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出来的富田事变——李韶九酷刑不让来俊臣
毛泽东与清肃AB团连载(3)
(节选于 高华教授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 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在这之前的12月9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日到达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
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馀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未、彭、黄」的口号。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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