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奥本海默》中的史实谬误
诺兰编导的《奥本海默》得到了2024年奥斯卡多项大奖。媒体对该片也是好评一片。在奥斯卡奖宣布之前正好刚看完该片。由于电影中三层叙事交错进行并转换突兀，如果对奥本海默的一生不了解，很容易看得一头雾水。反复看了两遍才搞清脉络。电影的感染力很强，观众很难不对奥本海默的命运产生同情。
作为传记片，真实性最重要。这部电影是基于凯·伯德和马丁·舍温的原著“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编导的。于是阅读了原著和其他资料，发现原著作者是传主的粉丝，用词感情色彩浓厚，作者的好恶可能影响了公正性和真实性。比如作者用了很多篇幅为奥本海默的亲共辩解，否认他曾经是共产党员。电影基本延续了原著的叙事，认为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听证会是50年代红色恐惧的产物，他是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和烈士。由于原著和电影的严重倾向性，许多事实被扭曲和屏蔽。
比如原著中说，苏联“并没有计划让东欧诸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在朝鲜发动战争”。以此为奥本海默的与苏联合作军控的主张辩护。又作者声称美国向日本投核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日本已在寻求和平。作为一个冷战历史学者，这些说法不仅偏颇，而且违背历史。又如原著作者为了为奥本海默声称苏联核武器落后了大约四年的说法辩护，说苏联的首枚氢弹既不是一枚真正的氢弹，也不是一件可以机载的武器。实际上苏联的这枚炸弹是世界第一枚可用于战场的氢弹。为了支持奥本海默的不切实际的军备控制体系，作者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为此做出过任何尝试，等于错失良机。作者宣称“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它不仅会滥杀无辜，而且一旦付诸行动就是自寻死路。而实际上冷战中的世界和平，就是由于害怕对手的核报复能力才得以维持的。这样的谬误全书甚多，也影响到诺兰的电影。
奥本海默的红色背景
原著承认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实质关系至今不清楚。奥本海默与各种共产党外围组织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1941年春，联邦调查局认定奥本海默是一名“同情共产党”的教授。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在“国家紧急状况下可拘留的”名单。苏德条约后，共产党不得人心，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不受欢迎。奥本海默仍在为苏联辩护。 “他用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陈述了事实和论点，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奥本海默耐心地解释说，纳粹和苏联的条约是西方在慕尼黑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所致。奥本海默还在1940年帮助撰写或编辑了两本“致同仁书”小册子，旨在解释欧洲战争的后果，署名为“加州共产党高校教工委员会”。1000多份小册子寄给了西海岸各大学。奥本海默不仅是作者，还承担了印刷和寄送的费用。
1950年5月10日，两位前共产党员保罗和西尔维娅·克劳奇作证说，奥本海默曾在家中主办过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克劳奇的故事细节丰富，听起来非常可信。他能说出奥本海默在凯尼尔沃思巷住宅的室内布局。他告诉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问过他几个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他和奥本海默私下聊了10分钟。他说在1941年秋肯尼思·梅的乔迁派对上见过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承认，他记得在一次聚会上和一位日本女孩跳过舞，那很可能就是梅的乔迁派对。
1964年夏，希瓦利埃写信给奥本海默说，“1938—1942年我们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在我看来，这是你人生中最无须感到羞耻的事情，你对党的忠诚既深刻又真诚，这一点在你的《致同仁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读来仍令人印象深刻。”奥本海默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说：我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共产党小组。
FBI对旧金山共产党主席史蒂夫·纳尔逊的电话进行了监听，纳尔逊说奥本海默在党内曾经很活跃，但后来沉寂了。政府之所以会放奥本海默一马，是因为他在科学领域的才能。纳尔逊提到奥本海默曾在“教师委员会”和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工作，他讽刺地说：“他无法掩盖自己的过去。”广岛原子弹爆炸后，联邦调查局监听到共产党的一位组织者戴维·阿德尔森说：“奥本海默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誉，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另一位党员保罗·平斯基回答说：“是啊，我们可以说他是党员吗？”阿德尔森说：“只要他们把那些特工从他身边弄走，我就会跟他联络，让他捐点儿钱出来。这家伙现在太出名了，没人能奈何他。他必须站出来表明观点。”1945年11月1日，联邦调查局监听到共产党在北奥克兰俱乐部支部执行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对话。一位名叫卡特里纳·桑多的领导人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另一位共产党官员杰克·曼利夸口说，他和史蒂夫·纳尔逊与奥本海默关系密切，他称奥本海默是“自己人”。1947年4月，联邦调查局从旧金山共产党办公室窃取的财务记录 “明确证实了奥本海默兄弟直到1942年还是旧金山共产党的重要捐助者”。
以上都出自伯德和舍温的传记，尽管作者对传主的同情，但也不能回避奥本海默的红色经历。作者辩称奥本海默只是左倾，而不是共产党员。电影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含蓄。
2009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上，几位历史学家在详细分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之后，确定奥本海默从未替苏联做过间谍工作。但是研讨会认为奥本海默“其实在1930年代末是美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成员”。
2023年7月，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冷战史和核武器历史专家巴通·伯恩斯坦在期刊“Washington Decoded”上发表文章说，最新的证据以压倒性多数确定奥本海默曾是秘密共产党成员。 因此可以认定奥本海默隐瞒了自己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间的秘密共产党身份，并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多次向美国政府撒谎。这意味着他多年来在几个场合犯下了伪证罪。
这些证据包括希瓦利埃向奥本海默的精神分析师乔恩·埃尔斯吐露奥本海默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希瓦利埃的前妻芭芭拉在 1984 年的日记和 2000 年代对两位历史学家的采访中都证实她自己，她前夫和奥本海默多年前都是共产党成员。历史学家戈登·格里菲斯曾经是共产党员。他在 1990 年代为家人写了一本没有公开出版的私人回忆录。他说他担任过伯克利一个小型秘密共产党小组的联络员； 该小组成员包括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格里菲斯确信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
历史学家格雷格·赫肯在他的2002年《原子弹兄弟会》一书中说，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认定，奥本海默是一名共产党员。
二战后奥本海默的对苏绥靖主张
电影中描写施特劳斯因为个人怨恨挑唆博登控告奥本海默以取消后者的安全许可。确实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有个人恩怨，但其主要动机是政见不合而且施特劳斯真地怀疑奥本海默可能危害美国安全。奥本海默表示宁愿战败，也不愿用像超级炸弹这样的武器赢得胜利。这种观点激怒了施特劳斯。由于原子弹间谍案的曝光，施特劳斯认为需要重新审视奥本海默的左翼历史。奥本海默反对美国发展氢弹，主张公开美国的核研究以换取苏联的合作，实现对核武器的国际管制。施特劳斯相信苏联的侵略本质。他主张拥有比苏联更强大的核力量，并对美国的核活动保密。他认为在与苏联的热核武器竞赛中，苏联占有了先机。而奥本海默要对这一危险局面负主要责任。施特劳斯反对奥本海默淡化苏联能力。 1953年，奥本海默宣称苏联的核武器 “落后了大约四年”。然而，一个月之后，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实用型氢弹，距美国试爆成功的非实用型氢弹只晚了9个月。奥本海默反对施特劳斯用携带测试设备的飞机定期监测高空大气层发现苏联的任何原子测试的方法。而后来正是B-29 飞机发现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奥本海默主张战术核武器，反对美国空军建造核动力轰炸机及战略型氢弹。施特劳斯担心奥本海默对原子能项目的影响，将奥本海默赶出原子能委员会是为美国未来而战。他告诉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威廉·米切尔：“如果这个案子输了，原子能项目将会落左翼分子之手。那就意味着另一起偷袭珍珠港。” 当时的科学家戴维·格里格斯，爱德华·泰勒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和AEC 研究主任Kenneth Pitzer都赞同让奥本海默离开原子能委员会。空军部长民主党人托马斯·芬勒特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也严重质疑奥本海默的忠诚。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明确表示，尽管他仍然认为1943年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在当时是正确的决定，但在今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听证会裁定奥本海默忠于美国，但有安全风险
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的证词前后不一，这让不少人都相信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不可靠之人，可能有安全风险。听证委员会取消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不是因为怀疑他是共产党员，而是认为奥本海默 “习惯于用自己对问题的判断代替审慎的官方判断”，犯了严重判断错误。性格上有“根本缺陷”。委员会以二比一的投票结果认定奥本海默是一位忠诚的公民，但可能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建议不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多数意见书认定，奥本海默严重漠视安保要求；容易受人影响，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影响；他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不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他的证词不够诚实。之后，原子能委员会（AEC）以四比一的投票结果重申了这一决定。
确实，回看历史，站在美国国家的立场上，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的许多主张对苏联更有利，而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害。考虑到奥本海默的左倾历史，和他亲友中大量的前共产党员，以及苏联曾经试图招募他为间谍的历史，认为奥本海默容易被胁迫和被影响而向苏联传递情报，因而有安全隐患并不是空穴来风。
听证会和麦卡锡无关，施特劳斯将听证会与麦卡锡隔离开来。指控奥本海默的是反麦卡锡的民主党人博登。
奥本海默失去安全许可后，只是离开了政府，离开了公共事务，他在学术科学的活动没有受到影响。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不受影响。听证会和AEC的裁决并没有污名化奥本海默。所以这个处理是恰当的。奥本海默不适于从政，回归科学是他的正确道路。用泰勒的话，他不在AEC，对美国更好。
2022年，拜登政府的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宣布1954年听证会的裁决结果无效，称 “过程有缺陷”，违反了委员会自己的规则。确实听证会的程序存在争议,比如奥本海默和律师的谈话受到FBI监听并透漏给控方律师；奥本海默的律师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许可，导致不能接触部分证据。格兰霍姆的裁定基于程序正确，并没有从内容上否决1954年的原子委员会的裁定结果。格兰霍姆的裁决也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历史学家巴顿·伯恩斯坦在《纽约太阳报》上写道，格兰霍姆的报告忽视奥本海默曾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她撤销该决定的命令“存在很大缺陷，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奥本海默听证会的发生，不是一个简单是非问题。其背景复杂，既有1930-1940年代红色思潮泛滥的反弹，也有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的个人恩怨，也有奥本海默本人的性格缺陷，也有陆军和空军的核战略之争，也有政府中不同战略和决策的争斗。奥本海默性格优柔，政治上软弱。奥本海默左倾，天真，加入过共产党，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保有幻想，主张对苏联绥靖。他的悲剧是他政治错误的代价。奥本海默的失败是美国左翼的失败，他的50年代遭遇对他并不冤枉。对比同样参加曼哈顿工程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冯诺伊曼，奥本海默形象苍白，不足为训。尽管冯诺依曼的祖国匈牙利已倒向苏联，他在奥本海默出局之后，仍然信仰坚定，无所畏惧，选择加入AEC，参与政府决策。因为他认为只有当美国战胜纳粹和苏联等极权主义，民主自由和现代文明才能生存和繁荣。
参考材料：
1. Barton J. Bernstein，Christopher Nolan’s Forthcoming “Oppenheimer” Movie: A Historian's Questions, Worries, and Challenges
https://www.washingtondecoded.com/site/2023/07/bernstein.html
2.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J. Robert Oppenheimer: A Spy? No. But a Communist Once? Yes.
https://www.washingtondecoded.com/site/2012/02/jro.html
3. Gregg Herken，"Brotherhood of the Bomb"
https://www.brotherhoodofthebomb.com/index.html
4. Barton J. Bernstein， Oppenheimer’s ‘Hollywood Ending’
https://www.nysun.com/article/oppenheimers-hollywood-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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