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孟国庆：改开时代走出国门的第一批"洋三届"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孟国庆，1942年10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1979~1981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现任上海市黄浦区人大代表、政协之友理事。
原题
初 出 国 门
1979年12月23日，作者（后排左1）在Vail和美国总统福特合影
我出过不少次国，但是39年前第一次出国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
1978年7月7日，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国和美国互派留学生。对美方来说，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是个意外的“惊喜”。据说这原本只是美方作为谈判的“筹码”，想不到中方答应得如此痛快，美国人认为这是这次访问的最大“突破”。
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消息，是我在孟老夫子的故乡邹县农村参加劳动中休息时，偶然从一份报纸上读到的。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当然老美有他们自己的“算盘”，他们历来相信文化交流是扩大美国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就如美国生活方式是随同可口可乐一起“入侵”的。我从一本书上读到，美国一位大学校长曾说过“哪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批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977年8月8日他老人家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我们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一年多。不少人的思想还没从极“左”的桎梏下解放，对这么多人出国，尤其是到美国这样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大本营”留学，更是忧心忡忡。据说一些好心人忧虑：“派这麽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回来怎么办？”
当时听说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胆略说话了，话的大意是不要担心他们不回来，不回来怕什么，跑掉十分之九我们还有十分之一呢！尽管后来报纸上的说法是：“不回来怕什么，跑掉十分之一我们还有十分之九呢！”然而我心底还是相信前面一种说法，因为面对当时的形势，邓小平同志会这样说的，这符合他敢于直言的性格和砥柱中流的勇气。
历史证明这个预言是高瞻远瞩的。由于小平同志这句话，我方能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问学者赴美留学，后来又结束了我在外地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对此，我和我们全家五代人都从心底感激小平同志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1978年我在山东邹县（如今的邹城）工作，那时浑浑噩噩整天为吃喝忙乎，甚至连“改革开放”这个词都没有好好留意，更没有想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们自己带来什么。
1978 年8 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老实说，我做过升官发财的美梦，但从来没有做过出国留学的梦，因为出国留学对于我太可望而不可即了。我懵懵懂懂地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匆匆挤上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时间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都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边沿画了两道线。
为什么搞得如此匆忙？后来才听说鉴于以往政治第一的“老规矩”，我们单位原选送的都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党团员，甚至领队都内定了。这些同志一直都是学俄文，没有其他外文基础；有的人毕业后一直从事政治工作，业务和外文都荒废了。原以为这次也和以往一样，只要政治好，再经过培训就能出国，后来听说玩真格的要通过考试选拔，才临时替补我们三个1965年毕业的技术员。
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政审对家庭出身和党团员看得很重。我父亲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好像还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他为人老实本分，解放后因坦白交代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冲击，“大跃进”时下放车间劳动至退休。他和我奶奶得知我出国留学的消息激动异常。但不敢张扬，面孔的皱纹也平展了，腰板也直了。两位老人家直到去世对“邓大人”给我们家带来的恩惠还念念不忘。
据说我名列最后一名，前面两个出身贫农家庭。尽管我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我还算职员家庭出身。我后面那位同事出身地主家庭，就被“刷”下去了。
我大学在哈尔滨学的是俄文，仅在高中学过三年英文。后来长期在贵州大山沟里工作，也没有机会碰英文，仅听过英文版的“老三篇”胶木唱片和在被窝里偷听过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蹲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把一本借来的薄冰编著的《英文语法》走马观花“啃”了一遍。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英语里还有一个什么“虚拟语气”，就凭这个为我的笔试成绩至少增加了两分。
山东省参加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大家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叽叽喳喳，场面可谓壮观。两年后我在密西西比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碰到了一位当时的“食客”，他宁可放弃80美元一晚的希尔顿豪华房，睡在我房间的地毯上和我侃大山，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考场上不乏头发灰白的考生，我们算是年轻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公开选拔出国留学生的考试，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要派往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当时，有部分人被派往南斯拉夫留学）。
数十年的闭关锁国，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的教导，还记忆犹新。
中学时我英语成绩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所以考前自我感觉非常好，简直有点志在必得的劲头。但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眼了。考卷上有一种选择题，其中供选择的四个答案看来都不错，但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如今这种出题方式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当时没有多少国人知道“托福”的年代确实难倒了不少“英雄汉”，面对考卷我迟迟不敢下笔。
我至今记得，当时考卷有一段英译中的文章，大意是如果没有重力，你能把高尔夫球打到月球上去，但是当时我楞是不知道golf就是高尔夫球。考卷中还有hair cut，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中文的“理发”……
过去我经常叨咕“有卖的，没买的”，总认为没有让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机会来了，能不能出国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马屁，又不要开后门。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面对这一大张正反都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遗憾交织在心头。
短短几个钟头的考试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使我受用终生，从此我再也不怨天尤人了。我深深懂得，每个人一生中总有各种机遇，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应付机遇挑战的能力，而成功者仅仅是那些既有实力又能紧紧抓住机遇的人。
上世纪50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照本宣科跟老师读，英语的听说训练根本谈不上。我当时还有点口吃，自知口试是我的弱项，所以一心把“宝”押在笔试上。谁知道笔试竟是如此惨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账，我真的连口试都不想参加了。面对三位“铁面判官”，我诚惶诚恐，结结巴巴连舌头都不听使唤。我们口试的很多题目都是从“新概念英语”上摘来的，但是我们偏远地区的考生当时哪知道什么是“新概念英语”啊！后来得知我的笔试是54分，口试是3+，据说，那年英语笔试合格的最低分是45分。
那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去美国1500人。大概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成功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后来又经层层筛选，最后才“三榜定案”，于1979年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当时国门初开，除必要的政治、业务审查还要调查被选送者在大学的学习成绩；必须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我随我们兖州煤矿设计院一位保卫干部坐火车北上省城济南体检，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把我的档案呈送山东省公安厅审查，据说有些内控对象只有省公安厅才掌握。山东省第一人民医院的体检十分认真负责，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甚至坚持把我一个残留的牙根拔掉。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这些白衣天使的好心，我的牙以后一直平安无事，倘若牙齿在美国“作祟”可不是闹着玩的。
大概是乐极生悲，体检后在我所住的山东省煤管局招待所附近的电影院闲逛时，口袋里的东西不知被哪位“仁兄”掏走了。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心疼的倒不是这几百元钱，尽管这当时也是个大数，而是我的出国留学的证件和所有体检表。结果第二天又重新进行一遍体检，还挨了一顿“熊”。
国内手续严格也很复杂，美国方面也出了点差错，他们搞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区别，把我的“DSP－66表格”（“交换学者签证申请表”，后来改称“IAP－66表格”）寄到台湾去了，所以也延误了很长的时间。
几乎在度日如年的焦急中，我总算等来了教育部通知我参加出国集训。集训在北京语言学院也就是原先的北京矿业学院，主要是学习有关文件，宣布外事纪律，教一些在国外的礼仪。因为老师也没出过国，所以他们所教的礼仪如今回想起来也有点似是而非。
除了集训就是买东西，当时700元出国置装费可不是笔小数目。那时“出国人员服务部”商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有不少外面连见都见不到，也不要布票，我们都买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用两年还绰绰有余。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去荒岛的鲁宾逊，只是听说美国什么东西都贵，怕钱不够花，也想多节约点美元买东西带回国。如今回想起来买这麽多东西真是大可不必，不少衣服基本没有动，丢还舍不得，一直在“压箱底’，不少衣服后来都捐献给遭遇洪水的灾民了。
赴美前，还需通过美国驻华领事的INTERVIEW (面试)，因我们是首批官方派遣的留学生，美国人对我们十分客气，这个面试仅仅是官样文章。一到领事馆我真开了眼界，想不到北京还有这麽一快 ”宝地”。我当时穿了一套崭新的浅兰色涤卡中山装，所有的钮扣都扣得紧紧的。如此一本正经的装束，今天看起来既土气，又傻乎乎，肯定还有点滑稽，然而这却是我当时最好的“国服”。
一位黄头发的美国领事负责我的面试，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青团员？我说都不是，我说只当过少先队员，听罢他笑了。他又问我留学后还回不回来，我坚定地回答：“当然回来！”他又问我：“您太太和孩子为什么不和您一起去？”我心想，“当然想，谁给钱呢？”但是嘴上只能推说他们太忙了才不去。
面试结束时他猛地问了一句：“等我到科罗拉多，您能请我喝一杯啤酒吗？”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想不到如此严肃的场合他会“蹦”出这么一句。他重说一遍后，我斩钉截铁地说：“OK！”心想反正吹牛不上税，先答应再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就在COORS啤酒厂旁边，这种啤酒真是名不虚传，后来每喝COORS啤酒时我就想起那位风趣的美国领事。
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差不多等了约两个月，不是等签证就是等机票。有一回我领带和西装“全副武装”，都已经坐在去机场的大巴士里待命了，又因签证没送到，只得回宿舍“卸装”。总算万事俱备真的要走了，临登机时又被告知飞机有故障，听说是机舱门关不上，一直等到晚上还没修好，又累又饿的我们又拖着大箱子到首都机场宾馆过夜。
首都机场宾馆那时好像刚建好，还没有正式对外营业。我们这帮“不速之客”真是因祸得福，我还从未在如此豪华的旅馆开过“洋荤”。大概是好事多磨吧，我发现我后来每次出国没有一次是痛快的，总有点磕磕碰碰的事。
从北京到巴黎十几个小时的航程中，我一直担心我们波音707的机舱门会不会出问题。这是我懂事后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也从未吃过机上提供的如此丰盛的西式饭菜和喝过这么多的饮料。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金元帝国”的美国对于我如同天堂和地狱一样遥远，属于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大约是物极必反，那时新闻媒介报道也各取所需，有的把美国描写的好像和天堂一样，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总之，我是在一种迷惑和懵懵懂懂的状态中迈出国门的。
中途在伊朗的德黑兰停了几个小时，那时伊朗正处于“革命”之中，还听得到枪声，我们都不敢远离飞机，谁也不愿意在异国的土地上“为国捐躯”，这种景象使我联想起我们“文化大革命”时的武斗。
总算到巴黎了，我们一色穿着当时国内最好的“银枪呢”大衣，其中绝大多数还是黑色的，在五光十色的戴高乐机场里我们一行人分外醒目，简直和“大兵”一样，别扭极了。这件大衣我以后再也没穿过，实际也是愈来愈没法穿了。
以前一直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极“左”路线对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关于国外的电视和画片更是少得可怜，没像现在这样比比皆是。望着戴高乐机场透明的自动扶梯和窗外无数闪烁的霓虹灯，我茫然看着四周的外国人，金发碧眼的洋妞穿着时髦的超短裙来去匆匆。
机场商店的商品琳琅满目，对于刚从物质极度贫乏的中国来的我们简直和艺术品一样，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现代童话之中。商店里有很多漂亮的小广告画，我们小心翼翼拿了一些，后来托同机的空中小姐带回国寄给家人。这就是现在每家信箱经常会收到的广告宣传品，被称之为“信箱垃圾”的那些东西。
我们住在中国驻法使馆商务处，周围就是大花园，漂亮极了。我们每顿饭是中西结合，颜色和味道都不错，吃完还可以拿一个水果；还有一种大方枕头面包，面包是一片片切好的，就是现在的“切片面包”。当时我感到很新鲜，暗想世界上这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今非昔比，如今这种饭菜太普通了，到处都能买到。
我们吃住在大使馆，为外出上厕所付小费每人发了几个法郎。我们就揣着这几个法郎，发扬“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徒步逛巴黎。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瞻仰了周总理的旧居和巴黎公社墙。我们沿路也逛了商店，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超级市场。巴黎东西贵极了，对我们犹如天文数字一般。我们一伙不敢走散，一是兜里没钱，法郎都在领队手里；二是不懂法文。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极强，即使懂英语也不太愿意说。
我们从北京语言学院出发差不多是一飞机人，不少人在巴黎留下或转机去其他国家，离开巴黎飞往美国只剩下我们二十几个人。候机时，我看见一小队金发碧眼的美国空中小姐莺声燕语地拉着行李小车，高挑的身材配着合身的深兰色制服裙，轻盈得如小鸟一般，实在标致极了，我第一次见到这麽多美国小姐。
经过十余小时的航程我们抵达华盛顿机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大使馆派了专人来接我们，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大客车，下面装行李上面坐人。大巴士在高速公路上飞弛，我望着窗外车水马龙般的各种汽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这么漂亮的汽车。
我们住在使馆的招待所，据说这里原先是个旅馆，中美建交后被中国政府买了下来，修缮后成了中国大使馆。使馆教育处负责我们留学生的具体事情，管事的人尤其是一位姓张的女士态度极差，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在她那里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当时我们敢怒不敢言。后来我才知道，凡这个时期到过使馆教育处的人都领教过张女士的“调教”，一直到今天大家还耿耿于怀。
到美国后每人才真正发到了一点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钞票。我先在大使馆花十美元买了一台“独眼龙”录音机。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录音机，只有一个喇叭，今天的年轻人大概都没见过，但是出国以前我还没有看见过录音机。
俗话说“一分钱能憋死英雄汉”，我们兜里有钱胆子壮了，出门也不心慌了。我们几个人就结伙四处逛，一来怕走丢，二来也是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唯恐美国的敌对分子挑衅和捣乱，如今回想起来真有点草木皆兵、疑神疑鬼。
四天后，我离开华盛顿飞往科罗拉多的丹佛，机上的乘客知道我们是中国人都很新奇，也很友好。当时普通美国人对大陆来的中国人很稀罕，很想知道他们称为“铁幕”后的情况。这时飞机上仅有我们两个中国人，这时我才真正感到我是身在国外, 当时忐忑不安的感觉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美国飞机上的服务态度比我们的民航好得多，送饮料时,一位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问我喝什么？我想说随便什么饮料都行，但当时我用英文怎么也“憋”不出这句话。看到我的窘迫，空中小姐笑了，随手递给我一杯可口可乐，这也是我懂事后喝的第一杯可口可乐。
两个小时后就飞到了科罗拉多的首府丹佛。刚出机场，一位接机的美国小姐就问我：”您是孟先生吗? 我叫玛琳达。” 她亭亭玉立，看上去足有一米七五，我头一次看到外国人还有银发碧眼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们的秘书。当时我也犹豫过：“跟不跟她走呢？万一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怎么办?”后来,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横下一条心就跟她到了学校。
我们的宿舍很不错，对我一切都是这么新奇，周围草坪恰似绿色的丝绒毯；煤气灶不需要点火，开关一拧就有火；万一洗碗池被菜堵住，一按开关就把里面的东西粉碎，洗碗池又通了，为此我琢磨好久。学校有免费的游泳池，校园犹如花园一般，一些同学大声开着录音机熙熙攘攘在打球，不少女生穿着“三点式”泳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都是那样无忧无虑，我突然感到我们活得多累啊！
看见台湾同学后，我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差不多，都有大致相同的喜怒哀乐，那时我才体会到“PEOPLE IS ALWAYS THE PEOPLE” ( “人民总是人民”)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初次听到别人喊“某某太太”时我是何等的惊奇，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太太”和“同志”一样，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几周后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彩色照片，当时还不好意思问别人这是怎么印出来的。
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时，不知哪位仁兄在教室黑板上用粉笔写了爱因斯坦解释什么是相对论的一段话，大意说当你坐在火炉上一分钟你也会感到长；但是与一位漂亮姑娘在一起，几十分钟你也会觉得很短，这就是相对论。当时我想，这也太不严肃了，要是在中国写这种东西还了得吗?
教授走上讲台刚准备讲课，一位女同学姗姗“飘” 了进来，因为性急就一屁股坐在我前面。她下面是短裤，上衣比胸罩长不多少，整个肩膀和后背裸露在外，因为正坐在我的前排，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金色汗毛历历在目，她脖子上还有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项链在闪烁。
本来我的英语听力就有问题，加上她这副打扮弄得我整节课没听好，好在我们是“久经考验” 的，她这副打扮还不至于让我“神魂颠倒”和“乱了方寸”，只不过面对着她咫尺之外的这副光脊梁听课终究不是个滋味。我一直在“研究”她的胸衣没有吊带靠什么“支持”，怎么掉不下来呢？她这副尊容在中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走进超级市场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各式各样吃的、用的东西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干什么用。我心想世界上怎么还有东西卖不掉的地方呢？要知道几天前在国内买东西还处处要“票”。
我们的房东是个老工人，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的“血统工人”，大致相当于那时国内的四级工，老太太腿不好，不大出门。他们的房子带地下室和花园，有三个大盥洗室，还有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工具间。他们有一辆小汽车、一辆小货车、一辆能睡六个人的，带煤气和淋浴设备的旅行车，老头爱钓鱼，还有一艘摩托艇，因为钓鱼要穿小路，旅行车后面还挂一辆摩托车。嘿！我想，这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到美国后，由于长期的习惯势力，我们阶级斗争这根弦蹦得很紧，总是疑神疑鬼唯恐有人挑衅，差不多半年后我才敢一个人上街。
初出国门的我，在彷徨和惊奇中在美国渡过了七百多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对祖国从来没有这么热爱过，对祖国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狂喜不已，甚至在超市看见有“MADE IN CHINA ”的龙口粉丝也会高兴好久。
后来我又多次到美国，我还到过英国、法国等西欧诸国、日本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过在美国两年的“洗礼”，国外很多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我一直没忘记我初出国门时的一切。我还仔细保存着我第一次出国带回来的东西包括那个”独眼龙”录音机，珍惜那时的一切，尽管它们都“老”得没牙了。我仍然钟爱所有的这一切，它们代表了我的过去，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了。回忆这一切，我想到了很多……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40周年，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个瞬间，但是经过四十年的开革开放，我们可爱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空气也越来越宽松了，神州大地越来越漂亮，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当时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现在都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了解了世界，世界也了解了我们，如今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他们的父辈初出国门时的“苦涩” 甚至“尴尬”，这样的经历再也不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了，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这仅仅是序幕，中华民族崛起的真正高潮还在后面。借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话：中华民族的崛起，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崛起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年纪大了，但还决心和大家一起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程中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