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算起来，我在大陆生活的时间前后共有三十多年，曾经会唱的歌曲也有一、二百首。这些歌都刻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就我个人而言，它们只是历史长卷中闪过的一个画面而已。然而，另有一支曲和一首歌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每当我唱它们的时候就会勾起我特殊的回忆，心中便会涌上一股难以言说的感受。
一支曲是电影《小刀会》中“弓舞”的乐曲。电影《小刀会》是一九六一年上映的一部歌剧，讲的是十九世纪中叶民间秘密团体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一年多的故事。全剧有很多段优美的乐曲，其中“弓舞”这一段乐曲是我最喜爱的。当时我看完电影不知怎的就能大体上哼唱它了。那一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也可说优秀，我渴望着能继续读书，却不能升读高中。因为我就读的这所学校是一所不正规的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这所学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由刚成立的人民公社办的。因为“大跃进”失败，大饥荒来临，到一九六一年夏天学校勉强等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就停办了。我们这批学生的出路学校也不管。但就在这年年底，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载分校却来上海招生，我就报名去了。这个分校的校址开始在一个叫仙源的山沟里。从县城到学校要翻越好几座大山，行车要几个小时。那天当几辆卡车载着我们吃力爬山去学校时，几个女同学望着旁边深不可测的山沟都吓得哭起来。这样交通不便的地方本来是不适合选做校址的，据说就因为仙源曾经是红军的老根据地，学生要接受革命教育，继承革命传统，才把这里选为校址的。学校来招生时，说学校有新建的三层教学楼，设备齐全。然而我们到后一看，根本就没有三层楼的教学楼，只是三排平房沿着山坡高低建筑而已，且格局根本不是教室，仅可作校舍。此外还有几间用作饭堂、厨房的棚屋。我们到达后，这几排平房果然都作了我们的宿舍。而教室则还毫无影踪。因此，一到学校我们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最初，学校承诺三个月内开课，我们也期望三个月内真的能开课。但后来学校不再提开课事了，而是组织学生去深山里扛木板。冬季山中多雪，常常山下的、向阳面山坡的雪融化了，山里背阴的地方还是一片雪白。我们这些习惯生活在平原的人，上山感到吃力，但下山路滑，旁边就是深沟，更是胆战心惊。眼看开学读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困在这山沟里无聊兼苦闷，我就常常以哼歌来打发时间。
一天我正哼着这段“弓舞”，却听见下面一排校舍中传来也是这段音乐的手风琴声。我沿着山腰小路循声找过去，居高临下，透过窗玻璃看到一间宿舍内有一个女同学正在拉手风琴，旁边围着一堆人跟着手风琴在唱。这一排校舍住的都是从上海市区来的学生。以前我只知道同学中有一批市区来的学生，还听说这些上海学生中有好些是“阿飞”。我那时很保守，生活、活动只与我们几个同一个镇来的在一起，当然更怕与这些“阿飞”同学交往了。但此时我却起了好奇心。这个女子的年纪比我要大几岁，看上去文雅娴淑，绝不像是上海人说的“阿飞”。凭直觉，我估计他们都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既升不了学也不获安排工作，与我们一样，被街道、里弄骗到了这里。这天，我站在山腰小路上居高临下地看她们拉手风琴唱歌看了好一会，才回自己的宿舍。又有一天，天正下着小雪，我从自己的宿舍出来透风，在门前的小路上遇见了那个女子。我以为是路上偶遇，但当我经过她身旁时，她突然伸手拉住我的袖子，说她们要组织一个歌咏队，问我能不能也参加。我不知她怎么知道我会唱歌，其实我唱的很不好，而关键是我那时很怕羞，非但怕登台表演，更怕与不相识的女子讲话，结果我一言不发挣脱了她的手，跑回自己的宿舍，不敢再出来。
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农历新年，学校组织了一次文艺会。文艺会在饭堂举行。会上很多同学上台献歌献舞，但几乎都是上海市区来的。那个女同学自然也有表演。好几个同学独唱、合唱节目，都是那位女同学用手风琴伴奏。这些节目都表演得不过不失，获得了不少掌声。而真正引起我震惊的是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同学。他唱了一首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当低沉浑厚的歌声从他嘴里流淌出来，感觉那声音不是从人的嗓子里出来的，而是从一只低音大喇叭里出来的。我甚至可以感觉到饭堂里空气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男低音的魅力。中国的男低音歌唱家好像并不多，我在电台播放的歌曲中，听过男高音、男中音，但很少听过男低音。我不懂音乐，也不懂评判歌声的好坏，但感觉上他比电台里播送的歌唱家唱的歌并不差多少。当他唱完后，礼堂里爆发出雷声般的掌声，很多人激动地呼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声浪大得简直要将屋顶也掀掉。我一边鼓掌，一边却禁不住深深地为他感到难过：这样得天独厚的嗓音、难得的人才，不去音乐学院深造，不去歌剧团表演，却来了这个荒僻的山沟沟，这不是糟蹋人才么！又有一位也是男同学登台，报幕的说他表演口琴技艺，并介绍他曾经跟随石人望先生学习过多年。随后这位同学用两把口琴调换着吹奏了几首歌，记得其中一首是《骑兵进行曲》。他在表演中运用了许多口琴特技，令我们这批从乡下小镇出来的“乡巴佬”大开了眼界。两年后我也学习口琴了，才知道石人望是我国最著名的口琴家。多年来我一直感叹这批市区来的同学中真是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但上海市区的街道、里弄干部，恐怕是将他们当垃圾那样“清理”出去的吧？
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将所有同学分成两批，我们一批人迁移到了离一个叫麻城的小集镇六七里远的乡下一座祠堂里，学校准备在这里建造校舍，而另一批主要是上海市区来的同学却不知去了哪里。又过了二个月，因中央下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学校建造教学楼的计划彻底停摆。学校上不了课，也不能留着这么多学生吃干饭，于是动员年幼愿回家的学生回上海。开始，我还想有朝一日能读上书而不愿回上海，但后来眼看读书无望，而母亲看到已经回家的其他同学而我却没有回来，非常着急，父亲也来信要我回去，到五月我也终于回了家。这次江西行，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家远行，也是一次失败之旅。我的求学愿望落空了。但是，这半年的江西生活，使我更多地了解了这个社会，也让我见识到祖国山河壮丽的一面。尤其冬季下雪的日子，看漫天飞雪，群山皆白；雪停后日出，红装素裹，气象万千。这是生长在江南平原地区的我从未见过的景象。那段日子后来也就成了我常常思念的岁月。几十年过去了，但每当我唱起那首“弓舞”，我就会回想起那段在江西的日子，也会想起这批不知姓名的上海同学，心中就会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惆怅。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事实上能得到被“用”机会的人并不多。相比那些文革中受迫害的音乐工作者，我觉得他们至少还有过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可这几个富有音乐天才的同学，连这种机会都没有。追根溯源，不能不说都是中共阶级路线造成的。据我所知，这批上海市区同学稍后有部分也回了上海，但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来。我不知那个拉手风琴的、唱“老人河”歌的、和那个吹口琴的同学，他们是否也都回了上海，还是一辈子留在了那群山之中？
除了上述的那首《弓舞》乐曲，在我生命中还有一首歌也有特殊的地位。那就是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中共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将“反修”斗争推到了最高潮。接着不久，赫鲁晓夫被勃烈日涅夫赶下台。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共大肆宣传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反对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胜利。在此同时，《九评》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此时却正在国内发酵。城市、农村正在分批开展“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气氛被搞得浓浓的。就在此时，歌剧《江姐》面世了。《江姐》取材于当时的当红小说《红岩》，讲的是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故事。剧中主角江姐死于胜利前夕，形象地体现了中共革命烈士如红梅一般不畏严寒，不怕牺牲，不争春光的崇高精神，与毛泽东写于一九六一年的词《卜算子·咏梅》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十分相似，因此歌剧一出即轰动了整个社会。剧中有很多唱段被人传唱，而最有名、最得人喜欢、也最多人传唱的就是这首《红梅赞》。当时这首歌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还清楚记得当年一次聆听这首歌时的情景：那是一九六五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在家里过完春节回到工作所在地的徐泾公社。那天也许我到得太早，办公的地方还没有别的人，就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瞎悠转。那天天色阴沉，朔风凛冽，公社大院前面的场地上空无一人，只有竖立在公社大院围墙边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这首《红梅赞》。高亢激扬的女高音在空中激荡，此时好像是特地播放给我一个人听的。这首歌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但那天我立在寒风中静听，忽然心中若有所感。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满一年，从小受中共政治宣传影响却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心中正澎湃着一股政治热情。那歌词中“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在我看来那是何等高尚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我学习的榜样吗？革命需要献身精神，《红梅赞》成了对这种献身精神最好的诠释。我自问没有江姐那样视死如归的勇气，但也暗暗立志，要努力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做一个时代的革命者。这年十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拉开序幕。第二年春中共发动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同时开展群众性的揭批全国各地“小‘三家村’”和“黑帮”分子的运动，我就以满腔热情投入，结果却伤害了一个不该伤害的同事。虽然我很快觉悟了，但已追悔莫及。事后分析，我的那种所谓革命激情，有一部分就是在那时候听《红梅赞》种下的祸根。不过虽然如此，《红梅赞》作为一首歌曲，我至今仍喜欢它，只是对于何谓“革命”，理解已有不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江姐》不演了，《红梅赞》也不唱了。原因是有人揭发写作《红岩》的作者，以及《红岩》书中一批原来作为英雄、烈士歌颂的人物原型，竟然都是叛徒。《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因此被逼得自杀。随后，毛泽东的党中央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为契机，发出“揪叛徒”指示。于是全国凡地下党出身者全部受到审查。刘少奇的“白区党”差不多成了“叛徒、特务”的同义词。期间被冤屈的不知其数。如我们小镇一位姓车的中学校长，因为“解放”前是一位地下党员，结果也被迫害致死。当时，谁都看出毛泽东是将打击白区党作为打击刘少奇的手段，社会上才兴起了如此大的波澜，但谁也不敢道破。因为这还牵涉到党内不同派系的权力斗争。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后好几年，白区党被平反，歌剧《江姐》才又重新面世，《红梅赞》才又播唱。一支歌、一部歌剧、一本小说，如此深地被卷入党内斗争，在当时文字狱遍地的中国大陆，还是很具典型意义的。
