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北大中文系反右运动中的杨晦先生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曾主编《未名不改旧时波——北京大学77/78级毕业四十周年校友回忆录》，并发表北大五十年代校史研究文章多篇。
北大中文系
反右运动中的
杨晦先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在全校各系中教授比较多的北大中文系，只有一个副教授杨伯峻被划为右派，其他老教授们均未落难，这其中固有时任校领导江隆基的遮风挡雨，也有时任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等系领导的苦心保护。
杨晦先生
中文系的费振刚先生曾对笔者说：中文系当时是保护老先生的，对于在鸣放中发了言的老先生，有人在反右之前就帮他们补救，比如王力先生，在《人民日报》6·8社论之前，有人让他写一篇比较正面一些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样他就没事了。
相比于哲学系的一些积极分子，三番五次对冯友兰先生钓鱼，中文系没有对哪一位老教授引蛇出洞，而且在反右的狂潮中，杨晦先生等系领导，还极力保护了一些老教授过关。
杨晦先生的研究生胡经之老师在《杨晦的北大岁月》中回忆说：反右初期，晦师和江隆基一样，只以为划个把“右派”为今后起点警示作用，教育一下就行了。没有料到，这反右的声势越来越大，开始冲击到两位教授了，一位是吴组缃，一位是王瑶。有人提出，要把这两位划为“右派”，晦师竭力反对。他为吴组缃辩护，说吴组缃为爱国将领冯玉祥当幕僚，那是爱国的表现，吴组缃还是进步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不断进步，还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王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爱国进步青年，早已参加共产党，只是抗战初期，自动脱党，钻研古典去了，但他也一直跟党走……
当时主管中文系政治的总支书记是延安来的一位老大姐，比较尊重晦师，还是听了晦师的忠告。晦师常以北大化学系的著名教授傅鹰为例，他发表了不少批评共产党的惊人之语，北大对他发动了猛烈抨击。但毛泽东却称赞傅鹰，说他的批评是诚恳的、正确的。毛泽东的话救了傅鹰，（傅鹰）没有划成右派。晦师就紧紧抓住傅鹰这个标杆，为吴组缃、王瑶据理力争，最后，只把王瑶定性为“中右”，和傅鹰一样。吴组缃则归为“中左”，但不符合共产党的条件，正在候补党员期间，就不让再转正。所以，吴组缃没有成为正式党员。
晦师竭力保护住了这两位教授，意义重大。在当时，晦师、吴组缃、王瑶是北大在文坛上最活跃的教授，晦师是《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编委，吴组缃是《人民文学》编委，王瑶是《文艺报》编委，在文艺界颇有影响，若损失吴、王两人，对北大中文系的影响就太大了。
胡经之老师提到的中文系时任总支书记、延安来的老大姐叫孙觉，胡经之老师说：当时中文系的老教授中，只有杨晦先生是党员，他在党内有发言权，孙觉是老革命，但也是知识分子，为人厚道，对杨晦先生和老教授们很尊重，他们都极力保护老先生们，也试图保护年轻教师避祸。
中文系严家炎老师在《五十七年前的一桩冤案——同人刊物《当代英雄》筹办记》中记述了中文系的《当代英雄》事件：
1956年，仿佛是个没有寒冬而只有暖春的年份。正是这一年，由中宣部长陆定一倡议，中共中央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在文艺与学术领域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4月28日在总结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前就有的事：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集》第七卷，54—55页）此事一经报道，给整个文艺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作者带来巨大鼓舞……同年11月，中宣部还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周扬在作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办”的主张。参加这次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人员可能不是很多，但会议的精神同样也逐步传开，令人振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7年5月前后，北京和南京两地的青年文化人，才会不约而同地各自筹办起同人刊物来。北京的同人刊物，就在北大中文系的部分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高年级研究生中酝酿。邀集的成员共有八人，发起者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乐黛云和进修教师、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刘群（《人民日报》来北大进修人员），其他六人分别为裴家麟、褚斌杰、金申熊（金开诚）、沈玉成、傅璇琮（均为青年教师）、谭令仰（四年级研究生）。他们在当时都是思想活跃、才识兼备的优秀青年骨干。
在5月16日这天，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将自己的刊物正式命名为《当代英雄》（借用俄国作家莱蒙托夫一部长篇小说的名称），同时还商讨了经费和刊物前一两期的稿源，初步落实了部分稿件的题目和作者，像谭令仰计划写一篇有关文艺的普及和提高而又颇具新意的理论文章，刘群打算写部队题材的一个副师级干部腐化堕落的小说等等。会后，大家很热心地分头出动募集经费。乐黛云、裴家麟负责去找王瑶教授募捐。
不料王先生得知后，当即严肃地告诫他们马上停止，认为同人刊物的事“万不可行”。（当时毛泽东已在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于是，到5月20日八人第二次开会时，乐黛云转述了王瑶先生的劝告。经众人商量讨论，大家采纳了王的意见，决定停止《当代英雄》的活动。
南京的同人刊物《探求者》是高晓声、陈椿年、陆文夫、艾煊、叶至诚、方之等七人发起的。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他们决定在1957年6月6日就让文学月刊社正式开张。《发刊词》等均已写好，“章程”和“启事”也在准备中。他们主张文学要勇于破除条条框框，大胆干预生活。然而，不等刊物出版，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竟已作出“《探求者》是反党集团”的批示，致使此刊“胎死腹中”。八月上中旬，江苏省文联召开批判大会，批斗《探求者》成员。七人中有三人被划为“右派”。
那么，北京的《当代英雄》自5月20日停止活动后，其成员能否就此平安度日，命运比《探求者》成员或可稍好呢？并非如此。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当代英雄》内部的八人，到1957年底、1958年初，全部被划为“右派分子”，所占比例是百分之一百，较《探求者》更惨。
这里有个最重要的背景：北京大学的核心领导在1957年10月被奉命更换。原党委书记、1927年入党的江隆基行事稳重，与校长马寅初的关系也很和谐。但在高层主政者心目中，他却被认为是“右倾”，因而被调往兰州大学。接替者是粗犷泼辣、颇有大刀阔斧之风的铁道部副部长陆平。他到任后，即大抓反右派斗争，深挖细查，要求不漏一个。对“同人刊物”这类带点团体性的问题，尤其不肯放过。这就是《当代英雄》同人们自1957年11月起被严格审查，终于全划成“右派”的原因。
严家炎老师说了一件自己经历的事作为佐证：大概在1957年12月初的一天，中文系党总支干事蔡明辉来通知我，要我当晚八点到党总支参加一个会议。我奉命去后，才知道这是讨论同人刊物《当代英雄》的会议，由新任总支书记蓝芸夫主持。据说这个会议此前已经举行过一次，原任党总支书记孙觉已讲了她反对将刘群等划为右派的意见，今晚是第二次讨论了，要我这个对刘群有所了解的普通党员也来说点意见。我于是将刘群在5月份非常辛苦地办《浪淘沙》积极反右的情况作了客观介绍，待总支委员们没有新的问题发问时，我就先离开了会场。再过一星期左右，在《当代英雄》即将被宣布为“右派小集团”之前的半小时，孙觉和蓝芸夫两人又在文史楼的过道中发生大声争吵，而蓝芸夫则显然是受到新任校党委所任命和支持的。
胡经之先生说，参加《当代英雄》筹办的八位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之前一直受到杨晦先生和孙觉的保护，没有划为右派，但在新任校领导陆平调来之后，派新任总支书记蓝芸夫到中文系抓反右，即使孙觉和杨晦先生极力反对，仍没有能改变八位年轻人成为右派的命运。孙觉因此而被免职。杨晦先生内心受到重创，每当谈起此事，总是不胜痛惜。
1957年鸣放中，中文系的学生活跃敏锐者众多，由此在反右中受到重点整肃。爱才的杨晦先生对此无能为力，内心痛苦。中文系55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陈丹晨对笔者回忆说，我们当年开会讨论定右派的问题，大都是在杨晦先生家开的，我记得杨晦先生从没说过一句话，他心里是非常不赞同把学生打成右派的。
1980年，中文系学子、1957年打成右派、文革中殉难的林昭平反，是年12月11日，林昭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年逾八旬的杨晦先生出席了追悼会，表达了对这位含冤惨死的学生的悼念和哀痛。
林昭的难友、经历了20年牢狱之灾的中文系54级学生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一文中说：1980年12月，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一岁的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们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时，他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国恩）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他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在1957年的大环境下，杨晦先生也不可避免地参加了一些批判右派的活动。在晚年，他并不回避这样的经历，而且还真诚地反思。中文系54级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刘绍棠在《忆杨晦先生》一文中回忆：1979年10月下旬，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和杨先生都是北京代表团的代表。……报到那天，我急忙到杨先生的宿舍，拜望多年不见的老师。宿舍里只有杨先生一个人，坐在床沿上。我走上前去，行了礼，说：“先生，我是绍棠。”杨先生非常激动，握住我的手说：“1957年我在大会上批判你，很对不住你。”我的身心猛烈一震。在我的伦理道德观念中，老师如同父母，即便我受了委屈，也不敢接受老师的道歉。
提到杨晦先生，众所周知他是“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勇敢青年，而如果了解到他的后半生，在1957年以及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的态度，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位“五四”老人是怎样将“五四”的精神和风骨保持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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