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从供给制到薪级制的变化， 应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不同级别待遇不同至少也是把待遇明确了

五十年代中期，干部（类干部，包括知识分子）的工资确实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很高， 按当时的物价，要吃什么自己去买，凭工资吃啥都行， 就避免了供给制是高级干部吃啥可以喊勤杂人员到伙房去”拿“的局面。

问题是从三面红旗迎风飘之后， 社会物资供应的极端短缺， 高级干部的高工资到市面上也是什么也买不来，于是，为了保证一部分对国家显得重要的人物的供应， 制度性地规定了与级别挂钩的”食品供应“， 为什么基本就是食品呢？因为那时人人睁大了眼睛就是望着”吃“的东西， 这儿的”重要人物“， 倒也不单单是共产党高级干部， 教授工程师医生等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 均比照共产党干部的级别套用其享受待遇标准，不包括级别不够的普通讲师低级别工程师等。

这个”待遇“， 比较隐蔽， 是能不让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知道的，所以普通老百姓大多数就不知道还有这个特殊待遇， 真以为高级干部与我们大家一样多少斤粮几两油半斤肉呢，以致到现在还觉得那时平等得很，就是当年就没让他们知道的结果。

那上海来说， 13级或比照13级生活待遇的其他”分子“，一个月那三斤猪肉一斤油三斤黄豆等等， 那时真的十分管用的啊！

八级工虽说工资比一个17级干部好像高一点点，但17级干部一个月油三斤黄豆， 八级工肯定没有，不知道当过全劳模出席过群英会的有没有， 没听这些人的孩子讲过。

又回到相对论。

一个县团级干部， 那三年在北京的生活， 比普通老百姓不会好很多（除非是后勤供应部门的），但在某省某地区任职的话，日子就差不哪儿去， 若是当的是县太爷， 吃香喝辣就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