季救灾的工作无人管，阿小也就分不到棉衣棉被了。我听后无言，心想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了！我又想，要是在以前，政府不施舍棉被，周围邻居有多余旧棉被的或也会拿一条出来给他。可自从粮棉凭证供应后，一个人一年棉花定量只有几两，全家人积几年才能新置一条棉被，因此棉被再旧也不会给人。又到了下一次或再下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听不到叫声了。我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前几天阿小就已经死了。“死了？”“死了。冻死的！” 是啊，这样冷的天，没有棉衣棉被过冬，怎能不被冻死呢？我忽然想起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想不到过了一千多年，还有这种情况发生。然而再一想，像阿小那样的情况，死了，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在社会变迁的动乱年代，总有一批弱者会成为牺牲品。譬如一条蚯蚓，它原来生活在松软的土壤里，它或许会活很久，活得也不差。但时代的变迁把它从土壤里拽出来丢到了水泥马路上，它没有本领钻透坚硬的路面再回到土壤里去，于是它很快就被太阳晒死，或被经过的车轮碾死。阿小就是这样的一条“蚯蚓”。阿小的死，或许与他本身的无能有关，但好像与时代的关系更大些。

                                                                                     2020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