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里的记忆（七）

三

说完了因歌声回忆起的中共从一九四九年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历史，心中也有几点感想顺便想说一说。

第一点：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断。如果说建政初期发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有一定客观理由，那么发动其余运动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了。尤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为什么要发动“反修斗争”包括中苏论战，为什么要开展“四清运动”然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几次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中间除了权力斗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那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野心。他这个野心，先是想取代苏共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发展到文革又想当马克思、列宁之后第三个“伟大导师”，树立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第三块“里程碑”。而最初引发毛泽东野心的契机则是斯大林的去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七十四岁的斯大林因脑溢血去世。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虽然有很高威望，在国际共产领袖中也有一定声望，但相比斯大林还是差了一大截。当此时也，毛泽东虽心中对斯大林有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隐忍。然而等到斯大林去世，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就开始急速膨胀了。他觉得赫鲁晓夫这个“十月革命”以后才入党的矿工，无论资历、威望、功绩都不及他远甚，所以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这个“头”由他来当才合适。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时做了一个揭露斯大林时代各种暴行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浪潮。毛泽东以为机会来临，先是在苏联要不要出兵平定这两国的“动乱”上试探苏共领导集团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两个国家发生的明明都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人民反共民主运动。中共驻波、匈使馆发回来的报告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身在北京中南海的他却武断地说波兰的是“民主运动”，匈牙利的是“反革命暴乱”。当时苏共要出兵镇压波兰的民主运动，毛泽东强烈反对。他对赫鲁晓夫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迫使苏共打消了出兵计划。然而，稍后当匈牙利民主运动蓬勃开展时，苏共不想出兵了，毛泽东却又强烈要求苏联出兵，把苏共领导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上。经过这轮试探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就派彭真去南斯拉夫见南共领袖铁托，游说铁托由中、南联手召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取代苏共地位。此阴谋遭铁托拒绝才未得逞。但毛泽东不死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趁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机会，一向不肯出国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会议，与苏共在会上“别苗头”。因为苏共领导害怕核子战争，认为“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毛泽东就故意大唱反调，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这种视人命为芥草的态度，引起与会者一片愕然。（关于这个观点毛泽东以后说过多次。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二次讲话时又重申说：“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中再次说：“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死人。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因为赫鲁晓夫在会上说了苏联计划在十五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上要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也立即表态说中国要在十五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并超过英国。为了兑现这个“豪言壮语”，毛泽东人还未回国，国内就已开始鼓吹起“大跃进”来了。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制定一条名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全面的“大跃进”运动于焉正式开始。

“大跃进”弄虚作假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不计成本全民大炼钢铁、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更由于在“大跃进”、“大炼钢”和“人民公社运动”运动中各级干部大刮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结果造成农业生产大倒退，引发长达数年的全国大饥荒。全国六亿人民极少有不挨饿的，期间有大批人饿死。由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承认单一九六〇年一年全国就减少人口一千万。而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则承认一九六〇年的人口损失为二千五百六十一万。我也曾根据中共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推算，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口数比正常年份应该有的数字，少了至少四千五百万以上。当时，国民经济已被破坏到“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向与会代表宣布：毛泽东“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党中央工作由）就是少奇同志主持。”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发言打破毛泽东为“大跃进”成绩与错误定下的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框框，指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会上发言，要求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毛泽东对于权力被刘少奇夺取，对于被追责，心中十分不甘，千方百计思谋如何东山再起，如何复仇。毛泽东是怎样复仇的，几年后我们都看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首先将彭真打倒，罪名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之首。其实这四个人全无瓜葛，毛泽东将他们四人纠在一起加一个“反党集团”之名，与五十年代初的“高、饶集团”和五七年的“章、罗联盟”一样都是捏造的。然后他又以“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将刘少奇、邓小平打倒。刘少奇最后死于河南开封秘密监禁中。其死状之惨，难以言表。而文革并未因刘少奇被打倒而就结束，接下来又出来个“林彪反党集团”。文革整整搞了十年多，到毛泽东死了才结束。十年中批斗“黑帮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镇反”、武斗，“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整人的运动不断，不知坑害了多少人！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胡耀邦说十年文革是一场浩劫。其实，这场浩劫早就开始了，至少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就开始了！

这里顺便还要说一下的是毛泽东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这恐怕也是好多人感到好奇的。据我观察，他是借助了以下三个办法逐步成功东山再起的。

一，借助“反修”斗争重树威望。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报告后，毛泽东这个中国的“斯大林”就敏感地感到了某种威胁。当年，在他主持下曾以中共政治局名义发表过两篇婉委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荒谬地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对苏共提出警告说：若因为斯大林犯了一些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当时全党附和他的观点，这就种下了后来“全党反修”的祸根。此后，由于赫鲁晓夫与美国关系越走越近，提倡“走议会道路”，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公开举起“反修”的大旗。北戴河会议后刘少奇主政。他竭力修补中苏关系，使原本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得到缓和。但是，毛泽东却在此时纠集了一批秀才发动中苏论战，发表了一系列大块文章，不仅再次点燃“反修”斗争的大火，而且绑架了全党跟着一起“反修”，把“反修”和阶级斗争的气氛搞得浓浓的。而毛泽东则通过这场反修斗争，俨然把自己打扮成了坚持马列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带头人，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

二，他拉拢林彪，依靠林彪掌握军队，保证军队忠于他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在军队中推广学习毛泽东著作，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毛泽东则也吹捧林彪，号召“全国学解放军”。由于得到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不仅稳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保证了文革的顺利发动。

三，在一九六〇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常委决定要毛泽东“完全休息”。他表面答应但实际没有休息。他以搞调查研究、讨论人民公社体制为名，派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调查，促成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分别召开“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从而又成功地逐步参与到中央决策工作中来。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振臂一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党震动，结果毛泽东又重回党中央领导地位。

关于毛泽东重回党中央领导地位，我曾看到过一个史料：即北戴河会议中央常委们决定让毛泽东“完全休息”，原来还有一个方案是让毛泽东当一个“名誉主席”，然后永久离开党中央第一线领导岗位的。但是周恩来不同意，说“主席还是主席”，结果就留了一个让毛泽东重回政坛的缺口。如果这个史料属实，那么毛泽东所以能东山再起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我以为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后来周恩来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他始终是毛泽东最得力助手一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关于毛周之间的真实关系，我认为他们之间有合作也有分歧。总的是合作多过分歧。首先，若没有周恩来的全力配合毛泽东要顺利发动文革是不可能的。在对付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们是完全合作的。而在后来的毛、林斗争中，周也是配合毛泽东的。

总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就不会有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也不会有后来的大饥荒。而没有“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毛泽东不会在北戴河会议上被赶下台，也不会有“七千人大会”。而没有了这些，大概率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苏论战”和“四清”及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连串的事情是环环相扣，有着因果关系的。而所有这些运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又都与毛泽东的个人野心有关。

第二点：在毛泽东个人野心发展的过程中，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更正确地说，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发展个人野心的工具。从上述的回忆中我们基本上可看出：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算有节制，因此歌颂毛泽东个人的歌曲虽有但不多。到了一九五八年，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有升温迹象。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渐渐多起来，还出现了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而这又是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的国内形势，以及毛泽东开始在国际上挑战苏共权威的动作是吻合的。此后因为“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的发生，毛泽东的权力暂时受到限制。但从一九六三年起，这个个人崇拜的势头不但继续而且上升越来越快，终于在文革时期达到最高潮。究其原因，与中共严密的舆论控制和保护毛泽东形象的措施得力有关。大饥荒发生时，广大人民因为资讯缺乏，中共帮着毛泽东欺骗人民，说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他们并不清楚饥荒发生的原因和毛泽东应负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共发动对“苏修”的大批判，在国内广泛开展“反修”教育，以及军队推广“学毛著”运动，这一系列措施都有助于提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而“四清运动”的开展，严厉查处“四不清”干部，又让广大人民对中共的不满都转嫁到了基层干部身上，认为“皇帝好，不好的是下面的贪官”。于是在这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结果毛泽东的威望不降反升。而在这个“崇毛热”不断升温的过程中，大量颂扬毛泽东歌曲的出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即从社会上出现颂扬毛泽东歌曲的多少，就可看出对毛个人崇拜的温度有多高；而崇毛的温度有多高，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就有多厉害；极左思潮有多厉害，人民的苦难也就有多深。

第三点：所以，造成毛泽东统治时期个人独裁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越来越左倾，极左思潮泛滥，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越来越厉害，终于带来文革这一场“浩劫”，说起来中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社会上所有那些为毛泽东、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人，包括哪些音乐家们，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李劫夫这个人。

前面提到过李劫夫，他是原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据《维基百科》介绍，他一九三七年五月去延安，三八年九月加入共产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日牌”“老革命”。在延安时期他就创作了好多抗日歌曲，其中《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林彪部队九纵任文工团团长，有一首流行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是他创作的。一九五三年，李劫夫被任命为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一九五八年东北音专改为沈阳音乐学院，李劫夫续任院长。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时李劫夫曾被列入右派名单，幸得省委宣传部长保护才侥幸逃脱。李劫夫为什么会被列入“右派”名单原因我不清楚，但从毛泽东这个“引蛇出洞”的“大战略”看，若不是过去领导上对他有“右”的看法，则很可能是他对中共忠心了过头，真的以为在帮党“整风”，结果上当了。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从“反右”的整个过程看，它完全是一个预设的圈套，反映了执政党言而无信、阴谋构陷人、毫无道德底线的本质。李劫夫遭此风波虽侥幸脱身，但应该从此对中共、对毛泽东的所谓“革命”有所了解，与之保持距离。然而他并不因此觉悟，反而更积极地投入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在五八年一年中为毛泽东四首诗词谱曲，成为最早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并成绩最突出的音乐家之一。由此我们可见李劫夫为人的一斑。按理，这样赤胆忠心忠于毛泽东的人，应该得到中共的信任才是，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他又因为“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被沈阳市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直到一九六二年因邓小平主持“甄别”，将所有五九年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一风吹”，这才得以恢复正常人身份。遭此教训，李劫夫仍不醒悟。他不顾“大跃进”引起全国大饥荒，全国饿殍遍地的事实，反而在六三年创作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吹捧毛泽东。由此可见，这李劫夫若不是个糊涂虫，就是一个为名利甘心出卖灵魂的人了。一九六六年三月邢台发生地震，李劫夫到灾区抗震第一线创作，根据洪源作的词，又谱写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首歌。文革开始以后，李劫夫大量创作毛泽东语录歌。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十首毛泽东语录歌，其中有八首是李劫夫谱曲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知名音乐家都遭到批判、审查，唯独李劫夫受到江青保护，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革命音乐家”之一，红透半边天。不过，投机太甚总有“押错宝”的时候。到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查出李劫夫曾替林彪的一首诗《壮志坚信马列》谱过曲。虽然这首诗、这首歌都没有公开发表过，仍说他上了林彪“贼船”。于是他就难逃被整肃的命运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他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学习班”里心脏病突发死去，终年六十三岁。此时离林彪“自我爆炸”已经五年多了，可对他的审查还没有结束。李劫夫的心脏病究竟是原来就有的，还是被无休止的审查折磨出来的，无人知晓。但从李劫夫一生的经历看，再一次应验了法国革命家维尔涅说过的这句话：“革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

平心而论，李劫夫和文革后自杀的于会咏一样，都属有才华的音乐家。于会咏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一段音乐的作曲者。这段音乐至今受到广大听众喜爱。李劫夫一生作曲二千多首，其中不少歌曲在社会上也曾有过广泛的影响。然而他们一个被整死，一个自杀，这样的人生结局，未免让人感到惋惜。而再联想到文革初期和文革前历次运动被整的音乐家如贺绿汀、马思聪等，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专家”、“大师”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曾想积极靠拢中共，并按照中共的要求改造自己，创作作品，为所谓的“革命”贡献自己的才华。他们之中有人也曾风光过一时，但鲜少有好下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投身的所谓“革命”，其实是一架“绞肉机”而已。进了这架机器，不是去绞别人的“肉”，就是自己被绞。我曾看到过两张照片，一张是中共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还有被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和毛泽东在一起交谈的照片。站在照片中央的翦伯赞敞开上衣衣襟，正在开怀大笑，一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样子。还有一张是吴晗站在临时搭建的、在批斗大会上常见的那种高台上，正在气势汹汹、义愤填膺地发言，大约是在批判什么人。看到这两张照片我很感慨，我不清楚这两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的，但我知道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吴晗是著名的“左派”，还知道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吴晗，以及翦伯赞、周扬都曾整过不少人。我想信他们在拍这两张照片时，肯定都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也会被人批斗，甚至被斗得命也没有（吴晗文革中被捕死于狱中，翦伯赞自杀）。至于李劫夫过去有没有整过人我不清楚，但昧着良心去歌颂一个独裁者，为虎作伥，最后落此下场似乎也不意外。

古人说“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中共一统江山，生活在大陆的人无论有怎样的本领，绝大多数人的出路自然要向中共求取。因此生活在大陆的音乐家和所有艺术家、专家、学者们一样，为中共政权服务也是可以谅解的。但除此之外，我认为人还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底线的，是非罪恶也是有客观标准的。为求个人功名，跌穿道德底线，混淆是非罪恶标准，美化妖魔，为虎作伥，终究是不行的。 周扬经过文革终于有所觉悟了。他后来几次诚恳地向过去受到过他迫害的人道歉，据说也得到了人们的原谅。俗语说“人孰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我以为人若能一开始便坚守普世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观，坚拒名利权势的诱惑，不做周扬，不做李劫夫，更不做吴晗、翦伯赞，及早远离“妖魔”、远离所谓的“革命”，岂非更好！或有人问“什么是普世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观？我分不清。”那么我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教你，那就是牢记孔夫子说的一句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照着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