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来讲一下当年轰动全国的“林世良走私案”。
这起案件，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听说过。简单来讲，就是孔家亲信林世良在滇缅公路上走私，案值巨大，于是被戴笠给抓了，最后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所以此案成为了一个“标志”：这次蒋介石没有给孔宋夫妇“面子”。
但如果了解了案件的全貌，会发现更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林世良的“翻车”，和孔二小姐孔令伟的“自作孽”不无关系；戴笠敢动孔家人，背后其实有宋子文和蒋介石侍从室的支持；而蒋介石这次的“不宽容”，又和他的绝对亲信俞飞鹏牵涉其中有关。
这些关系看起来错综复杂，但都成为了孔家“翻车”的“命数”，或者说，是许多“偶然”演变成的一种“必然”。
好了，我们就从林世良的身份开始说起。
01
孔家“母子店”
林世良被抓时的职位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
中央信托局（简称中信局）成立于1935年8月，看过前文的朋友应该能马上意识到，这个机构是在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时成立的。
中信局是干啥的呢？简单来说，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也是孔祥熙）觉得政府委托经办的事情太多了，有些事按央行章程不便进行，于是拨款1000万成立了中信局，业务范围包括有保险、储蓄、信托、对外订购军火、运输等等。
一看便知，这个新机构毫无疑问会成为孔宋夫妇敛财的工具。
中央信托局的上级主管是中央银行，所以由孔祥熙亲任理事长。至于首任局长，孔祥熙选择了张嘉璈。
张嘉璈 | 图源：网络
张嘉璈是老资格的金融界领袖，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但在1935年3月，经孔祥熙的运作，国民政府控股了中国、交通这两家民营银行，张嘉璈因此下台，然后被安排担任了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
在电视剧《追风者》中，出现过中央银行控股民营银行的剧情，但其实，现实中孔祥熙所使用的手段并不光彩。总之，张嘉璈是吃过孔宋夫妇苦头的，所以他这个中信局局长就当得很“识相”，实权尽在宋霭龄控制的副局长手里。
一年后，张嘉璈调任铁道部长。孔宋夫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任，结果被蒋介石抓到空子，安排了叶琢堂进来。
叶琢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早年间就有恩于蒋介石，还曾资助蒋介石赴广东投奔孙中山。蒋介石手上有一个连财政部都无法过问的“私人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个银行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资金来源是四省“特税”（鸦片税），成了蒋介石的军费“钱袋子”之一。叶琢堂便是农行的总经理，可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不过叶琢堂这个人野心不大，也比较识时务，所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农行，任由孔家把控着中信局的大权。
到了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当时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转移到了香港，然后在重庆设办事处。中央信托局也是如此。
对于宋霭龄来说，乱局就是机会。她早就有让大儿子孔令侃掌控中信局的打算，但一方面孔令侃那时的资历不够，另一方面也没有合适的机会。所以到香港后，孔祥熙就把孔令侃任命为了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原本很有可能惹非议的一个举动，借着国难当头之际，就这样“混”了过去。
左起：孔令杰、孔令伟、宋美龄、孔令侃 | 图源：网络
叶琢堂于1940年病死在美国，信托局在名义上由另一位驻港常务理事俞鸿钧负责，但实际上早已成为了宋霭龄、孔令侃的“母子店”。而俞鸿钧最终成为中信局的局长，恰是在1942年林世良案之后。
写到这里，可能有读者要问了，这些和走私案有什么关系呢？
下一段马上就会讲到：当中信局被不受约束的私人利益集团所掌控，它先天地就会成为走私的温床。
02
蒋介石的手令
如前所述，中央信托局有一项业务是“运输”。运啥呢？当然是所属财政部的重要物资，比如中央银行的钞票。
想象一下，拿着孔祥熙签发的财政部运钞手令，有谁敢拦敢查？所以中信局运输处到底在运什么，外人几乎是不可能知晓的。
但这仍不是百分百的安全，因为孔祥熙的权势虽大，也还是“人外有人”的。不过，可谓“天助”孔家，他们又拿到了蒋介石的手令。
这个手令，是蒋介石写给孔令侃的，具体内容是：办理民国28年度兵工储料事宜。这就是信托局的另一项重要业务：军火采购。
民国28年即1939年，这一年的上半年，德国还没有闪击波兰，世界大战尚未全面爆发。而德国，在抗战前便是国民政府的主要军火供应商之一。
当时的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便曾留学德国，相关的经办人员也都有德国背景，所以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但抗战爆发后，英美成为了国民政府最主要的援助方，而经宋子文之手办理的英美借款，其宗旨应该是从英美那里购买军火。
蒋介石两边都不想得罪，于是就听了孔宋夫妇的建议，手令孔令侃成立了中信局兵工储料处，负责秘密采购德国军火。这个部门很神奇，挂着中信局的名，但却是独立编制，所以中信局的局长、副局长们都无权过问。
这样一个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的部门，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其中最夸张的一次，是一个叫吴敬安的办事员，直接卷了一笔买飞机的巨款潜逃了…
写到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问：中信局负责采购军火，但运军火的应该是军方吧，那孔家如何以此来走私呢？
因为国民政府对外购买军火，多以借款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再用中国的土特产“易货偿债”。所谓的土特产，也都是些战略物资，比如猪鬃，可以用来制作清洗枪炮的刷子，二战时需求量巨大。还有在《追风者》中出现的那个钨砂，也在此列。
《追风者》中购买钨砂的德国人
所以，一车军火的背后，就是十几车甚至几十车的“土特产”，这就给孔家走私提供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林世良走私案发生在1942年，离蒋介石发出手令已有三年之久，但这个手令到底还有没有效，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只不过，人的贪欲一旦尝到了至高权力带来的甜头，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孔家在抗战时的疯狂走私行为，“养蛊人”便是蒋介石自己。
就这样，林世良（或者说孔家人）一手拿着明确的财政部手令，一手拿着说不清楚的蒋介石手令，在滇缅公路上肆无忌惮地做起了走私生意。
那么，既然抓着堪称“大、小王”的这两张牌，林世良是怎么“翻车”的呢？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因素，微观上，是因为戴笠抓着这件事不放，宏观上，则是因为孔家人犯了众怒。
我们先讲戴笠。
03
缉私署戴署长
关于戴笠敢于得罪孔家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在戴笠、孔祥熙、宋霭龄的传记中都读到过这段往事，但答案并不统一。
只能说，个中原因肯定不是单一的，综合来看，可以总结为以下三大主因。
首先，是戴笠和孔祥熙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并没有太多的历史渊源，以戴笠的圆滑，是绝不会主动招惹孔家的。相反，在戴笠以前经办的，与孔家有关的案件中，他一直是手下留情的。比如1937年闹到蒋介石那里的上海棉纱案，戴笠只扣押了杜月笙手下的人，彻底没有碰孔家。
变化发生在1940年11月，财政部成立了缉私处（后升级为缉私署），孔祥熙确定的处长人选是杨虎。杨虎是国民党中的老资格，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当时正在赋闲，所以对孔祥熙来说，正可以“为我所用”。
但未曾想，蒋介石没有同意…蒋介石毕竟是要顾大局的，杨虎当年从上海警备司令的任上下台，就是因为敛财过度。蒋介石不放心让这样的“巨贪”去缉私，于是就指定了戴笠。
于公于私，戴笠都不会拒绝这个职位，但这份美差有个“副作用”：先天地就把孔祥熙给得罪了。
孔家走私，戴笠缉私，要解决这对本质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戴笠听命于孔家。但戴笠做不到，他的立身之本便在于他只认蒋介石一个“主子”。
这个解决不了的矛盾存在了一年多，孔祥熙的态度是：我使唤不了你，但也不配合你的工作；而戴笠的处境是：因为不敢冒然动孔家，也就抓不到什么走私大案，这个缉私署长当得乏善可陈，实在是有负蒋介石的“圣恩”。
再加上，戴笠与宋子文的关系很深。抗战开始后，孔宋矛盾加剧，比如前述的购买军火的问题，所以孔宋矛盾也会延续到孔戴矛盾中。
林世良案对于戴笠来说是个契机，林世良“翻车”，戴署长“翻盘”。
第二大原因，和俞飞鹏有关。
俞飞鹏是蒋介石的奉化老乡，也有说是表弟。俞的族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算是蒋介石的外甥。总之，奉化俞家和蒋家的关系密切，有“奉化三俞”之说，还有一个是做过蒋介石机要秘书的俞国华，三人都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越桂公路和滇越铁路相继断绝，中国大后方的对外交通线只剩下了一条滇缅公路。蒋介石为了杜绝走私，确保最后这条“输血线”的畅通，特指定俞飞鹏常驻仰光，头衔是“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
滇缅公路老照片 | 图源：网络
1942年春，日军从泰国迂回至远征军后背，导致史迪威在正面修筑的工事全部作废，还面临了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于是只能仓促撤退。
史迪威一撤，俞飞鹏就犯难了，堆积如山的物资怎么办？总不能留给日本人吧！所以只能烧了，但俞飞鹏没有自己动手，而是下了一道手令给军统驻缅甸的潘其武…
东西刚烧完，就被媒体曝了光，国内舆论一片哗然，那可是好不容易弄来的援助物资啊！
戴笠为了自救，就让滇缅公路警务处马上严查走私。其中的逻辑是：物资被烧是因为运不出来，运不出来是因为公路堵了，公路堵了是因为被走私车辆占了…
这一查，就恰巧抓到了中信局林世良的走私车辆。此处还有另一种说法，戴笠抓林世良并非巧合，而是中信局运输处副处长汪建才告的密。
不论是巧合还是蓄谋，总之，抓林世良成为了戴笠自救的手段。烧物资这事对于戴笠来说，虽然有点冤，但他总不能去怪史迪威，同样，全部推给俞飞鹏也是不聪明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戴笠为什么就敢于得罪孔家了呢？
这就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主因：激起了“众怒”的孔家，已走起了下坡路，而戴笠的实力则在抗战中迅速壮大。
04
飞机洋狗
就在林世良案发的三个月前，1941年12月，孔家二小姐孔令伟闹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飞机洋狗事件”。
这起事件的背景，是日军进攻香港，所以国民政府的各驻港机构不得不仓促撤离。12月9日，孔令伟登上了离港赴渝的最后一班飞机。
孔二小姐的行李很多，还包括有两条大狼狗，于是就让保镖卫士把几位乘客“请”下了飞机，给她的大狼狗让座。
能拿到最后一班飞机机票的，自然都不是普通乘客，所以连陈济棠这样的“南天王”也被赶了下来。陈济棠后来只好和老婆乔装偷渡，才离开了香港，自然是窝了一肚子火。
本来这事也出不了啥大乱子，顶多就是蒋介石听过气的“南天王”抱怨几句。但飞机在重庆降落后，有一帮《大公报》的人在机场迎候报社经理胡政之。但大家没等到胡经理，只看到了大狼狗…舆论就此发酵。
其实，胡政之并不是孔二小姐赶下飞机的，他压根没接到登机通知（有票，但起飞时间不定）。所以，这也算是孔家的“命数”，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孔令伟与宋美龄 | 图源：网络
洋狗事件被《大公报》曝光后，虽然没有直接点孔家的名，但还是引发了舆论狂潮。此时的孔祥熙，已担任财政部长八年之久，可谓树敌众多，所以政学系、CC系、军统、宋子文等都开始明嘲暗讽，乘机发作。而且好巧不巧，胡政之那张机票是托陈布雷弄到的，所以孔家等于间接把蒋介石侍从室也给得罪了。
这事越闹越大，竟引发了学潮。这下蒋介石慌了，再加上宋霭龄已通过宋美龄向他施压，于是就让陈布雷出面，说服《大公报》发了一篇声明，把洋狗事件定性为“误会”。（注：也有说这是真的误会，本文就不展开了。）
风波虽然在表面上收了场，但从蒋介石到陈布雷再到整个国民党政坛，其实心里都觉得“膈应”。
更关键的是，民怨还在，“倒孔”已成为舆论主流。以戴笠的精明，不可能“嗅”不到这种趋势，这就是他敢于出手的最后一个主因，换言之，戴笠要干一件“顺应民心”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事件真假已不重要。）
好了，关于林世良案的全貌，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林世良和孔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05
孔家没落的“起点”
如果在网上搜林世良案，会发现有不少文章把林世良说成是孔家的“准女婿”，也就是孔二小姐的男朋友。
我没有找到这个说法的出处，相关传记中也都没有提及。这个说法确实存疑，因为孔令伟以男性化装束而著称，并且终身未嫁。
林世良能成为孔家亲信，主要是因为大公子孔令侃。林世良出任运输处处长，正是在孔令侃掌管中信局的时期。然后，又因为他对孔家的走私生意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于是得到了孔祥熙的赏识，据说被收为义子。
孔二小姐不仅和林世良不是情人关系，而且还很可能是“敌人”。前文中所述的，到戴笠那里告密的运输处副处长汪建才，便是二小姐的人。
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首先，宋霭龄管理孔家有个特点：每个个体都是经济独立的，包括她和孔祥熙之间，也是“亲夫妻明算账”。孔家每做成一笔生意，都会根据参与者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宋霭龄与孔祥熙 | 图源：网络
表面上看，宋霭龄的这个做法与她接受的西式教育有关，但更可能的原因，应该是为了资金安全。事实证明，此举导致没有任何人能弄清孔家的总资产，孔宋夫妇远遁美国后，连美国政府最终也没能查清楚。
而这个做法的副作用，便在于孔家内部会因为利益分配而产生派系，林世良是大公子的人，汪建才是二小姐的人，矛盾因此而生。
其次，孔令侃在1939年遇到了一件“倒霉事”，孔家在香港私设的秘密电台被日本侦破。港英当局迫于日方的压力，查抄了电台，并把孔令侃列为“不受欢迎的客人”。宋霭龄怕孔令侃回到重庆后被政敌做文章，就安排他去美国留学了。
孔令侃一走，宋霭龄只好亲自经营中信局，忙不过来的时候，便把一些事务交给孔令伟处理。以孔二小姐的性格，自然不甘心只办小事，这就是汪建才觊觎运输处处长一职的背后逻辑。
所以，林世良说到底只是孔家的“工具”。孔祥熙在林被捕后力保他的性命，更多的原因在于孔家的“面子”，或者说，孔家如果保不住林世良，会是个危险“信号”。
孔宋夫妇是几乎成功了的，林世良一开始被判了无期。但当案卷转到侍从室交由蒋介石批示的时候，侍从室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里面不仅有陈布雷的因素，还因为被蒋介石器重的侍六组组长唐纵，本就是军统的人。
1942年12月21日，蒋介石批示将林世良枪决，第二天就执行了。
林世良案成为了孔家走向没落的一个标志。但也仅仅是“走向”，离真正的没落还早，所以后来孔家又弄出了一个美金公债案，堪称民国第一贪污案。孔家不仅鲸吞了上百亿法币，还把手下人都保住了。
说到底，不论是宋子文、戴笠，还是政学系、CC系，都扳不倒孔家，能办成这事的只有蒋介石。而孔家的最终倒台，也正是因为在调停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中，把蒋介石给得罪了，此乃后话。
在林世良被枪决的一年后，孔祥熙风风光光地举办了就任财政部长的十周年纪念会。可谓盛极而衰，在随后的一年里，形势急转直下，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又“讨回”了他在十年前丢失的一切。
风水轮流转，仍在孔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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