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一生经历坎坷，可以说九死一生

来源: JustWorld 于 2024-05-20 19:12:37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963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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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ZJ20672066

文贯中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和师长。文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可以说九死一生，但命运又对他偏爱有加，或许他承受的苦难太多了。但文先生并不沉溺于他的苦难，相反他有一种豁达，而去悲悯中国土地上亿万贫苦的农民。
文贯中催人泪下的苦难人生绝不向黑暗势力低头

https://youtu.be/-ikEHux9UnQ?si=O6sBXTVF-cKtlmuu

文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可以说九死一生，但命运又对他偏爱有加，或许他承受的苦难太多了。但文先生并不沉溺于他的苦难，相反他有一种豁达。他超越个人的苦难，而去悲悯中国土地上亿万贫苦的农民。

文先生说，我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和许多人不一样，这一切都来自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文强。他曾经是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和省委特委书记，但后来又在国民党里面做到中将，淮海战役时是杜聿明的参谋长。

我父亲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我父亲那时候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因为新三民主义政策，那个时候国共双方都鼓励党员跨党。但是在国共分裂的时候我父亲选择了共产党。后来国共分裂。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已经走的非常极端了，当时在湖南省已经开始斗地主游街了。共产党的行为让我父亲最终决定走到国民党那一边。

1948年的时候，我母亲、阿婆和我们三个兄弟已经到了台湾。后来在淮海战役结束，我父亲就被俘了。按照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6个月内可以交换战俘，他就让副官捎出一条信来，叫我母亲快来营救他。我母亲就从台湾到了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和苏北一带。

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方面主要的官员和军队都已经撤走了，我们就在上海徐家汇住了下来。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但由于父亲的事，她被管制，不能再教书了。我母亲不停的要找父亲，但是始终就没有直接联系，她很绝望。最后在管制即将结束的时候，她选择了煤气自杀。

我母亲去世时，阿婆成了家里唯一的依靠。当时，街道干部要将她赶回老家，那我们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后来，阿婆在大街上拦截区委书记的车，放声大哭。区委书记听了她的哭诉，就问阿婆怎么办。阿婆说我要管这几个孩子，家里面还有点财产，也不会给政府添什么负担，我也可以再去做点事情。这几个孩子也没有罪，他们只是出生在这个家庭。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罪。区委书记说，这个影响太坏了，传出去以后象灭门一样。于是阿婆就留了下来。

时间流逝转眼就到了文革。我学习的那个中学是徐汇中学。因为反对血统论，我就被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徐锦贤正式宣布为反动学生，先被控制军关在学习班里面，后来他们就斗争我，说我是反市革委会的，后来就放在牛棚关了一年，每天都是打扫厕所，后来给他们弄得差不多要死掉。徐汇中学的一名工人，他因为成份好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个牛棚的领导，每天他来布置工作。对我倒很照顾。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围住他，要他长时间弯腰、鞠躬、“认罪”。晚上他们将他押到一间黑屋，将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断几根。“他们离去时，我遍体鳞伤，只能在夜幕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变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帮我脱衣，一脱便连皮带肉撕下来……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令人发指的是，红卫兵见他身上贴了膏药、纱布，又逼他交待是谁治疗他，竟然气势汹汹去那人家兴师问罪。

又一次，他打扫操场，一帮学生逼他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他们竟从楼上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他的头上，砸得他昏死过去。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给活活整死的。工宣队也害怕了，把他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虽然体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险总算躲过去了。

我是1969年去插队的。我下乡的时候阿婆已经80多岁了。1971年底我回上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身体非常不好，但还能行走，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我就有一点不想回去，觉得应该照顾她。

一次，阿婆病重，我就用黄泥车她把送到医院。医院一听说什么家庭就不治了。她那时已经85岁了。医生说，她能活到这个年纪就福气很好了，没必要治了，你就带她回家吧！我就和他们吵了一架。到了1975年春天，我父亲被特赦了，这是文革当中的第一批特赦。特赦之后就把阿婆带到北京，我也到了北京，因为上海不准我落户。

到了北京以后，开始也是找不到工作，一听出身就不要了。当了几个月无业游民，后来人家就介绍我到食品厂工作，去当搬运工。后来又当了一段时间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后来就有了一个机会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社会科学部。文革结束后，学部从乡下迁回来了，但是那些老的研究员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于是社会科学部就有一点不公开的在内部招一批年轻人，因为他们也听说文革中有一些人在自学。我考的是情报所。情报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一个机构，就需要有人来把这些刊物翻译成中文。我就在那儿工作了两年。

在1979年初，我就决定要去考研究生。我就优先考复旦大学，当时经济系里面又有一个新的专业是世界经济。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还不能就中国经济论中国经济，必须要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怎么搞得那么好。就去报考世界经济。考上了。

三年以后，我毕业的时候，复旦大学要留下一些人，我也被选上了，就在复旦大学留校了。一年以后，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复旦大学校长谢旭德拿到一个机会，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跟他说，欢迎复旦大学派一个访问学者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去。谢旭德校长回到复旦以后，就举行了一个考试，有些年轻老师都去参加，主要是考英语，也考一些经济学。后来我被录取了。因为在英文成绩上我要比他们好，就派我去。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芝加哥大学是什么性质的大学。

到了一年结束的时候，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D Gale Johnson教授就跟我说，我看你好像也很喜欢经济学，我现在给你一张往返的机票，你告诉复旦大学你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我们同意接受你成为博士班的学生。
后来，历经种种艰难，我终于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

后来由于“六四”，我就没有回国，还差点没有毕业。为什么？因为我正在做论文，因为我正在做论文，论文又是专门研究中国当代的土地制度，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我还到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去收集很多资料。回来不久，从1989年4月份开始在国内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我想还是要把学习完成吧。那时候我的模型和资料都有了，数据结果也有了，就是要把它写成一个初稿出来，然后把初稿给导师花几个星期看一看。我的导师舒尔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初稿一个字一个字的改，相当相当认真。后来终于在8月份初步通过了，到12月份正式答辩通过了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再后来，到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勃鲁克学院得到在北美的第一份工作。一九九四年又去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三一学院，并于四年后获得终身教职。

2016年，文贯中先生回到了徐汇中学，他在66届高三同学毕业50周年聚会上说：虽然文革极力破坏做人的底线，践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冷酷无情，翻脸不认六亲的斗争机器，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关键时刻，我总能遇到坚持做人有底线的好人。由此想到，我们固然无法控制外部的大环境，但是，如果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能够坚守做人的底线的话，我们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绝不为虎作伥，绝不落井下石，绝不指鹿为马，或者恩将仇报。希望中国永享安定，繁荣，和平。但若有不测事件再度发生，黑暗势力再度卷土重来，也许我们没有勇气，直接质疑黑暗势力的合法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牢记文革的教训，坚守做人的底线，只要我们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势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战胜黑暗和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