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当时也称“红宝书”），人手一本，甚至多本。
1966年，全国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统计：全国有900余家印刷厂共印《毛选》1—4卷2415．8万部，《选读》甲种本2867．4万部、乙种本6449．4万册，《语录》23460．7万册，毛泽东著作各种专集、汇编本、单篇本74814．8万册，单张语录、语录画3l，090万张，单张诗词手迹224万张(不包括部队出版社的印数，下同)。
1967年
1月4日 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全国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等各界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去年《毛泽东选集》印了3000万套，今年打算印8000万套。要表扬、要感谢出版界职工们的努力。”正式宣布了《毛选》1967年印制8000万部的计划。
1月10日 “第二次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会议筹备会”在北京民族饭店开始举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及中央有关单位的代表四十余人出席。
文化部副部长颜金生、赵辛初代表文化部党委(石西民已被上海的“造反派”揪走，部长萧望东和其他几位副部长已被北京的“造反派”揪走)于1月6日写报告给康生，汇报文化部拟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会议的有关情况，未见答复。11日颜金生在民族饭店再次写信催询。康生办公室12日上午回电话传达康生的意见：会议暂时先不一定开，不一定在这时开。以后文化部的事情可以找中央文革小组，找王力，由他们那里管，印毛著的事也和他们联系，开会的事和王力商量后办。颜金生接到电话后立即给王力写信，要求安排去向他作一次简单的口头汇报。王力没有答复。
这一时期，从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一股浪潮迅速蔓延到北京。1月16日，会议被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的一个群众组织以这次会议是“背着党中央非法召开(康生说现在开会不合适)，是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化部涂脂抹粉，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大阴谋”等罪名造了反，会议在一片吵嚷声中草草收场。
1月22日 《人民日报》在第3版以半版篇幅发表了北京、上海22个群众组织的联合宣言，大字标题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同时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短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热烈赞扬“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全国许多省市的出版部门也纷纷被“造反派”夺了权。
1月26日 江青、陈伯达和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16日造了会议反的几个群众组织头头。江青高兴地说：“你们夺权夺得好!”“你们的气魄很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感谢你们!”同时参加接见的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在汇报中说，轻工业部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把印《毛选》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要造轻工业部的反。江青说：“这个反应该造。”王力对“造反”的头头说：“你们已经夺了权，就要行使权力，不一定派人到各地去‘串联’，可以发号召，如果一定要派人去，也不是‘串联’，而是正常的派出工作，行使权力。”“你们要向全国发布命令，实行权力。”对有人提出要成立全国组织问题，王力回答：“成立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是可以的。”当有人提出召开“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会议”问题时，王力说，这个会议“是一定要召开的，什么时候开要等一下，因为全国现在正在夺权”。
1月27日 由北京、上海26个“造反”群众组织组成的“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印发的“第一号通告”宣布，这个“筹委会”已于1月23日在北京成立，宣告“彻底砸烂旧文化部、旧出版局，出版、印刷、发行毛主席著作的一切大权”归这个委员会，在委员会正式成立前，由“筹委会”代行职权。并宣布：“任何人胆敢阻挠、破坏毛主席著作的出版，以现行反革命查处。”
1月 外文出版社成立《毛泽东选集》翻译室，除本社人员外，还从有关单位借调高水平的翻译干部，逐步发展到两百余人，设立了17个外国语文组。编辑业务上，设立了质疑组，并从军事科学院聘请了两名顾问(翻译室完成任务后，于1971年11月撤销)。外文出版社从1961年至1976年共用18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用13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选》；从1966年至1972年，用37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语录》1008万册，用5种外文出版了张贴式《毛泽东语录》133万张；此外，还用10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著名篇目，也用多种外文出版了单行本。
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决定取消一切所谓“全国性组织”。“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头头即向王力请示如何办。14日，王力秘书电话传达王力的意见：“你们可以改变组织形式，继续工作。”“筹委会”便取消“全国”二字，更名为“革命造反派印制毛主席著作工作小组”(简称“印制小组”)。
2月22日 “印制小组”给王力写报告，要求召开“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会议”。25日王力秘书传达王力的答复：“要开你们就开”。“印制小组”即于27日发电通知全国选派代表，并于28日晚和总理值班室联系，要求周总理给会议作指示。
3月6日 王力秘书于下午5时向“印制小组”负责人传达中央首长批示：“《毛选》注释、出版、印刷一切事宜权力都属于中央，全国会议不开了，立即通知停止。”
3月7日 “印制小组”决定停止工作，并准备从文化部出版局撤出派去的“监督小组”人员。当晚，王力秘书在电话中了解情况后，批评小组不应“紧急刹车”。8日又到人民出版社找“印制小组”负责人，说：“中央文革小组派我来了解情况。我们只通知出版会议不开，没有意思要你们紧急刹车。你们的日常工作不能停。”
3月16日 陈伯达、康生、王力联名向林彪、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等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写信，汇报当天下午向毛泽东请示要不要修改《毛选》中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毛泽东有下列指示：(1)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3)《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掉。(4)新印《毛选》仍用原来的出版年月日期。(5)第5卷、第6卷《毛选》，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6)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24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4月30日 中央文革宣传组办公室向“印制小组”口头传达了3月16日陈伯达等写的信的内容，要求小组和人民出版社研究提出方案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后执行。
5月11日 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在北京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向中央有关部委、军队、新闻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印发的通知中称：“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旧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属单位归中央文革宣传组管理的决定，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须办理的业务、行政工作照常进行，暂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领导职权。”
参加“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前后略有变动，工作时间较长的有13人：负责人常工(人民出版社)；秘书组：朱大林(组长，国家计委文教局)、吴承琬(人民出版社)、苗淑德(文化部办公厅)；印制组：李英才(组长，科学出版社)、方厚枢(文化部出版局)、安长春(人民出版社)、佟庆福(中国印刷公司)、崔福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物资组：张安定(组长，国家计委轻工局)、陈明勋(北京纸张供应站)、翟泽东(北京新华印刷厂)、左英明(人民教育印刷厂)。1968年12月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人进驻办公室，分别是来自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王济生、刘梅、刘希政三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王淮章、田守维二人，由王济生负责。
办公室成立时，中央文革宣传组宣布三条规定：(1)调来的同志不搞运动，不能把不同观点带进来辩论、贴大字报；(2)党员成立临时支部；(3)工作人员和原工作单位只有工资关系，回去后不能以办公室名义支持这派反对那派。
6月30日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宣布：经中央批准，旧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接管，决定委派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具体接管工作。文化部出版局及其直属单位由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接管，文化部其他司局及其直属单位，由文艺组接管。
6—7月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从北京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抽调部分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持中央文革宣传组介绍信，分赴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等地区调查了解《毛选》8000万部印制计划落实情况。调查中了解，由于年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原有出版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新的领导机构没有建立，《毛选》的印制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有的省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组，有的地方已实行军管，但大都忙于运动，很少抓《毛选》印制工作。许多地方的印刷厂两派群众组织互相争斗，反复夺权，严重影响了《毛选》印制任务。宁夏承印《毛选》的一家印刷厂竟发生一个群众组织中的部分人在《毛选》第2、3卷的扉页和环衬边沿印上攻击另一个群众组织“大方向正确狗屁”、“丑得很”、“打倒联委会”等标语口号，数量达11．1万多张。担负《毛选》用纸生产的汉阳造纸厂因武斗停产两个月，严重影响了华东、中南和西南11个省、市、区《毛选》的印制；因武斗造成运输中断、停电或缺电影响生产的情况时有发生。调查组返京后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同时与有关部委商量，采取措施解决纸张和印刷物资的供应工作。
7月1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级党委、各军区、军管会，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宁夏发生的在《毛选》扉页和环衬边沿印上标语口号的事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央责成兰州军区党委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并要全国各地从中吸取教训，不要再发生此类严重政治错误。
7月24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央文件，转发中央文革宣传组《关于出版用纸生产和供应情况》的通知。中央决定，“对几个重要的造纸厂(如汉阳、宜宾、江西等造纸厂)即由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并提出“严格控制各高等院校小报发行数量，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或军区负责”等措施。(“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红卫兵”等组织编印的小报数量众多，耗用了大批纸张，仅北京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即有400余种，每月用纸350余吨。)
8月15日 中央文革宣传组办公室联络员，向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传达毛泽东8月4日关于修改《毛选》注释的批示，全文是：“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释可以删去，正文不改。”宣传组办公室要求立即组织班子，查阅《毛选》全部注释，提出修改方案。办公室从人民出版社等处抽调编辑，并借调解放军总政治部理论处一名副处长共八人组成修改班子，于9月5日开始工作，至11月2日结束，印成一册《毛泽东选集》注释修改意见(送审稿)》，在1—4卷注释和题解中共提出77条修改意见，除对《毛选》注释中一些具体事实作了校正(如平原省菏泽县改为山东省菏泽县，白求恩逝世地点由完县改为唐县)以外，主要是删去了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一些人名，如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李井泉、郑位三、李维汉等。这份材料上报后一直没有下文，后来中央文革宣传组撤销，此事不了了之。
10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区、各军管会、各群众组织发出《关于完成今年(毛泽东选集)出版任务的通知》，称《毛选》l—9月已出版5630万部，完成全年计划的70％多，但也有些单位完成得不够好，甚至个别地区个别单位只完成全年计划的20％左右。《通知》说：“现在距年终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紧，任务重，中央要求你们加强领导，加强协作，保证高质量、高速度地印制革命宝书《毛泽东选集》，保证完成全年8000万部的出版计划。”
12月20日 《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的计划提前超额完成。截至本日止，全国已出版汉文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毛选》l—4卷8640多万部。
12月25日至1968年1月8日 为庆贺1967年印制《毛选》8000万部的完成，安排1968年毛泽东著作出版计划，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报经中央批准，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毛主席著作出版计划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代表一百余人参加。会议开幕时，国家计委、一轻部、二轻部、一机部的领导和有关方面代表共250人出席。
12月31日 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
本年 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印刷厂(其中承印《毛选》的印刷厂181家)共投印《毛选》1—4卷10，618万部、实际出书9211万部(其中精装合订本60万册)，《选读》甲种本1914万部、乙种本2876．5万册，《语录》36990．9万册，毛泽东著作各种专集、汇编本、单篇本79206．4万册，单张语录、语录画44962．8万张，单张诗词手迹7060万张。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语录》100开本；毛泽东著作合编本：《毛主席的五篇著作》128开本(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整顿党的作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32开、64开、100开、128开本(包括《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100开、128开本、《<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100开本、《<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专题汇编《毛主席论人民战争》、《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内部发行)。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对外部编印《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目录》统计：(1)从1949年10月至1967年10月，国内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有23种文字，共576种。其中已出版《毛选》英文版1～4卷、缅文版1—4卷、法文版1、4卷、西班牙文版4卷、俄文版1、4卷、印度尼西亚文版1卷。《语录》已出版23种外文版。(2)解放以来，国内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总印数为25，137，162册。为供应国内读者需要，东方红出版社(原商务印书馆)利用外文图书出版社纸型翻印《毛选》英文版1—4卷l，289，570册、俄文版第4卷20万册；《语录》英、俄文版2，435，317册；各种毛泽东著作单篇本英、俄文版2，540，520册，合计为6，465，407册(此数未包括在外文图书出版社的总印数内)。(3)国际书店自1952年至1967年9月止，共发行毛泽东著作1l，624，17l册(1961年前均为对外贸易发行，1961年后包括对我驻外使馆等的非贸易发行，自1963年起包括国内贸易和非贸易发行)。1967年1—9月，共发行《语录》外文版l，613，268册。(4)截至1967年10月止，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共853种，其中《选集》48种，单篇本、文集、汇编本、语录等805种。有54个国家与地区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
1968年
2月24日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就1968年毛泽东著作出版和其他出版用纸情况及问题，向国家计委写报告，称“毛主席著作出版计划会议”提出的1968年全国出版用纸数量，较中央1967年12月2日批准的计划(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用纸23．2万吨，报刊、课本及一般图书用纸27万吨)增加9．8万吨。目前由于煤、电、化工原料不足等原因，部分纸厂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原安排的全年纸张计划不能完全落实，再增加用纸则困难更大，希望国家计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3月24日 国务院批转第一轻工业部《关于保证完成1968年毛主席著作出版用纸生产和建设任务的意见》。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参照报告中所提意见，逐厂进行安排，在1968年计划中，必须把毛主席著作出版用纸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从原材料供应和设备制造等方面应优先安排，保证需要。”
11月14日 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国内外读者、翻译和工作人员纷纷来信，要求在主席选集中删去刘少奇的名字。除去删去的以外，现在正文还有四处，题解一处，注释三处。宣传联络员来信，提了一些建议，容易做到，恳请主席批示。此事如不做恰当处理，国内外还会不断来信。”陈伯达还建议：“选集中的题解，除了主席为了说明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和有必要注明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发表的那些以外，有些题解比较烦琐，人名一大批，似乎也都可以删去。”“此外，原有的注释，本来是想对读者提供了解主席著作的便利，现在看来，都是多余的，建议都可删去。这些注释约有13万字，如果删去，完全不妨碍读者对主席著作的理解，而且页数也将减少很多”。
毛泽东于14日晚7时阅后批：“照办。”
陈伯达的秘书向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传达后说，陈伯达要他们查一查“主席四卷著作中，有哪些地方还需要考虑修改的，例如一些人名，也包括‘二月逆流’的人名，提出个修改方案报来”。同时关照让“组织几个人悄悄地进行”，意思是要注意保密。负责联系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宣传联络员于14日深夜紧急约见办公室和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传达“中央文革首长指示”，要求连夜组织修改班子。联络员并亲自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借调五人，连同办公室负责人和从出版社调来的共十人，于第二天集中开始工作，但不到一周突然接到通知：“有新的精神，不这么大搞了。”修改班子立即解散。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后，批林清查工作开始，修改班子保存在办公室的一包密件被打开，发现修改方案大致从两个方面扣定：(1)删去《毛选》全部注释，删节或改写部分题解；从正文中删去刘少奇的名字。汇报材料中说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央文革首长的请示报告精神”进行的。(2)查阅了一些人名在《毛选》中出现的地方和次数，提出处理意见。这是根据“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进行的。其中包括三类人物：“三反分子”、“‘二月逆流’的人及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中宣布一批、二传、三看的人”，以及“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分别开列了一大批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名单。对《毛选》中的这三类人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第一种人应尽量在《选集》中删去；第二种人在《选集》中若无表彰之意，似可保留，最好用部队番号代替；第三种人应将“同志”二字删去。
本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64开精装合订本(称“袖珍本”)，全国除西藏由北京代印外，28个省、市、自治区共安排印制800余万册。此外，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国际书店本年向国外发行毛泽东著作565万多册，是历年毛泽东著作向国外发行数量最高的年份。
1969年
3月26日 国务院业务组计划组向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传达周恩来3月23日向全国计划会议讲话中的一部分。周恩来指示：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首先要高质量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大力加强广播事业。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现在城里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毛主席像章一百多枚，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北京郊区的门头沟离得很近，《语录》在那里还不是家家有。像章有的人还没有，有的人有几百枚，很不平衡。我看应该要求来一个献像章、献语录的群众运动。”周恩来认为“计划纲要”中关于《毛主席语录》1969年要印3亿册的计划多了，问是否能够少印一些?并说：“要节约一些纸张去搞别的。《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4月19日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报告1969年毛主席著作出版计划：《毛选》1—4卷普及本全国已基本普及，拟根据需要适当安排一部分；精装袖珍合订本需要量很大，拟适当多印一些。《语录》城乡都已普及，只偏僻山区还需要一部分，今年已投印7000万册，全部印出后不再投印。毛主席著作用纸原计划25万吨，加上其他出版用纸11．8万吨，共计36．8万吨，调整后两项共需30．8万吨，比原计划减少6万吨。毛主席著作封面用塑料也由原计划2．7万吨减为2．2万吨，减少5000吨。
5月1日 邮电部通知全国邮局，邮寄毛主席著作一律恢复收费。铁道部也决定从1970年6月1日起，全国铁路交通部门对发运毛主席著作一律恢复收费。过去实行的减免税、免计利息和降低发行折扣等优惠措施也陆续撤销。
6月10日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向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发出通知，提出《毛选》1—4卷普及本在全国城乡已普及，今后不再作统一安排；《语录》按人口计算，已超过人手一册，也不要再印。
8～9月 周恩来开始过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工作，他派国务院值班室一位负责人到办公室了解情况。不久就通知：“总理下午要接见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后因周恩来临时要会见外宾，会见改期。9月29日国务院值班室派人送给办公室国庆20周年庆祝大会观礼券17张，并出示了周恩来亲笔写的一张便笺：“请发给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十七位同志每人一张观礼券，请他们参加观礼。”10月1日，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参观了上午的庆祝大会和晚间的焰火晚会。
9月22日 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向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传达上级决定：《毛选》第1卷《矛盾论》中引用列宁的一段话，“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将这段话中的“合一”两字改为“均势”。
从1967年5月5日至1969年9月22日，中央文革宣传组和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先后七次通知人民出版社、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改动毛泽东著作的正文和注释。对这些改动有的说是“中央文革首长指示”，有的具体指名是陈伯达、姚文元办公室通知，有的则是陈伯达、姚文元本人当面口头布置。改动的内容有：(1)删去刘少奇的名字以及涉及刘少奇讲话的段落。(2)《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题解中，除保留第一句话外，其余提到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中讲话的内容全部删去；《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文的题解：“这是毛泽东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电报”一句全部删去。(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三篇文章的注释中提到陈绍禹(王明)和秦邦宪(博古)同志处，均将“同志”二字删去。(4)《矛盾论》中引用列宁的话“合一”改为“均势”。
对于上述改动，均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人民出版社发通知，布置全国出版单位，对改动部分作重新换页处理。《毛选》改动后，《选读》本和有关合编本、汇编本、单篇本的相关内容均要改动，改动较多难以换页的，在请示并得到批准后，作密件送纸厂化浆处理。这一工作，经过十个多月才基本结束。据各地不完全统计，《毛选》1—3卷换页1400余万部，第4卷作化浆处理。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老版本《毛选》化浆1000余万册。《选读》甲种本1400余万部、乙种本2100万册，以部分换页、部分化浆处理。汇编本、单篇本化浆处理的达1．4亿余册。以上这些改动，均通知“在内部进行”。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大字小16开羊皮面精装本和大字25开羊皮面精装本；合编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128开塑套装本。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据解放军报社、战士出版社统计，从1964年5月至1969年4月共计出版7525万多册(此数不包括在人民出版社及各地租型的统计数之内)。
1970年
4月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于1969年向全国调查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存数情况，据各地汇报情况统计，截至本年3月底，全国发行部门存有《毛泽东选集》1—4卷2721万部，《语录》12344万册；毛泽东像63002万张，单张语录、诗词38275万张，总数达12．54亿余册(张)。这批数量中，《毛选》的75%，《语录》的65％，毛泽东像的80％，单张语录、诗词的85％，都存在县城新华书店和公社代销点。
9月2日 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载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年，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四个口子的负责人来负责收，总的由李德生抓。
9月3日 国务院办公室召集出版口、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等部门的负责人，传达周恩来2日晚的指示。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二十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公，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应邀先后派方厚枢、朱大林、佟庆福三人参加这项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9月6日向全市传达布置清查工作，到10月9日共收到上报样本657种(总印数约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招来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有440种，其中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及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其中军队编印的《最高指示》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两种印数(加上地方翻印)总数超过1000万册。这几百种本子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如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泄露国家、国防机密，引用语录不准确或乱引大字报、小道消息均作为“最高指示”编入。如有一个本子收入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现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有几个地方翻印这个本子，内容完全相同，在封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编”的字样。有一本语录引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256字中错漏即有16处，甚至将原文“有五万人之多”一句错印成“有五百万人之多”。工作班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量工作，最后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经李德生审定后向周恩来汇报。
10月 根据周恩来指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并入国务院于本年5月23日成立的“出版口”。出版口领导小组成员五人：王济生(组长)、杜润生(副组长)、刘梅、郭恕、张指南。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合编本(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本年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统计，从1966年至1970年底，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汉文、8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36种外文共46种文字)42．06亿册；毛泽东像和单张语录、诗词62．27亿张。
1971年
4月12日 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林彪等人的干扰破坏和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特别指出要重视马列著作的出版，针对林彪、陈伯达妄图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的阴谋，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明确指出：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不能割掉根。在起草座谈会文件中间，周恩来两次亲笔纠正了几年来一直沿用的“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这种提法，改为“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文件中并明确规定了“要把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放在首位”。
周恩来在讲话中又提到清查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问题，要出版口确定哪些版本是中央批准的。他说，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现在不清理，将来传到后代还要考据版本，哪些是正式的，哪些是不合法的，还是现在先审查一下。
6月23日 出版口领导小组经过调查，向国务院报送《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录》，开列了自1949年10月至1971年5月底，经中央批准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汉文版)86种的目录。
12月 据外文出版局统计：从1966年6月至1971年8月，毛泽东著作共用36种文字出版1．1亿册。其中《毛泽东选集》1—4卷已齐的有英、法、西、俄、德、日、越、泰、缅、印尼、朝等11种文版；《毛泽东语录》已出版36种文版；《毛泽东军事文选》已出版英、法、西、泰、印尼、葡萄牙、越、印地、日、朝、德等11种文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了英、日文版；还用28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汇编本、单行本多种。
1972年
2月22日 出版口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通知各地对现存印有林彪题词、前言的《毛主席语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作技术处理后继续发行；毛泽东著作汇编本、单篇本凡印有林彪题词、语录的，参照上述精神处理。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大字本。
1973年
12月 文物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墨迹》，6开本线装；1977年9月又出版16开本。
本年 据外文出版局统计，从1966年至1972年，外文出版社共用37种外文出版《毛泽东语录》1008万册。37种外文是：英、法、西班牙、德、俄、世界语、葡萄牙、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挪威、日、朝鲜、蒙古、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地、乌尔都、孟加拉、泰米尔、波斯、土耳其、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菲律宾、尼泊尔、普什图。此外，还用英、法、西班牙、俄、德五种外文出版了张贴式《毛泽东语录》133万张。
1974年
2月 赛福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召集民委临时小组研究用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问题，于2月22日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局。国家出版局也于3月27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建立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民族语文翻译机构问题的请示报告》。
经中央批准，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筹备小组在北京成立并开始工作，从部分省、自治区调进的近80名翻译人员(编制定170人)陆续到位。
3月 人民出版社根据国家出版局开会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对以前出版的58种毛泽东著作单篇本重新排印大、小32开两种版本，并放大字号(大32开本为老4号字，小32开本为新4号字)，均为横排，自1976年起陆续出版发行。
1975年
8月29日 胡乔木写信给国家出版局徐光霄说：“关于重印毛主席著作及其单行本时，碰到有几篇注释中提及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名字的问题，我们提出处理意见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于8月23日报主席批示，已经主席圈阅同意。”要求以后即按以下办法处理：(1)《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此篇在选集的注释中未提及林彪，只在单行本的注释中提到)三篇的注释中林彪的名字应删去，只保留朱德、陈毅两位同志的名字，以恢复历史真相。(2)《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注释[2]中林彪的名字仍予保留，因注中引的是中央文件，不宜也不必改动。
本年 文物出版社集宋代黄善夫刻《史记》字印《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有16开线装本与16开朱砂本，10开本、20开线装本几种版本，于1976年1月开始发行。
1976年
2月5日 外文出版局成立了包括法、德、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朝、越、缅、泰、印尼、印地、乌尔都、阿拉伯、世界语16种文字的《毛泽东诗词》翻译班子，翻译的《诗词》，除日文版出四十二首本外，其余各文种均出版三十九首本。
5月1日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三十九首)英文版，精、平装和袖珍本三种开本共印31万余册，于本日开始在书店发行。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 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10月8日 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在出版选集的同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12月11日 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向中央写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准备工作的请示报告。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原则上同意国家出版局11日的报告，并责成出版局做好1977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各项准备工作。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两首)》(两首词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毛泽东著作单篇本《论十大关系》。
1977年
2月25日至3月5日 国家出版局召开《毛泽东选集》第5卷全国印制发行工作会议，落实印制进度计划、质量要求、发行工作安排等。
3月1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由华国锋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均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4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文版有普及本、平装本、精装本和大字小16开皮、布面精装本四种版本，均为简体字横排。本年9月出版了繁体字竖排大32开本、大字小16开精装本和仿宋字体线装本。
《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五种民族文字版、盲文版及英、法、西班牙、德、俄、日六种外文版也陆续出版发行。各种文字版的总印数近2．2亿册。
7月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汇编《毛主席著作出版统计(1949—1976年)》，说明1966年至1976年，全国共出版毛泽东著作44．56亿余册，其中《毛选》1—4卷出版2．41亿余部，比“文革”前出版总数增长21倍。
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76年底，全国总计出版55种文字的毛泽东著作53亿余册，其中：
(1)《毛泽东选集》(1—4卷)共用26种文字出版2．53亿部，其中汉文版2．47亿余部，少数民族文版(6种文字)310万余部，盲文版8000部，外文版(18种文字)190万部。
(2)《毛泽东著作选读》共出版2．11亿余(部)册，其中甲种本(11种文字)7030万部，乙种本(7种文字)1．4亿余册。
(3)《毛主席诗词》(14种文字)共出版9609万册。
(4)《毛主席语录》(47种文字)共出版10．91亿余册(不包括部队印数)。
(5)毛泽东著作单篇本、合编本、专题摘录等(55种文字)共出版30．9亿余册。
11月 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在北京正式成立。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单篇本《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1978年
6月 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共中央党校编)四册：哲学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学说部分。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专题汇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全国妇女联合会编)；单篇本《关于农村调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79年
2月12日 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通知》对停售后存书的处理办法做了规定。同时通知，对印有“万岁”、“万寿无疆”等失时题字和风黄污损的毛泽东像停止发行，作化浆处理。
6月 据新华书店总店调查统计，全国书店共积压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4．5亿册(占全部存书量17亿册的27％)，合码价1．03亿元(占全部存书总额的24％)，其中《毛泽东选集》约800万部、毛泽东著作单篇本2．82亿册。长期积压的毛泽东著作加上马列著作，占用银行贷款8500万元，从1979年起每年要向银行付利息约430万元。为此，国家出版局党组于本年12月7日向中央宣传部上报《关于解决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积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这些书籍多数是在“文革”期间积压下来的，长期占用书店库房面积，许多书出现封面粘连、书脊脱胶、钉锈、风黄，成为废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报告》提出四点处理意见。12月28日，中宣部同意国家出版局党组的报告，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有关部门执行。
外文出版局批准国际书店分情况处理库存过多的毛泽东著作单篇本(超量积压33种计3600万册)。根据通用文版畅销多留、其他不留的原则，销毁处理单篇本及小册子2661万册。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单篇本《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1980年
5月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同时，将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专门从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编辑、传记、年谱的写作和思想研究工作。
1981年
7月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单篇本《七大工作方针》。
1982年
4月10日 国家出版局发出通知，根据中央宣传部通知，《毛泽东选集》第5卷因有些提法(包括出版说明和注释)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予以停售。
（季刊《出版史料》2001年第一辑第70页《开明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原文标题：
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1949—1982年）方厚枢 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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