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彼得大帝从瑞典手中夺得科特林岛，随后就在该岛建立了一座拱卫首都圣彼得堡的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
自18世纪的20年代起，这里就成为俄国最重要的军港、海军指挥部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
可以说，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见证了罗曼诺夫王朝的兴亡。
｜喀琅施塔得(王冠城) 图源于网络
1917年，以反战士兵为主要支持者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而驻扎在喀琅施塔得的波罗的海舰队给予了革命者的支持，是布尔什维克们拿下圣彼得堡的关键。
该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虽然攻占“冬宫”时，该舰发射的是空包弹）几乎成为此次革命的图腾。而该基地在革命成功后更是享有了“红色喀琅施塔德”的美称。
但就是这么一支参与革命的元勋部队，却在四年后（1921年）选择背叛革命。
为什么一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部队却主动放弃自己的荣耀？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得从十月革命说起。
01
理想的变质
革命取得阶段性成功后（二月革命），雄心勃勃的布尔什维克们在列宁的带领下，不仅驱逐了具有一定民意基础的立宪会议，并且其激进的政治口号吓坏了协约国。
于是，协约国决定支持带有保皇色彩的白军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进入内战状态。
｜内战时期的红军 图源于网络
在国内战争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们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始采取一切极端手段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赢得内战胜利。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布：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这在一些教科书上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即通过城市的征粮队到农村搜粮，以确保城市工人和军人口粮供应，而农民常常连果腹的口粮都剩不下。任何敢反抗征粮队的农民，要么死在征粮队的手枪下，或者是被契卡带到森林里割下头皮。
｜余粮征集制下的儿童 图源于网络
虽然政策异常残酷，但是带来的成果确实异常丰富的。
例如，根据坦波夫省粮食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的资料，1909—1913年的平均粮食消费水平为17.9普特（1普特=16.3805公斤），此外还有7.4普特的饲料粮。而1920—1921年的人均占有粮食(扣除播种需要的种子，但没有扣除饲料粮)仅有4.2普特。也就是说，1920—1921年坦波夫省的收成几乎只相当于需要的1/4。
尽管如此，粮食人民委员部下达的余粮收集任务数仍然高达1100万普特粮食和1100万普特土豆。要是百分之百地完成这一任务，坦波夫省的农民人均只能剩留1普特粮食和1.6普特土豆。但余粮收集任务仍然完成了近50%。
｜伏尔加河流域人们用马车运送饿殍 图源于网络
到了1921年1月，全省已经有半数农民饿肚子。
为了确保“胜利”，除了征粮政策外，还实行苏俄境内一切工商业的国有化政策，不允许存在私人贸易和自由市场，如此，让生活在窘迫境地下的苏俄民众普遍感到不满。
虽然这些战时的措施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指出：“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
然而，这项政策并没有随着内战接近尾声而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起来。
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决定：强化余粮收集制。而苏俄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等方面，也把“战时”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02
战时经济政策的恶果
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前提下，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确实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挺过了国内战争的危机。
鉴于该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在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经济政策被加强。而此时的俄国已因多年的战争走到山穷水尽。
｜征粮队 图源于网络
1920年苏俄国内的粮食产量居然不足内战（1918年）前的一半；1921年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了75%的人口，莫斯科减少了50%；7年的战争加之严重的干旱造成了巨大的灾荒，更是造成全俄约300-1000万人饿死。
为了活下去，苏俄境内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
例如1920年6月开始的坦波夫起义、1920年夏天开始的西伯利亚起义、托木斯克省的科雷万起义、1920年9-10月叶尼塞省的多起起义、1920年10月伊尔库斯克省的农民起义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动摇着苏维埃的统治基础。
而布尔什维克们则认为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是反动势力的精心策划，于是，迅速派遣红军“平叛”。这样反而加剧了农民对新生政权的不满。
首先，军队不为农民的生活着想，军队纪律紊乱。例如，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给俄共中央的报告中即指出：“几十支红军队伍到过南部各县，他们在这里白吃白喝”，坦波夫省的“粮食被靠近前线的部队吃光了，农具损失严重……”。坦波夫省的劳动农民联盟（起义军）在告红军战士书中即指出：到处都有“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
其次，部分部队还滥用“平叛”手段。例如，使用火烧坚壁清野、使用飞机轰炸起义农村躲藏的村庄、使用大炮发射毒气。
｜接受检阅的红军 图源于网络
可以说，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罪行反而让农民暴动愈演愈烈。到了1921年春，农民暴动已遍及全国。
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局势也更加严峻，粮食产量的不足，导致相当一部分工厂关门，甚至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也出现了严重的局面，城市里不断发生工人示威、骚乱、罢工。许多军人也举行集会，支持工人的主张。
似乎，刚过去不久的“二月革命”即将重新上演。
就在局势逐渐恶化的时候，1921年2月24日契卡向彼得格勒因粮食配额下降示威的工人开枪，打死了12人，有上千人被捕。一场小范围的工人游行迅速演变成了大规模的示威，其中还包括上百名同情工人的士兵。
｜彼得格勒南郊的普梯洛夫兵工厂(现名基洛夫工厂) 图源于网络
在彼得格勒大罢工中发生的“意外情况”让相当多士兵的革命思想产生了波动，他们曾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虽然享受着全苏维埃最优先的配给保障（相对城市和乡村）但布尔什维克们在掌权后的实践，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这些士兵一点都不忠于组织，因为苏俄基层士兵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工农子弟。
当此次罢工中的“意外情况”传到了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后，波罗的海舰队士兵中有40%的先进分子要求退出组织。
而本来去安抚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政委却捅了大篓子，当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对义愤填膺的水兵们灌输：“相信组织，以大局为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的水词后，不仅没有起到安抚水兵的作用，反而火上浇油将水兵们的愤怒情绪调到了一个新高度。
水兵们扯下袖章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
03
“绝不妥协”
1921年2月27日，舰队的代表团带回了彼得格勒罢工和契卡向工人开枪的事实真相，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呼吁书”。
“呼吁书”一共提出了14条要求，前12条都是政治方面的诉求，只有最后2条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可以说，这份呼吁书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政治宣言”。
｜喀琅施塔得在圣彼得堡的位置 图源于网络
在“呼吁书”上，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指苏俄实际管理者，甚至说出：“现在布尔什维克凌驾在其他党派以及工农兵头上。它所建立的体制有悖于革命的初衷。而作为革命先遣队的水兵绝不能坐视不管。”
他们还说：“现有的苏维埃并不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出新的苏维埃”。
对于这份“呼吁书”中提到的条件，莫斯科方面非常果断——直接拒绝，并将所有参与其中的分子定性为反革命，不仅拒绝和平谈判，还要求首要分子解散部队，无条件向苏维埃投降。
｜出生在卡卢加省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彼得里琴科（1892年－1947年6月2日），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图源于网络
作为回应，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火速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等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1921年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也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部队占领。
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布尔什维克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苏俄领导层并没有认真调查和分析事件的起因，一开始，红军领袖托洛斯基还认为这是一场由敌对势力领导的兵变，可是随着在彼得格勒省超过1000名隶属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不断递送情报下，苏俄高层终于弄明白自己面对压根不是什么白军残余分子，甚至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
喀琅施塔得方面反对的就是苏维埃的战时经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意见非常坚决，他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
｜平叛指挥图哈切夫斯基 图源于网络
3月3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前往彼得格勒，接管彼得格勒省军队，着手开始“平叛”。
3月4日，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布）发布最后通牒，可惜的是由于镇压的军队里，有很多喀琅施塔得事变的同情者（如南方军队集群的561团抗命，超过600人直接投诚喀琅施塔临时革命委员会）。
｜1921年3月红军进攻喀琅施塔得 图源于网络
他们不得不花费一天的时间，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由图哈切夫斯基重新组建第7集团军，并命令图哈切夫斯基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叛乱。
3月8日-17日，在经过八天的血腥鏖战，付出了10,000人死亡（进攻方兵力6万人甚至使用了毒气）的代价后，列宁的军队得以再次进入喀琅施塔得城。
就在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军队破城的前一日，列宁终于清醒过来，觉得战时经济政策过了火，随即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这标志着“战时经济”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喀琅施塔得的水兵 图源于网络
而喀琅施塔得方面，超过15000名水兵死亡，8千人跑到芬兰，20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判处监禁和流放。军中大量的党政干部被开除出党，隔离审查。
一年后，流亡他乡的水兵因相信列宁的大赦承诺而返回了苏俄，他们一踏上故土便遭逮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能熬过二战结束。
与此同时，苏俄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的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并开创了大规模清洗的先例。
结语
发生在1921年3月 的喀琅施塔得“兵变”，本质上仍是一场“农民暴动”，因为直接参加者绝大部分为新入伍的农民子弟。
不过，列宁那句“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也成为了现实。
当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曾从舰上给他们支援，使得他们能顺利夺得圣彼得堡，也是在四年后，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提醒”了列宁曾许下的诺言。
1994年的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政府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人士无罪，并向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修建纪念碑。
从此，俄国史学界也不再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